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人物简历简介,端木蕻良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端木蕻良是一位仅以21岁的年龄便完成他的代表作——《科尔沁旗草原》的作家;又是一位以70岁高龄的重病之身在奋力从事长篇历史人物小说《曹雪芹》，并有取代高鹗而续写《红楼梦》的雄心与计划的作家。在50多年的创作生活中，他饱经故土沦亡、辗转流离之患，备尝被压迫被摧残之苦;当然，他也同现代一切革命作家和人民大众一样，有过胜利的喜悦和新生活的幸福。
端木蕻良不但写有长、中、短篇小说，而且还写有散文、戏剧、诗歌以及各种论文，可以说他的创作是多方面的，数量也是丰厚的。他的主要著作，于四十年代后期便被译成英文和俄文，开始有了国际影响。自《曹雪芹》(上卷)于1978年问世以来，他的名字便更为人们所瞩目了。
家世及童年生活
(1912—1922)
端木蕻良，原名曹京平，曾用名曹家京、黄叶、叶之琳、曹坪、罗旋、隼、荆坪、金咏霓等。他于1912年9月出生在辽宁省昌图县鸶鹭树村的一个地主家庭里。一个月后，他随着全家搬进了古榆城(即今昌图老城)。他家的所在地，是土质非常肥沃、地域非常辽阔的科尔沁旗大草原。这个地区经济比较发达，清道光年间，广东、河南、山西、浙江一带的商人就往来经商，建立“跨省公司”。随着南方老客的北来，维新派和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传到了这里。他的家原是一个攫有“一两千天(垧)大亩地”①的地主。他家的宅邸四周是土筑的高墙，四角设有炮楼，雇着炮手守护着。这个家庭，把大部分土地租给佃户，自己又雇有大批“年造”、 “车把”、侍女和管事的、管帐的，又经营着钱号、商号、油坊、烧锅、染坊，又与地方官吏相勾结，因此，完全主宰了科尔沁地方的经济、政治命脉。他的曾祖父是清廷的官吏，是这份家业的创建者。对于曾祖，他这样记载说： “太爷是个缓带轻裘的人，他的卧房地上，在东北算是最特殊的，铺了地板，上边用羊毛打了毡子铺了起来，他不穿鞋子，只穿一双毡袜在上面走来走去……而且还搜罗了大量的珍迹古玩。在厢房之间厅屋的紫檀架子上统统摆满”②。这样的家业延续了三代，到他父亲主事时，仍然过着这种生活： “桌上海参、白蘑、银鱼、水蟹……轮流地摆着”①。待到后来，由于日寇的武装入侵和经济渗透，家境便衰落了下来。他的父亲年青时到过南方，接触到一些新思想，崇拜孙中山，所以很支持端木到新学校里去读书。他的母亲姓黄。黄家是一个中等佃户，后来遭到土匪抢劫，外祖父、母死得都很凄惨。他的母亲是被父亲抢来逼着成亲的，因为出身低微，所以过门后每天都“做着奴卑以下的微笑和工作”，从早到晚地伺奉公、婆、丈夫抽大烟、倒溺壶、拭古董……忙个不停。在冬季里，由于在外间一站大半夜，脚冻坏了，她母亲便托人带信让家里送一双毡鞋来;外婆得信即刻送来了，但却被婆婆得知，将人赶走，鞋也被搁置一边。在外婆去世时，母亲要回去哭丧，也遭到婆婆阻拦……②端木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十分同情母亲的凄苦与劳作。母亲为人正直，又会讲故事，她经常把自己的身世和曹家的发家史讲给端木听。每当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母亲总是告诫说： “长大后你要把这些都写出来，让别人知道知道”，“不要让曹家的人这样得意呢!”端木曾拿自己的母亲同托尔斯泰的母亲相比较，认为自己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温暖和教益有如托尔斯泰者然。
由于从小有着这样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以及大草原的熏陶，因而他在思想感情上，一方面有着细腻的似贾宝玉的对女孩儿的钟情以及对这类生活儒雅方面的欣赏;另一方面也有着粗犷的性格和对生活中残忍方面的憎恨。北方的广漠的草原和一望无垠的大地，激发起他无限的爱恋，广大土地上的人民的痛苦，特别是他母亲家族的痛苦，又引起他无限深沉的忧郁和打破这种现状的向往。他在后来回顾他的家世对于他的影响时说：
在偌大的关东草原上，那里的广漠，无比的荒凉，那红胡粗犷的大脸，哥萨克式顽健的雇农，蒙古狗深夜的惨阴的吠号;胡三仙姑的荒诞的传说……这一切奇异怪忒的草原的构图，在儿时，常常在深夜的梦寐里闯进我幼小的灵魂……我看见大地主无餍足的苛索，佃农悲苦的命运，纯良的心……我对于故乡的理解，一切都是惨阴的，这惨阴的影子，永远没有在我眼前拂去……我的美丽的纯良的母亲的被掠夺的身世——一个佃农女儿的遭遇——这种流动在血液里的先天的憎爱，是不容易在我的彻骨的忧郁里脱落下去的吧!而最使我难忘的，是外祖父那和善的脸，慈祥而傲慢，悲哀而倔强……(《大地的海·后记》)
在他回忆大草原给以他的影响时说：
科尔沁地方非常辽阔，远远的望去，总看不到边界。当我是一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我便拉着妈妈的手问“妈妈，为什么那边总望不到边界呢!”妈妈说：“这是大片的土地呀;谁也看不到它的边界!”;
于是我就不言语了，忧郁地看那土地的边缘，想无论如何看出一个边界来。但是我不能够……
土地是一个巨大的影子，铺在我的眼前，使我的情感重添了一层辽阔。 (《我的创作经验》，载《万象》月刊1944年4卷6期)
正是这种情感，奠定了他世界观的基础。
天津、北平就读， 《科尔沁旗草原》
(1923—1935)
1923年，端木随哥哥到天津汇文中学读书。次年，由于家庭经济情况不支，被父亲招回老家自学，后入昌图县中学读书。1928年，他又重返天津，考入南开中学三年级。这段时间里，他一方面接触到新文艺、新思想;一方面又以这种新思想为指导冷静地、自觉地观察分析了家乡的一切情形。他后来说：“如果那几年我不在家，就不能了解东北的情况。那时我只有十几岁，正是我吸收力和感染力最强的时候，为后来创作积累了一些题材”。 (华木彦《端木蕻良访问记》，载1979年香港《开卷》第8期。 )他在汇文中学，读到《晨报副刊》、《语丝》、《创造》、《奔流》、《小说月报》等刊物，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以及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在昌图县中学里，他接触到一位把自画的马克思、恩格斯像挂在教室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教务长;在南开，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不但可以看到北平、上海的书报，而且还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这时，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失败了，革命正处于低潮。而端木在这里，却以学生运动领袖的姿态出现了，他先后担任了学术观摩会会长，南开美术学会会长，南开义塾校长等职务，并编辑了《南开双周》，还组织了“新人社”，出版了《人间》和《新人》杂志。他在《新人》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水生》。
这段时间，端木是热衷于政治活动的。 “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学生中组织了“刻苦团”，后发展成“抗日救国团”，因此，他被学校除名了。于是，他到绥远投奔孙殿英领导的抗日学生军，搞了半年的武装斗争。由于这支部队调往西北，他才来到北平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在这里，他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公祭李大钊烈士的活动，并加入北平“左联”，担任“左联”机关刊物《科学新闻》的主编和《四万万报》的主编之一。《科学新闻》是四开的报纸，刊登国际、国内的文化消息和文艺动态，对文化沟通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份报纸只出版四期，就因其他成员被捕而停刊。这时，端木同鲁迅建立了联系。《科学新闻》每出版一期，他就立刻寄给上海的鲁迅，因而，他也得到鲁迅的回信。①
北平“左联”成员的相继被捕，使得端木在北平无法安身。他就到天津的哥哥家里躲起来。面对国破家亡的危难和求斗争而不得的情势，他不知到哪里，去怎样发挥自己的力量，精神陷入了沮丧、困顿中。但这时，他却忽然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来信。这信是寄到他自设于清华大学的信箱由人转递到手的。其内容是让他在下一期的《科学新闻》上更正所谓茅盾被捕的消息的。鲁迅先生的这封信，唤起了他战斗的欲望，使得他在挫折中感奋起来，在沮丧中找到了以笔作武器的写作道路。这情形，他曾回顾说：
这一封信，使我突然的像看见多年失去了音讯的情人一样。我好象记起了什么我所遗忘的了。那一天，我找到了稿纸和笔，就开始写下了《科尔沁旗草原》的第一页。
象一线阳光似的，鲁迅的声音呼叫着我，我从黑暗的闸门钻了出来，湖水一样，我不能控制自己，一发而不可止地写了那本《科尔沁旗草原》，奠下了我的文学生活的开始。 (《我的创作经验》，载《万象月刊》1944年4卷5期。)
《科尔沁旗草原》是随写随寄给在燕园教书的郑振铎先生去看的。郑先生看后即大加赞许，认为“这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也极好”，并表示“必尽力设法，使之出版”。②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到六年后，即1939年5月，才得以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的《子夜》是被誉为里程碑式的作品。于《子夜》出版当年就完成了的《科尔沁旗草原》，也象《子夜》展现三十年代中国都市的经济生活一样，全面地展现了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从这一点来说，她们堪称为姊妹篇。但由于《科尔沁旗草原》出版时人们的注意力已完全集中在直接描写抗日斗争的文学作品上，故而失去了她获誉的机会。而当我们今天以历史唯物主义眼光来重新认识她的时候，确实是不难发现她的重要意义的。
《科尔沁旗草原》是以作家自己的家世为底本进行创作的。在这部史诗式的作品中，作家通过这个草原上的首富丁家的发家、衰败过程展开了草原二百年间围绕土地开发、争夺演进的画面。小说从山东难民冲破清廷地禁在科尔沁大草原落脚开始，写到日俄战争之乱，写到抗日风暴的突起。一方面，作家将这个大地主的种种发家手段无情地剖露出来;为了土地的兼并，它同官府结纳，进行投机倒把、放高利贷、聚敛商业资本;利用各种迷信手段蛊惑慑服人心，什么宿命论、唯神论、风水、望族、君子之泽、家仙锡福、前世荫骘……不一而足，无所不包。于是，方园百里的农民，几乎都成了它的奴隶。另一方面，作家写出它同东北社会各方面的联系，从而说明它对政治的支配作用。这正如他在该书“后记”中指出的：“这里，最崇高的财富是土地。官吏也要向土地飞眼的，因为土地是征收的财源。于是，土地的握有者，便做了这社会的重心，有许多制度，罪恶，不成文法，是由他们制定的，发明的，强迫推行的。”在这块土地上，农民世代作牛作马，充满了无法自主的悲哀。但这个大地主的若干触角，以及以它为中心结下的社会结构，毕竟经受不住日寇魔爪(包括经济渗透和军事入侵)的扑捉和攻击，开始萎缩、摧折了。人民也就势造反，它终于衰败了。
作家在这个大地主与日寇的对立面，设置了一个“掘墓”的英雄——青年农民大山。他有雄健的体魄、坚定豪爽的性格，也有远大的眼光。他家是丁府的亲戚，但他的父兄们所受的剥削并不比别人差，因此，他从小便充满了对大地主的仇恨。又由于他意外地接触到过“穿长靴的大老俄”(暗指共产党)，受到了启发教育，所以他能从报私仇的境界中解放出来，而自觉地承担起摧毁旧制度和驱逐日寇的双重任务。在小说的结尾处，大山加入了抗日的斗争行列，作家暗示出他将在未来征途中创造出惊人的业绩。显然地，大山是作家理想的化身，大山的方向，代表了时代的要求。
在小说中，作家表达了他强烈的爱憎情感。他把他的爱，寄予给广大土地，寄予了在苦难中挣扎和斗争的人民。在他描写老一代农民的时候，浸透着对他们在旧生产关系长期禁锢下形成的精神负担的深切同情，而对于他们在死亡边缘上勃然奋起的刚毅性格和不怕牺牲精神，给予了热情歌颂。当他描写新一代农民的时候，则赋予他们更多的理想，对他们的刚烈、豪爽、粗犷和一往直前的精神，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他说过：“我每一接触到东北的农民，我便感悟到人类最强烈的求生意志”， “我每当看到那带着牦貉大风帽的车老板子，两眼喷射出马贼的光焰，在三尺厚的雪地里，赶起车，吆喝吆喝地走，我觉得我自已立刻的健康了，我觉得人类无边的宏大，我觉出人类无可形容的美丽。”(《科尔沁旗草原·后记》)在大山的形象里，作家就是注入了这样的情感的。
端木把他的憎恨无情地投掷给霸占土地、剥削农民的地主及其帮凶和蹂躏土地、奴役人民的日寇。在表现这种憎恨的时候，他擅长利用那种带有击发性的情节，诸如弱小者举拳、怯懦者造反等，来获得加倍的效果。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片断：当威慑百里的丁府“大爷”正骑马逡巡秋天田园的时候，忽然遇到一群戏耍的佃户儿童，他们在丁府的地里偷拔萝卜。尽管这位“大爷”并没有去轰散他们，而是满怀兴味地在观尝他们“天真的情趣”，可“刚一回头，……偏偏闯进视线里的，是一个小孩子举起一支峥嵘的小拳头，咬着牙，在对着他的脊背比试”，这使得他“全身都浸在冰水里，从前心直凉到后心”……小小的孩子对大地主尚且如此仇恨，那么，大人们呢?整个贫苦阶级呢?何须待言!
小说中还有一个片断：当“九一八”的炮声响过，消息传到县城以后，群众的怒火再也遏止不住，一气之下便蜂拥般地冲进了一家民愤很大的日本人家里，砸了锅， 杀死他们全家，使得他往日的威风一煞间化为灰烬……
作家这种强烈的爱憎情感，是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中的。
在小说中，作家还塑造了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知识分子丁宁的形象。他同情劳动人民，但又不能给他们以好处;希望农民起来斗争，又不愿意损害自己的利益;憎恨地主家庭的荒淫无耻，而自己又无法超越……这样一个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式人物，无疑地衬托了大山形象的力量。小说中还写到众多妇女的悲惨命运，体现了作家对他们无限的同情。
《科尔沁旗草原》写于1933年。这个年份，意味着这样几个事实：一、在东北，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 日寇已把它变成向中国进行全面侵略的“根根地”。二、在江西瑞金等地，我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以及农村土地革命正蓬勃开展，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些著作中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任务及其方法步骤。三、在国内学术界，以托派为代表的一些人，闭眼不见外敌入侵的事实，竟提出了中国正在资本主义化的谬论。四、在新文学界，茅盾的《子夜》已经出版，而《子夜》正是为了批驳托派的“中国已资本主义化”的谬论而作。在端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他是无法了解到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状况的。然而，他在该书中提出解决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的办法——进行土地革命，却与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领导的实践相一致。小说所揭示的主题：人民所以处在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原因就在他们没有掌握土地。土地虽是他们粗壮的双手开发、播种，但由于地主的欺骗和侵夺，土地反而成了他们身上的枷锁。因此，农民要获得解放，不但要将土地夺回，而且要建立自己的新制度——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的土地革命思想的。这不能不说明端木蕻良创作思想的深刻和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
《科尔沁旗草原》所呈现出的艺术风格是多姿多彩的。他追求构图的宏大，事件、人物与历史追溯的久远，情感抒发的淋漓;但也并不就这么一边倒。在这里，作家能纯熟地运用地方语言，把民族的典雅与细腻，乡土的粗豪与纯朴，欧式的情调与韵味溶汇在一起。
在《科尔沁旗草原》中，作家特别注重氛围的描写。他认为，氛围“是一件事物的磁场，是一件事物在人类心理上的投影”，因此，他是不屑于那种——如同写到主人公的悲哀，而使背景上出现自然界的凄风苦雨，或人世间行乞者的吟唱;在写到主人公的快乐，而使背景上流泻出明媚的春光，或传来儿童的欢歌——这类单弱的表现的。他讲究大背景和小环境的多层次的氛围，让“景”与“事”同时作用于人物心理;也讲究景—人—景、事—人—事的互相交感作用。所以，他能使他的小说，或全篇，或片断，分别罩在各种不同的“氛围”里，有的似舞台——那上面有了布景、灯光与音响之类;有的似画面——那上面如同铺了一层底色，兀地增加了许多厚度， 或阴郁，或明丽，或低暗，或高朗;有的则如加进了音乐的旋律——引起读者情感的激荡。小说的第十五章，当丁宁在作思想斗争：是离家出走，还是继续困守家中——的时候，作家插进了一场久旱后暴风雨全过程的描写，丁宁的苦于现实——向往未来——决心出走的心灵历程与大雨——放晴——暴风雨相对应的发生交感，造成一种在情感上的热烈——静穆——奔放，在节奏上的紧——松——紧的跌宕有致的氛围。作家对暴风雨的描写是逼真的，其发生到结束的过程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而它同人物情绪、思想是那么不可分地交感着，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的安排。这种安排，构成了一种形、貌、声、色俱全的氛围，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作家往往采取利用单一性格互相补充、衬托的手法，来加以突显。大山和丁宁构成鲜明对照。大山的粗犷和暴烈的行动是对于丁宁惰性和懦弱的批判。这种描写手法，可以使一个性格在他逻辑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得到
升华，从而使作家的理想表达得更强烈。
这部32万字的小说，通篇都是用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写成的，这又构成了它的一大特点。在“镜头”的连贯、转换中，故事情节的跌宕是巨大的。前半部的三章，每一跌宕都是50年左右的历史过去了;在后半部，每一转换都是不同内容的画面。这种结构方式，使作品增加了容量，具有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深远的历史脉络;而且又充满了浓烈的抒情意味。不但在结构上，就是在人、景、事的具体描绘上，在人物心理的描绘上，也是采用的这种手法。这难度当然是很大的，唯其这样，才给人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上海——蜚声文坛
(1936.1—1937.9)
1936年1月，端木蕻良到达上海。他是投奔鲁迅而去的，但这时鲁迅已经病重了。他虽极渴慕同先生见面，但终于没有去登门。然而信是常写的，也将这时的几篇作品陆续寄给了鲁迅。鲁迅在同年9月14日给茅盾的信中说：
先前有称端木蕻良的，寄给我一篇稿子，而我失其地址，无法回复。今天见《文学》八月号，有《鸶鹭湖的忧郁》一篇，亦同名者作。因思文学社内，或存有他的通讯处，可否乞先生便中一查， 见示。 (《鲁迅书信集》下卷第1037页)
据鲁迅日记载，端木到上海后同鲁迅书信交往有八次。鲁迅最后一次复信，便是为《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鲁迅在信中说： “一般‘时式’的批评家，也许会说结束太消沉了也说不定，我则以为缺点在开初好象故意使人坠入雾中，作者的解说也嫌多，又不常用的词也太多，但到后来这些毛病统统没有了”。 (《鲁迅书信集》下卷第1065页)
鲁迅这时经常发着低烧，距他的逝世仅有五天了。
鲁迅逝世后，端木跟在送葬的队伍中，心情是无比的悲哀与孤寂。他在《永恒的悲哀》一文中记录了这种心情;在《哀鲁迅先生一年》诗中说： “未接慈渥身先死，夜夜开眼怒秋风。”表达了他对先生的相当深厚的情感。
端木蕻良在上海期间，完成了长篇小说《大地的海》，但直到1938年才得以出版。使得他蜚声文坛的，是他的几个短篇《鸶鹭湖的忧郁》、 《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 《浑河的急流》等。 《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是由鲁迅先生介绍发表在《作家》上的;另两篇是由茅盾、郑振铎先生支持发表在《文学》上。
《鸶鹭湖的忧郁》以沉郁、哀婉的格调、含蓄蕴藉的笔法写出日寇铁蹄下东北人民无法生活的苦难和青年中蕴藏着的反抗情绪。一个中秋之夜，浑黄、迷蒙的月光下，12岁的玛瑙和16岁的来宝为地主看守着豆地。他们在睡梦中被偷割豆子的声音惊醒，来宝挥拳打了下去，不意发现被打的竟是玛瑙衰老的父亲。当玛瑙第二次被惊醒时，却发现是一个小女孩在偷割豆子，原来她的母亲已用身体同来宝交换……于是，玛瑙毫不犹豫地帮着她割了起来。作品发表后，周立波发表评论说，这篇作品“是对‘人民三千万’无苦无忧的‘满洲国’国歌的有力驳斥。这是非常深刻和有力的国防文学的作品。”①
《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写的是“九一八”国耻五周年时， “爷爷”想起在北大营炮声中死去的儿子，以不吃饭来表示祭念的故事，表达了作家对日寇暴行的声讨，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谴责，对年轻一代肩负抗日重任的期望。
《浑河的急流》发表于“七七”事变前的几个月，在那种谈反满有罪、言抗日坐牢的恐怖条件下，这篇作品却旗帜鲜明地反映了浑河两岸人民反满抗日的斗争，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民族英雄的品格。小说以日伪逼迫猎户交纳五色狐皮捐，猎户们无法完成而集合起来进行武装反抗的中心情节展开;小说中的主人公水芹子，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她是至死不降清的金圣叹的后裔，她说： “我们的祖宗有志气。清朝时我们的祖宗不投降，现在清朝不是又来了吗?我们还是不投降……”而且，她的善于抛刀的男朋友金声，将刀一把把地抛在一棵树上，先是抛成“小口木”字样，然后又一齐抛出三把，在口里加一点，在木上加一杠……这种极为机警地刀劈小日本的惊人之笔，是作家对异族侵略者仇恨的高度集中的表现。
上海时期，是端木短篇小说丰收期。其它短篇《憎恨》、《雪夜》、 《万岁钱》、 《遥远的风沙》、 《柳条边外》、《吞蛇儿》、 《被撞破的脸孔》等，有的表现东北人民的苦难与不平，有的表现他们所从事的武装斗争，有的则是反映上海底层人民的痛苦。这些作品相继发表后，端木蕻良的名字在上海文坛受到了广泛注意。不久，他参加了茅盾为首的“月曜会”，其成员有宋之的、王统照、张天翼、沙汀、艾芜、陈白尘、王任叔、蒋牧良、舒群、罗烽等。
在《大地的海》初版“后记”中，作家这样披露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和内容：
接着《科尔沁旗草原》，我写了《大地的海》。我写的都是关于土壤的故事。
但开辟土壤是奴隶的事。家长向他的奴隶们夺取土壤，酋长也向他的奴隶夺取土壤，后来是封君们向封君们侵夺着。……到现在这侵夺随着技术的改进变为更加凶残，更加猛烈……在东方有着卖膏药的浪人们专门夺取别人的土地。
我的故乡的人们则是双重的奴隶。在没有失去的时候，是某一家的奴隶。失去了之后，是某一国的奴隶。
然而当主人们在大观园里诗酒逍遥将土地断送给敌人的时候，这些奴隶们却想用他们粗拙的力量来讨回!
《大地的海》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农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直接描写土地争夺的小说。它在1937年《文学》月刊连载的时候，该刊的“后记”中曾说，这部作品的“作者以他特有的雄健而又冷艳之笔，给我们画出了伟大沉郁的原野和朴厚坚强的人民”，充分肯定了它的感召力。如果说《科尔沁旗草原》具有思辨的意味，那么，这《大地的海》却是具有更强的诱导、激发、号召的力量。它不仅及时地反映了东北人民为保卫土地不惜牺牲的精神，而且揭示出这种精神的来源——人民由苦难而觉醒，经党的教育、组织才奋起斗争。它不仅描绘出祖国东北大地的丰饶、广大、可爱，而且指出它也是淹没侵略者的汪洋大海。
在作家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抗日的全面领导权，东北人民中，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奉系军阀的统治，正统观念还比较浓重。但作家却以他敏锐的观察力透视出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因为农民与土地有着不可割解的亲缘关系，当他们被逼得无法在土地上劳动的时候，也无法再“回到土里去”(死无葬身之地)的时候，他们是会丢掉幻想，奋起斗争的。然而，由于落后生产关系的长期禁锢，他们虽有反抗之意，却无好的反抗之法，——还不懂得怎样联合、组织，有时不免会依靠鲁莽的硬拼。斗争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党也正寻找着可发动、组织的农民。伟大的抗日斗争，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会展开并取得胜利。
小说中写到的由敌人监狱放出，参加筑路劳役的共产党员五丁和工人高丽金，大约是我国自有新文学以来最早的共产党员形象。在他们的教育启发下，农民懂得了不能靠神仙皇帝、必得靠自己才能解放自己的共产主义道理，他们确信了： “我们过的是奴隶的生活呵……我们不在枪弹中死去，我们也得在他们生吞海剥之下死去……这样的死(指在战斗中死——引者注)只有一代，那样的死(指被生吞海剥——引者注)要蔓延三、四代……无数代呀!还得经过同样的这一次，否则，永远好不了!”小说描绘的莲花泡子农民所进行的保卫土地、反筑路斗争是十分悲壮、可歌可泣的。他们用着祖辈相传的笨拙劳动工具——镢头、锄头、铁锨，以及原始的守卫武器——大刀、土枪、长矛等等，同强大的侵略者面对面地展开搏斗。他们不是《八月的乡村》中那暂时脱离生产关系的“武装的一旅”，也不是《生死场》中刚刚起步投奔义军的“二里半”①，而是就地起来反抗、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男女老幼——只有这，才正象征着中国的大地是淹没入侵者的汪洋大海，只有这，才更使入侵者心惊胆寒。在作家反映这种惊心动魄的斗争的同时，也并没有略去人民苦难的现实，而是逼真地描写了三千万同胞犹如被抛入一个蒸人的“笼屉”内一般，正在遭受“抽筋剥皮，榨骨出油”的痛苦。这些描写，是对日本法西斯残暴行为的强烈抗议，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血的控诉，同时，也是对一切尚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一种激发和号召。
列宁说：“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思想、深刻的学说，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他的对象是那些确实愿意动脑筋，但还不够开展的读者，帮助这些读者进行这件重大的和困难的工作，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开步走，教会他们独立地继续前进。”(《列宁全集》第5卷第278页)端木的《大地的海》是实践了这一原则的。
端木蕻良在上海时期的小说创作，反映了祖国的版图变色，乡邦的灾难，有着强烈的地域特点和时代的气息。而且，在所有的小说中，都表现出他深广的忧愤和饱满的爱憎情感。这正如鲁迅先生所期望的那样： “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以反响式的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端木的这些作品同当时的萧军、萧红、叶紫等人的作品汇成一道，成为抗日文学的先导，对当时在全国出现的抗日高潮是一个有力地配合与推动。
大江南北
(1937.10-1949)
1937年，上海“八一三”战起，端木同其他东北作家萧军、萧红、骆宾基、罗烽等人一道转移内地，到达武汉。随着抗日形势的空前高涨，文化工作者的情绪异常振奋。1938年3月，在武汉的文化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文协”的推动下，一批以抗战为题材的小说、诗歌、戏剧出现了。1938年夏，端木同萧红结婚。武汉失守后，他们一同到达重庆。在这里，端木一面在复旦大学任教，一面编辑《文摘》期刊，一面从事写作。他创作了短篇小说《风陵渡》、 《青弟》、 《生活指数表》、《嘴唇》、 《三月夜曲》等，中篇小说《江南风景》、《新都花絮》。皖南事变后，政治形势继续恶化，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强化检查”、 “控制印刷机构”、 “控制纸张”等多种手段，破坏革命文艺活动，使抗日文艺潮流受到很大冲击，革命作家无法再继续工作下去。这时，我们党由周恩来同志亲自布置，把一部分很有影响的、为蒋匪特务迫害的主要对象如茅盾、夏衍等送往香港。端木和萧红也应香港的“东北民主运动领袖”、主办“时代书店”的周鲸文之邀，到香港一起主编《时代文学》杂志。在这里，端木创作了长篇《大时代》(未完)，短篇《初吻》、《早春》，写下了《科尔沁前史》和许多学术论文。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了香港。在战乱中，萧红的肺病日渐严重，端木多方筹措为她治疗，但被庸医所误，使得萧红在年仅31岁的时候便与亲人们、与她日夜思念光复的祖国诀别了。端木安葬了萧红，先后到桂林、遵义、 重庆、 武汉等地，主编了《力报》、 《大刚报·副刊》等文艺杂志， 写了京剧《红拂传》、改编《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为话剧。
抗战胜利后，他在长沙水陆洲任音专教授。1948年秋，又回上海主编《求实》与《银色批判》杂志，不久，又去香港。这时，他写了一些通俗性的歌词如《秧歌调》、 《狗爬径山歌·七姊妹》、 《五四谣》、 《翻身大合唱》、 《北京城》、《起来奋勇前进》等，以与人民更加贴切的文艺形式配合了时代的步伐。建国后，端木回到了首都北京。
端木蕻良这一时期的创作，从内容上看，一种是以他辗转流徙所经历的生活为题材，反映和歌颂全民族的抗日斗争;一种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国民党反动派，描写国统区人民的苦难和不幸，讽喻某些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但也有些改编之作，有离异政治的倾向。而最能代表他这时期创作成就的是长篇小说《大江》和短篇小说《风陵渡》、《生活指数表》等。
《大江》创作于1939年，边写边登在《星岛日报》上。小说着重塑造了两个抗日战士的形象。“铁岭”出生在东北，原是深山里的农民。 “李三麻子”当过土匪。他们汇集到一支转战中原大地的抗日队伍里。在斗争中，他们克服了身上存在着的散慢性，发扬了固有的韧性与强悍。作家通过这两个人物成长过程和这支队伍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的描写，形象地揭示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一伟大真理，从而反映了作家对于中华民族所“蕴藏着的力”的强烈自信。
在这些作品中，他不但着重塑造人物，而且特别着重风情、地质状貌的描写。他是把它作为一种记录、一种存证来写的。这无异是一种号召：人民呵，一定要把它夺回!在《大江·后记》中，他说： “对于精确性过度的爱好，指使我有着接触广泛的或偏僻的知识的必要……为了明确这等的物质和绝对的真实，我甚至对这地带的岩石的断层也有了嗜好”。因此，他极为精细地描写了京郊桑干河上那庞大的“通体是白的” “如同一条朦胧的透明的醉虾”一般的芦沟桥。在描绘中，他标出桥的长、宽尺寸，孔洞数目，写出那上面数不清的精巧的石雕狮子的风姿。而且，由芦沟桥写及从这里通往京中的大道，写到历史年月中这大道上繁华的一切……;在《风陵渡》中，他描写黄河的这一古老渡口的状貌，从河流的颜色、水势，直写到两岸的“如同水牛脊背一样平滑、光润的冲击层的线条”;从天空的颜色，一直写到河中央泛起的泥沙。……在《生活指数表》中，他描绘出“嘉陵江边三角洲的紫棕壤、灰盘土”，甚至写出在那 “红色麦饭似的粘土上流布出的丰饶的禾香气”……他的这些饱蘸情感的风情、地质状貌的描写，同他所表达的主题密不可分。这里饱含着他对祖国土地的深沉的爱恋和因失去土地而引起的辛酸，表现出他强烈的报国心声。
端木蕻良不仅是一位作家，而且也是位学者。他的文学论文《创作和生活》、 《诗人和狼》、 《现阶段的文艺课题检讨》、 《不及格的答卷》、 《我的创作经验》等，都有着真知灼见;他的学术论文《论鲁迅》、 《论阿Q》、《再论阿Q》、《论阿Q拾遗》以及研究《山海经》的《最古的宝典》、 《图腾柱崇拜》、 《羿射十日研究》，还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三十年来文学之流变》、 《论艾青》、《音诗的作家马思聪》、研究外国文学的《心浮私记》、 《雅歌译记》、 《安娜·卡列尼娜》、《易卜生的一种透视》等，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他在文学论文中说：“离开生活便没有创作”，“文学所追求的所记录的所解答的，只有生活，此外一无所有。”①同时，他也认为，“写小说是一种哲学事业”，“文学家是从生活里钻出来的哲学家。”②因此，他赞扬塞万提斯、歌德、司汤达、巴尔扎克、
曹雪芹、托尔斯泰等在作品里所表现出的哲学的“思想性质”。
是的，在民族战争伟大潮流的推动下，端木蕻良跟着党的步伐，追随着鲁迅，的确是赋于了他所熟悉的题材以极大的热情和深刻思想，为我国现代文学增添了新的血液。
《曹雪芹》及其它
(1950——今)
端木蕻良回北京不久，便深入京郊参加农村土改运动，以后又以首钢为生活基地，同工人一起编写厂史，写了长篇小说《北方》(文革中损失)。这时，他担任了北京市文联副秘书长，参加编辑《北京文艺》，并于1952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面对朝气蓬勃的崭新生活，写下了许多热情洋溢和寓意深刻的散文，如《在草原上》、 《花一样的石头》、 《传说》、《节日》等。他的创作，从“憎恨”开始，经历了二十年的光阴，才得以落实到“爱”，他的诗人的气质，在这些优美的散文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十年动乱中间，端木蕻良身心受到摧残。1966年8月的一天，他同老舍、萧军、骆宾基等三十多位作家被集中在国子监院内的石板地上，备受鞭笞之刑。因此，在他本来患有偏瘫症的基础上又得了心肌梗塞症。在粉碎“四人帮”，文艺春天再度到来的时候，他已失去继续体验生活的条件了。于是，他便开始了夙愿多年的题材——长篇历史人物小说《曹雪芹》的创作。
《曹雪芹》的创作，是在他研究《红楼梦》凡四十余年，经过长期的资料搜集和积累的基础上开始的。据作家自己回忆，他还在八岁的时候，就偷看了父亲箱子里的《红楼梦》，当时就感到这位同姓的作家和自己那么亲近①。但他最先的想法并不是写《曹雪芹》，而是改续高鹗的续本。这个想法是四十年代初他在香港时萌生的。他认为高鹗的续本有很多是违背曹雪芹的原意的，而他的续本除保留一些认为合理部分外，将把诸多人物的命运恢复到曹雪芹原来的设计上。由现代人续写古书，这当然是大胆的设想，但熟知端木的朋友们都确信他有这个能力，因而给了他很大支持。但做为续写《红楼梦》的第一步，他认为先把《曹雪芹》写出，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他在北京市委的支持下，由夫人钟耀群协助，怀着饱满的激情开始了这部浩瀚巨著的创作。
《曹雪芹》现正在创作中，我们现在还无法窥其全豹。上卷先是由香港《文汇报》连载，曾在那里引起很大轰动，并导致了“端木蕻良热”。①该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后，二十万册即销售一空，接着又印刷三十万册，也销售一空。
端木在他有关谈论这部巨著的文章中透露了他的立意和设想。在这部小说中，他将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出曹雪芹的思想、性格，以及这种思想、性格形成的时代、社会、文化的诸种原因，和这位伟大作家对中国文化、思想、文学的卓越贡献。他说：
曹雪芹是十分复杂的，他的灵魂深处，打着比哈姆雷特更深的烙印。 to be or not to be，that’s the question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这个思想也折磨着他。上边，他和宫廷斗争梦魔一般纠缠在一起，但他决不是一个怀疑者，更不是一个殉道者。他是一个发现者。他发现，所以他叛逆。
……在曹雪芹面前有过王夫之、蒲松龄;和他同时代的有戴震、吴敬梓。他们通过社会实践，树立了崇高的思想典范。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些，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关汉卿、汤显祖等，都曾为曹雪芹开辟了道路。然后，在曹雪芹手中建立起一座不朽的里程碑。这不仅由于他的天才，也由于时代给他的各种才能和艺术概括的能力。(《写在蕉叶上的信》，载《文汇报》1978年10月22日)
当他谈到《曹雪芹》的情节如何发展时，他说，他将沿着三条线来开展描写：曹家的家世、历史的真实、曹雪芹怎样写《红楼梦》;社会上、下，整个清朝的政治斗争、农民起义、经济形势;还有思想界。①在上卷中，我们已见到曹家的家世一部分，康雍交替的宫廷内部的明争暗斗和社会下层的一般状况，也为农民起义留下了伏线。这里，既有宏大的场面，又有细腻的描写;所采用的仍是他惯用的较为纯熟的“电影式”手法，诸般场景、人物、社会风貌、习俗等等，都如画卷一般幕幕相接，使人大有应接不暇、心旷神怡之感。 “畅春园康熙晏驾，内寝殿允禛夺宫”、 “沈家茶馆暗传消息，崇文门畔诡计讹人”、 “闹汉府占姐忽失踪，得灵签诗婢巧猜迷”等等，都是难得的妙笔，透出作家博大精深的知识和笔力。
写作《曹雪芹》，不能离开《红楼梦》，又不能同于《红楼梦》，这是极难掌握的。但《红楼梦》仅仅写的是六、七年间的故事，而《曹雪芹》则要艺术地概括这位伟大作家的一生。“树倒猢孙散，落得个茫茫大地真干净”之后，作家所依托的就得主要靠各种史料了，因而，我们将在中、下卷里见到曾未见过的历史画面和时代渊源的描写。可以肯定，这部巨著将是对我国红学研究成果的一种概括，是对我国当代文学事业的一大贡献。
如果把端木蕻良的创作生涯按建国前、建国后至“文革”、“文革”至今分为三个时期的话，那么建国前当然是他创作的丰收期。而这一时期的三十至四十年代，更是丰收中的丰收期。在那国土沦丧、人民身陷水火的悲壮年代里，他出手不凡，在所创作的以《科尔沁旗草原》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里，对祖国的广大、美丽的国土寄下了沉厚的嘱托;对人民表达了强烈的爱，对日寇和投降派表达了强烈的恨，而且形成了他的讲究浓重氛围与乡土——典雅——多修饰的语言格调的艺术特点。端木蕻良一直奉行着为人民而创作的原则，在自己所熟悉的题材中深入挖掘，不但努力向生活、向群众学习，而且着意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手法，和吸收外来大师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营养，在中、外，土、洋的结合上追求自己的风格，从而取得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地位。
端木蕻良曾说，作为一个人， “我们是用淀粉质来做薪碳，来供给体腔内应有的温度，我们再用生命来做薪碳，贡给社会内应有的温度，” “为了人类”应“将自己生命里所含有的最后一粒细胞也填到炉火里去。”①他正是坚信着这种信条，虽到晚年，仍忠心不泯，向着艺术的高峰继续攀登着。
注释
附录一 端木蕻良作品集要目
《大地的海》(长篇小说),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初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新版。
《科尔沁旗草原》(长篇小说),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初版,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新版。
《大江》(长篇小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初版,1948年再版。
《曹雪芹(上卷)》(长篇小说),北京出版社1980年1月初版。
《江南风景》(中篇小说),香港大时代书局1940年初版。
《新都花絮》(中篇小说),上海知识出版社1946年初版。
《憎恨》(短篇小说集,共收十篇),上海文化出版社1937年初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新版。
《风陵渡》(短篇小说集,共收九篇),上海杂志公司1939年初版。
《端木蕻良选集》(小说散文集),香港文学研究社1978年初版。
《端木蕻良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初版。
《端木蕻良近作》, (内收散文、随笔、游记、小品、序跋、回忆录七十余篇),花城出版社1983年1月初版。
附录二 端木蕻良研究论著要目
刘以鬯《端木蕻良论》,香港世界出版社1977年出版,收有关论述端木作品、创作经验论文若干篇。
秦牧《漫记端木蕻良》,载《花城》第7期,1980年12月。
黄经伟《<曹雪芹>诞生记》,载《花城》第7期,1980年12月。
任惜时《论端木蕻良的早期小说创作》,载《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2期。
①②参见《科尔沁前史》,载一九四○年香港《时代批评》第60～65期
①②参见《科尔沁前史》,载一九四○年香港《时代批评》第60～65期。
①参见《编辑<科学新闻>的回忆》,载《新闻研究资料》第一辑(1979。)
②《端木蕻良致鲁迅》1936年7月18日。
①《一九三六年的回顾——丰饶的一年间》,载1937年《光明》第2卷第2期。
①《生死场》中的主人公之一,贫苦农民。
①《创作和生活》,载《大刚报·大江》1946年12月14日。
②《我的创作经验》,载《万象》月刊1944年4卷5期。
①刘以鬯:《端木蕻良论》,香港世界出版社1977年版。
①1978年香港《文汇报》上相继发表有关端木蕻良及《曹雪芹》评论介绍文章若干,接着香港文学社编辑出版了《端木蕻良选集》,《大姆指》半月刊还载文对此作了介绍。
①参见华木彦:《端木蕻良访问记》,载1979年香港《开卷》第8期。
①《燃烧——记池田幸子》,载《七月》193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