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内幕
“玄武门之变”是唐朝历史上的著名事件。一些史学家认为，唐高祖之所以能坐拥天下，全是太宗李世民的功劳。而李建成和李元吉嫉妒李世民，要加害于他，引来了李世民的自卫，才发生了这次政变。也有人认为这是李建成抢班夺权的表现。现代很多史学家认为，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为抢夺皇位继承权而发动的政变。这次政变也给唐王朝的政治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影响。
矛盾重重
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李渊趁此机会在太原起兵，后来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称帝，也就是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他按照“立子以长”的原则，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同时，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李世民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但也无法改变封建社会确立皇储的普遍原则。因此，他与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之间矛盾重重，甚至相互打击。在《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述中，李世民处于被陷害的局面。
高祖晚年最宠幸张婕妤和尹德妃。李建成和李元吉暗地里讨好这两位妃子，并和她们串通一气。当时，李世民经常在外带兵打仗，妃子们很少见到他。李世民平定洛阳后，高祖让妃子们去后宫游玩。见到珍贵的器皿和华丽的衣服，妃子们便私下里向李世民讨要，还为自己的兄弟求官做。李世民以府库里的东西都已经登记造册入库，而官爵只封给有功将士为由，拒绝了她们的要求，遭到了妃子们的怨恨。
李世民出任陕东道行台后，曾把一块肥沃的田地送给淮安王李神通。而张婕妤也为父亲要这块田。高祖亲手写诏书，将此田赐给张婕妤的父亲。可李神通已经得到了田地，不肯让出来。张婕妤便骗高祖道：“陛下赐给我父亲的田地，被秦王夺去给了别人。”高祖大怒，把李世民叫来责备道：“难道我的诏令还不如你的话管用？”
秦王府的门客杜如晦骑马经过尹德妃父亲家门口，尹父嫌他傲慢，带着家仆把杜如晦殴打了一顿，打折他一根手指。尹父害怕了，便指使尹妃在高祖面前诋毁李世民派手下打伤自己。高祖没有调查便大声斥责李世民道：“你的手下连我的宠妃家人都敢打，何况是百姓呢？”李世民辩解无用，由此益发被疏远了。
《新唐书》中还记述，李建成曾与李世民夜宴，暗地里给他倒了毒酒。李世民饮酒后暴病，连吐鲜血，幸亏淮安王把他送回府。高祖听说世民病了，只是对李建成说：“秦王不能饮酒，以后不要晚上聚会了。”并没有调查事情的真相。
无论史书中的记载如何，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之间的矛盾是公开的，根源便在于王位继承上。
谋划夺嫡
面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进攻，李世民不甘示弱，早早开始筹划夺取继承权。起兵之后，他就开始逐渐网罗人才，培植并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于武德四年（621）设立文学馆，招徕了许多像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人才，号称“秦府十八学士”。武将则有“八百勇士”之称。这让唐高祖极度不满。他曾对宰相裴寂说：“这个儿子领兵时间太长了，在外边专横独断，已经不是我过去的那个儿子了。”
为了消除争夺储位的隐患，唐高祖开始限制李世民的军政大权，并把兵权收回，交给了齐王李元吉。他还将秦王府里的很多人调到外地做官，以分散李世民的势力。
《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李世民平定长安后，府中很多官员被调往外地，让他感觉很不舒服。房玄龄说：“这些人调走得再多也不可惜，但是不能放杜如晦走。这是个辅佐帝王的人才。如果你只想做一名藩王，那就不用管他；如果想经营四方，则非此人莫属。”李世民急忙将已经外调的杜如晦调回秦王府。这暴露出早在唐王朝建国初期，李世民就已经为将来“经营四方”做准备了。
尽管在战争时期，高祖曾口头答应李世民，将来立他为太子。但兵荒马乱的年代，无从考证高祖说此话时的心态和初衷。不过《资治通鉴》记载：高祖曾当面斥责李世民：“皇帝是上天注定的，不是依靠智慧可以获得的，你何必那么急着想要呢！”可见高祖在立太子一事上，未曾偏袒李世民。
李建成为人宽容仁厚，政治军事才干突出。自从太原起兵后，他就一直扮演了继承人的角色，在辅佐高祖处理政务、安定后方等方面起过重大作用，还曾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立下显著军功。他虽然不像李世民那样战绩卓著，也没有大的过失。高祖即便想废掉他，也没有合适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想通过合法途径当上皇太子，可能性并不大。要是想做皇帝，就必须采取非常手段。谋划已久之后，一个发动政变的想法渐渐在他头脑里形成了。
机会来了。突厥侵犯边境，太子推荐李元吉领兵征讨，趁机调拨秦王府的精兵，并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等猛将编入军队。这实际上是在挖秦王府的墙脚。长孙无忌等人都劝李世民先下手为强，以防太子等人利用此机会兴兵作乱。李世民于是入宫秘密奏知高祖，说太子等人在后宫淫乱，并趁机说道：“我没有辜负兄弟，现在他们要杀我，是为王世充、窦建德复仇。”高祖大惊道：“明天早上要好好追究这件事。”
高祖宠爱的张婕妤将此事迅速通知太子，太子找来李元吉问计。李元吉建议整顿东宫的军队，第二天早上称病不去上朝。太子却觉得如果不入朝，无法辨明此事的真假。他没有听从元吉的建议，导致了第二天的悲剧。
血色清晨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的早晨，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接到父皇宣他们进宫的圣旨，策马驰向皇宫。把守玄武门的常何是李建成的手下，此时已被李世民收买。李世民率领的精兵，就埋伏在玄武门中。
两人行至临湖殿时，觉得不对劲，立即拨转马头，要回东宫。李世民在后面大喊两人的名字，李元吉回身张弓搭箭对准世民，连射三箭，没有一箭射中。李世民稳稳地拉开弓，一箭射穿李建成的咽喉。这一箭打破了原有的宁静，为这个悲惨的清晨洒下了第一滴血。
紧接着，尉迟敬德率领七十余名骑兵赶来。李元吉被射伤，从马上掉了下来。李世民的马受惊逃到树林中，被树枝挂住，李世民自己也被困住。这地方离李元吉很近，李元吉不顾伤痛跑过来，夺过李世民的弓，想用弓弦扼死李世民。关键时刻，尉迟敬德赶到，大声呵斥。李元吉想跑到武德殿，尉迟敬德在后边追赶，一箭射死了他。
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和冯立听说李建成已死，悲愤地说：“太子生前对我们恩德优厚，现在他死了，我们怎能不为他报仇呢？”于是率领东宫和齐王府的两千精兵，杀向玄武门。
守门的兵将拼死奋战，将攻门的军队挡在玄武门外。李世民的部下也来支援，仍不能获胜。关键时刻，尉迟敬德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头颅高高挑起，悬挂在玄武门外。攻门的军队见大势已去，只好收兵四散。
唐高祖听到玄武门之变的消息后，惊慌失措，问裴寂等人该怎么办。萧瑀和陈叔达认为，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唐朝建立以来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反而勾结起来谋害李世民。而李世民功盖天下，民心所向，不如就此将国家事务委托给他，既可以减轻高祖的负担，又可以顺应天下百姓的心愿。高祖只好同意了这个建议。
他将李世民召来，父子俩抱头痛哭。随即，高祖颁发诏书，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并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两个月后，高祖宣布退位，成为太上皇，将皇帝的宝座和权力交给了李世民。
位置重要的玄武门
唐朝前期，先后有四次较大规模的政变与玄武门有关，这与玄武门重要的位置是分不开的。长安城的皇宫中，太极宫和大明宫沿南北中轴线对称排列，分为南部的外朝和北部的内廷两个部分。前者主要是皇帝临朝听政、处理政事的宫殿，后者则是皇帝与后妃的寝宫和花园。玄武门是城墙北面的正门，对内廷的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玄武门外还设有两廊，驻扎着宫廷禁卫军。因此，政变的发起者往往选择玄武门为进攻对象，只要控制了玄武门，就相当于控制了内廷，进而控制皇帝和朝廷，从而掌控整个国家。
唐朝梦魇
尽管李世民励精图治，治理国家二十多年后，百姓安居乐业，国库仓廪丰实，形成了著名的“贞观之治”。但这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玄武门之变”中他曾亲手杀害兄长的事实。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对此事件评论道：“唐太宗亲自用弓箭射死兄长，大喊杀死弟弟，当时穷凶极恶，没有丝毫恻隐之心。”无从还原唐太宗当时的心情，但可以从史料中推断出，这件事情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精神负担。
李世民登上帝位后，就追封李建成为息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并下诏按照王子之礼将两人改葬。落葬之日，李世民不仅允许两宫旧部前去吊唁，他还亲自参加了葬礼。
但这并不能舒缓他的心理压力。
贞观十六年（642）四月，唐太宗想看起居注（记录的皇帝言行）的记录，被褚遂良婉言拒绝。第二年，他又要求看起居注，并要求史官将玄武门之变记录成周公诛管、蔡以安定周王室（西周时，辅政的周公诛杀反叛的管叔、蔡叔等人来安定国家）。史官只好按照他的要求修改记录，导致《旧唐书》、《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三部史书对玄武门之变的记录各有不同，甚至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这次政变的真实面目究竟是什么，后人已无法完全再现它的前因后果。
另外，这次政变还为后代开了不好的先例。太宗通过流血政变的方式夺取储位，间接影响到后世储君的地位均不稳定，时有争夺太子地位的政变发生。贞观年间，魏王李泰才华横溢，深得太宗宠爱。他见太子李承乾有足疾，便想取而代之，并暗地里网罗了一批谋士，和太子明争暗斗。
贞观十七年（643），李承乾被别人以谋反的罪名告发，于是被废。这时，最有继承权的是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唐太宗思来想去，决定立比较软弱的李治为太子。他觉得，李泰与李承乾结下深仇，如果李泰即位，一定会杀掉李承乾，说不定还会危及李治的性命。同时，如果立李泰为太子，后人会认为只要采取见不得人的手段努力争取，也可以争得太子的位置，会给后人树立坏的榜样。经历了玄武门之变后，太宗明白，兄弟之情不可因王位而废，而太子的位置也是不可以觊觎的，否则政治将不稳定，国家将动荡不安。
而事实上，从太宗开始，高宗、武则天、中宗以及后代的多位皇帝，都曾废立太子。皇位的继承人难以固定，想方设法谋求皇位的人不能杜绝，往往为此引发政变，如梦魇一般。而追溯它们的源头，依然无法绕开玄武门之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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