——国学大师王国维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国学大师之一，一生为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美学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他的生为人传颂，他的死亦震动文坛，成为一个世纪的谜语。他选择投湖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临行前从容而淡定。直到今日，人们还猜不透他的死因……
淡定的投湖
1927年6月2日，著名学者王国维与往常一样，一大早来到他执教的清华大学。这些天，王国维日常的言行并无异常，只是谈论到当今时局时，他的神色会突然变得黯然，流露出一种“避乱移居”的忧思。谁都没有注意到王国维的微妙变化，更没有人想到，他已经作出了一个决绝的人生选择。
1927年，斯时的中国社会改天换日，王国维寄托了终生信仰的清王朝早已衰亡。时局混乱，军阀割据，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仅有的几个好朋友都避难离去：他在精神和生活上的依靠罗振玉携家眷东渡日本，他私交甚好的梁启超在天津静养——此刻的王国维也许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
这天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自己的好友、时任清华研究院主任的吴宓，称自己要外出几天，向吴宓借5元钱。借到钱后，王国维就匆匆出了校门，雇了一辆黄包车急行而去。下午，王国维的家人找到吴宓，称王国维至今没有回家，也从未交代只言片语，更没有听说他要外出的消息。吴宓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急忙与王国维的家人一同四处寻找。后来，众人从一个车夫口中得知一位老者去了颐和园，似是王国维，便一起来到颐和园寻找。
据颐和园的管理人员说，有一位老者约上午10点钟进园，先是在石舫前独坐，又在长廊上徘徊许久，还吸了好多烟。众人循着长廊而去，果然看到一地烟蒂，又看到稍远一点的水中有人影，于是赶紧下水去找。结果，令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王国维的尸体被发现在昆明湖底。昆明湖水并不深，王国维不是淹死的，而是头颅没在泥中窒息而死，尸体被发现时，后背衣衫还没有完全浸湿。
王国维的家人悲痛不已，回到家中整理王国维的遗物，这才发现了他早已写好的遗书。遗书上说：“五十年来，只欠一死。经历了如此世间巨变，我不想再受屈辱。我死后当草草用棺殓葬，葬在清华茔地……我的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位先生处理……我虽然没有多少财产分给你们，不过只要你们谨慎勤俭，也不至于到吃不上饭的地步。五月二日，父亲书。”这封遗书写于王国维投湖的前一天，思路清晰，考虑周全，可见王国维对赴死一事早有打算。投湖前几天，他照常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在学校放暑假的师生惜别会上，他还像往常一样与所有人作别。从王国维的遗书和他死前的种种言行来看，他的死是何等从容与淡定。想必连赴死的方式、时间和地点，都是他早就想好的。当时的颐和园门票价为一元，是比较昂贵的价格，游人稀少，上午时间更是冷清，王国维选择去颐和园投昆明湖是不会有人发现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他的家人发现时，他已经死去多时。而他选择纵身跳入浅湖，埋入泥中，这种自杀方式不可谓不残酷决绝。一代国学大师最终葬身湖泥，真是令世人既震动，又痛惜。
晚清国学大师
有句话说：“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也就是说自己投湖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对自己的一生有所回顾和反省。也许，王国维的奋身一跃正是对这句箴言的躬行。
王国维一生走过半百之年，这期间，他对中国近代学术和文化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但同时，由于政局变幻而导致他信念崩塌的痛苦不可谓不深。只有他的少数几个好友能够理解在他辉煌的学术成就背后那颗落寞悲怆的心。
王国维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字静安，号观堂。他的家乡是才子辈出的浙江海宁，诗人徐志摩、穆旦以及后来的小说家金庸都是其同乡。王国维家境清寒，自幼苦读，考中秀才，但后来屡次应乡试均不中，戊戌变法之后，科举之风不再盛行，王国维也就弃绝科举。
光绪二十七年（1901），王国维受到学者罗振玉的资助，赴日本留学，从此与罗振玉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还结成儿女亲家）。次年，王国维因病回国，不久在罗振玉的举荐下开始教书生活，先后在南通、江苏的师范学校执教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正是从这一时期起，王国维开始了自己的文学自学和研究，即他所谓的“独学”阶段。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国维随罗振玉来到北京，担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等职务，并编著了《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传世巨作。
王国维生活的时期已是清朝末年，晚清政府腐败不堪，内忧外患，气数将尽，然而王国维始终对清政府抱有很强的信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年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王国维随罗振玉逃到日本，始终以清室遗老自居，不肯剪掉清朝臣民的标志——辫子。在日本期间，王国维开始转向史学、考古学的研究，进行了大量的古籍校勘工作。他治学严谨，考证精细，被史学界称为“开一代学风”。
1916年，王国维应邀回国，在上海仓圣明智大学任教授。1923年，苟延残喘的溥仪朝廷在全国招募博学之士，王国维被推荐，到北京担任“南书房行走”一职，享受五品官待遇。但好景不长，次年冯玉祥带兵“逼宫”，将溥仪等赶出了紫禁城，王国维也自然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差事。“逼宫”事件令王国维悲愤交加，他认为这是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曾连同罗振玉等“清室遗老”打算投金水河为清王朝殉葬，后来被家人劝阻未能成行。
1925年，郁郁寡欢的王国维在胡适、顾颉刚等人的邀请下，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教授。他执教期间，用自己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科学的研究方法感染了一代清华学子，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优秀学者。当时，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并称为清华五大导师，正所谓“五星聚奎”。在这一时期，王国维的学术地位达到了巅峰。梁启超赞誉他是“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郭沫若称赞他为“新史学的开山”，胡适称他为“能够融南北（史学）之长而去其短者”，伯希和称他为“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就连一向苛刻的鲁迅先生也认为王国维“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由此可见王国维的学术造诣之深。
然而，这些赞誉终不能抚平王国维内心的伤痕。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潮流更加高涨，国民革命军北上，在王国维看来，时局更加恶化。最终他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言，投湖自尽。
扑朔迷离的死因
尽管人们或多或少都了解王国维心中的苦闷，尽管他曾经誓言要殉清，但最终他真的做出了这个决定，还是让包括他的家人、好友在内的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特别是，王国维投湖自尽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发生直接促成他放弃生命的重大事件。他就如此平静而坦然地走向死亡，留给世人一个捉摸不定的疑团。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种种猜测历来就没有停止过。“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十六个字的遗言看似简单，却难说清其内在含义。为什么“只欠一死”？“此世变”指的是什么？“再辱”是受何辱？近百年来，人们围绕这神秘的遗言以及王国维的一生，对他的死因不断进行探究。
这些猜测大致分为几种说法：一种是“殉清”说，这是最容易想到的死因。王国维一生忠于清朝，对末代皇帝溥仪更是充满一种知遇之情，当清朝覆亡，以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方式自杀殉国以“完节”似乎最合乎情理。王国维的好友罗振玉、吴宓等人均赞同这种推测，鲁迅也曾说王国维“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言外之意也认为王国维自尽是殉清。然而，亦有很多人不赞同这种说法，理由是王国维虽自称遗老，有些愚忠，但并不愿做清朝的鹰犬，像郑孝胥等人为了复辟不惜委身日本政客，这种行为为王国维所不齿。在他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他潜心学术，心无旁骛，他对清朝的愚忠应到不了殉葬的程度。何况他若殉清，为何要在“逼宫”两年后才自尽？为何又在遗书中不表明自己殉节的心志？再反观他投湖前的从容甚至可以说是优雅，实在又不像一个因愚忠而殉葬之人。
另一种说法是“逼债”说，溥仪曾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写道：王国维曾受内务府大臣绍英之托代售宫中字画，后来被罗振玉将字画取走，用售卖得来的钱偿还王国维的其他债务，王国维感到愧对绍英，无法交代，就投湖而死。还有说法称王国维做生意亏本，欠下巨债等，羞愤交加而觅死。“逼债”说是郭沫若提出并考证的。不过，从王国维留下遗书的内容看，即使有债务，也没有重到足以让他自尽的程度。
第三种说法是“惊惧”说，这种说法称，1927年革命军北上，王国维作为清室遗老，惧怕落入革命军手中蒙受侮辱，又怕革命军斩杀留辫子的人，于是干脆一了百了，自我了断。“惊惧”说与王国维的为人处世方式相去太远，很多人都不认同。
第四种说法是“谏阻”说，即王国维投湖是感于屈原投江的事迹，以死相谏，希望唤起溥仪的救国之心，劝阻溥仪东渡日本避难或与日本政客勾结。王国维死后，不少清室遗老也将他的投湖与屈原投江相比，《清史稿》还专门为王国维立了“忠义传”。
第五种说法是“文化殉节”说，这种说法由王国维的好友陈寅恪提出。陈寅恪认为，当时社会动荡，王国维执教的大学校园也不再平静，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遭遇从未有过的浩劫，文化精神不再，所以文化精神所凝聚的学者也要与之同尽。“文化殉节”说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与其说是对王国维自尽的推断，不如说是从一个凝聚文化精神的学者的心态对王国维的选择作一个美好的注解，这种说法在文坛得到共鸣，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过，更多的人认为，王国维的死是以上各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在政治信仰上，他绝望于清室的覆亡；在学术精神上，他绝望于文化的式微；在家业生计上，他又绝望于生无所据的窘迫。这些绝望叠加在一起，让他选择了自沉而死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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