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人物简历简介,庐隐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一、童年的厄运
1899年5月4日，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的黄举人家一位小姐出世。大院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黄举人的夫人已经有了三位公子，她日思夜盼，希望有个女儿。而今希望变成了事实，她怎能不高兴。黄家的宁馨儿就是后来蜚声五四新文坛的女作家庐隐。黄举人给女儿取名淑仪(树《庐隐的一生》)。但是，意外的事发生了。黄举人的岳父差人传来噩耗： 岳母故世，接女儿回娘家尽孝。刚刚分娩的产妇无法前去，母女不能诀别，铸成终生遗恨。庐隐妈妈对母亲的思量眷念之情，转而迁怒为对女儿的憎厌。在黄举人及全家人的眼里，一时，宁馨儿变成了不祥之物。从此，她就遭了厄运。
由于哀伤过度，母亲的乳汁不足，瘦弱的庐隐嗷嗷待哺，哭声不断。特别是夜阑人静，哭声使黄举人全家不得安眠。于是，她被交给奶妈管育。庐隐满了周岁，仍瘦小孱弱，不久，又长了满身疥疮，痛痒难忍，终日啼哭不止，这更加惹烦了双亲。还是奶妈疼爱她，向主人提出：把庐隐带到乡下自己家里去，等疥疮养好，身体强壮了再领回来。后来庐隐在回忆童年的生活时说：“在我婴儿时代，就不曾享受到母爱的甜蜜”(《庐隐自传》)。
奶妈的家离城二十多里，自然环境恬静优美。奶妈的丈夫是个勤劳、和霭、沉默寡言的农夫，他每天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奶妈有两个女儿，大的叫银姊;小女儿叫小黑，和庐隐同岁。庐隐到了奶妈家里，就像鱼儿游进了大江大海，怡然自乐。她和银姊、小黑，亲如姐妹。庐隐在这里生活了半年，疥疮结了痂，黄瘦的脸庞变得红黑，她结实得多了，性格也愈来愈活泼。
第二年，黄举人出任湖南长沙的知县，行前把庐隐从奶妈家接回。到了家里，庐隐悒悒不乐，她留恋低矮的茅舍，清澈的小溪，血红的夕阳，她更加怀念形影不离的银姊和小黑。在一个浓雾迷漫的清晨，庐隐随全家坐船离开家乡。船儿刚驶入海面，她想起了奶妈、银姊、小黑，放声大哭，哥哥用糖果哄她，妈妈用责罚恫嚇她，仍然不起作用。父亲在船仓里和师爷们商量着公文，哭声破坏了宁静，黄举人一怒之下，迈出仓门，抱起庐隐就欲往碧波中抛去，幸好一个听差过来抢下了庐隐。这件事，后来大人们偶尔谈起，仍不免激起庐隐的悲凉之情。
庐隐六岁那年，父亲病故。三十六岁的母亲不知如何应付人生的大不幸，只得变卖家产和动用父亲历年的积蓄，把丧事办了。从此家道中落，寡妇孤儿，堕入困顿。世态炎凉，使母亲满脸阴翳，无法可想，打电报向北京的舅父求援，舅父是清王朝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得讯后立即派人来接，于是母亲带着二哥、庐隐和妹妹经汉口北上，中遇黄河决堤，被阻搁三个月，始抵北京，住在舅父家。
舅父家的房子大，画梁雕栋，富丽堂皇，还有一座大花园;舅父家人口也多，表兄弟、表姐妹们就有二十人左右。庐隐在这里衣食不愁，但精神上却备受压抑。到舅父家的第二年，拜姨母为师，每天上午被锁在牢狱般的房里读《女四书》。姨母每天教一课书，教完就把房门锁起来，到吃中饭前才打开门听背书。由于年幼贪玩，书有时背不出，因此，被家人和亲友视为笨货。
寄人篱下的生活处处不愉快，每逢舅舅宴请宾客，庐隐就被妈妈锁在小屋里，而表哥表妹却可自由来往于客人之间。多舛的命运和不公平的待遇，使庐隐感到：“我的心，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庐隐自传》);她甚至产生死了也许比活着快乐的念头。
九岁的那年暑假，庐隐被送进北京的慕贞学校住读，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是个美国女人。学生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晚上，五个人挤在铺着竹席子的大木榻上;白天，每餐吃棒子面做的窝窝头，不放油的老咸菜，有时是白水煮茄子，又涩又苦。
慕贞学校校园冷森得像一座寺院，校规刻板、严酷。每天要作礼拜，孩子们跪在地板上，低着头，合着双手，嘴里喃喃的祷告着、忏悔着，宗教像鸦片一样，戕害一群天真无邪的灵魂。庐隐从小失去母爱，心上郁积的痛苦过多，妄想求得解脱，于是在美国校长的诱导下，皈依上帝，成了教徒。
但上帝并未赐福于庐隐，在一次提水上楼时，因为力不能支，扭伤左脚，到医院敷药后，脚肿得穿不进鞋子，医生说要开刀，不得不住进医院，接着红肿的脚上又长疮，并不断的溃烂，只好靠夹着两支手拐走路，在医院治疗半年。慢慢地，可以丢开手拐移步了，这时，她又突然肺管破裂，大吐血，病魔象蛇一样紧紧地缠着可怜的庐隐。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舅舅，姨母，母亲都逃到天津租界上去了，丢下庐隐和两个表妹在慕贞学校，无人过问。这时，慕贞学校要遣送学生，无可奈何，才由一个表哥将庐隐三人送到天津去，与亲人团聚。
庐隐的童年，幸福对她只是一闪就不见了，而厄运却象南方梅雨季节的雨，连绵不断。这对于促使她“早熟”，锐敏她的感觉，认识社会的黑暗，看清世人的真面目，都大有帮助;自然，同时也使幼小嫩弱的心灵承受了过多的重负，留下了累累伤痕，她后来思想和作品中常常流露出来的对于旧社会的不满以至痛恨，对于人生的悲观以至绝望，固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但童年生活的坎坷不能不是根源之一。
二、创作的准备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结束了我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统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很不彻底，但也带来了思想上、文化上某些改革。这时，庐隐已经十四岁，在大哥的辅导和鼓励下，第一次开始作短文。1912年秋，她考上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设的高等小学五年级。1913年春，这个学校扩充，开办一班师范预科，庐隐瞒着家人，取得大哥的支持，改名黄英，悄悄地去报考，居然榜上有名。从此，完全改变了亲友们对“笨小鸭”的歧视，竟然有了“聪明”之誉。
北京女师，校规森严，学生动辄得咎。庐隐好动，为了冲破学校死气沉沉的气氛，她与五个年龄较小的同学，仿明代“六君子”，以“六君子”自称。她们调皮、狂笑，不怀坏心肠的捉弄人。年青人的充满稚气而又无拘无束的举动，无疑是一种挣扎，也是一种微弱的反抗。
在单调枯燥的学校生活中，庐隐产生了读小说的乐趣。她什么小说都看，林译的全部小说，她几乎都读过。开始时是课外读小说，后来上课时躲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国文讲义的下面藏着小说偷偷看。有一次，看得入了迷，竟忘神地噗哧嘻笑起来，惊动了老师，“秘密”被揭破，被勒令坐到前面第一排椅子上。从此以后，上课不能再看小说，她就假装病，去向学监请假，躲在蚊帐里看。如是者三、四次，后来秘密又被学监窥破，以违犯校规被记大过一次。
这一切，都未能减少庐隐看小说的兴趣，她看完了林译的数百种小说后，又搜罗弹词，如《笔生花》、《来生福》一类的书来看。她总是每天手不释卷，她的抽屉里，枕头下总藏着各种各样的小说。因此，大家叫她“小说迷”。这“小说迷”，后来成了小说家，其中的联系，不言自明。
也是因为看小说，引起了她爱情婚姻上的一场风波。庐隐姨母的一个亲戚，名叫林鸿俊，东北人，原在日本读书，父亲死后无法继续求学，便投奔庐隐的姨母，拟在北京找工作。一次林把新买来的《玉梨魂》借给庐隐看，使庐隐深受感动。此后，两人感情日深。不久，林鸿俊向黄家求婚，庐隐母亲反对。后来，在庐隐的坚持下，母亲继而提出条件：待林鸿俊大学毕业后才能结婚。于是，庐隐终得和林订婚。
庐隐中学毕业时，大学还女禁未开，升学不成;同时，庐隐母亲希望女儿能从经济上帮助家庭。1917年秋，庐隐到北京一所女子中学担任体操教员，兼任家事、园艺课程。这是她第一次走向社会，她看见校长的办公室很杂乱;她看见满脸脂粉、俗不可耐的训育主任，觉得滑稽可笑。但她还是兢兢业业地上体操课，全力以赴地筹备学校运动会。但不久，学生对她的教课有了意见，她不能无动于衷，学期末，只好悄悄的辞职。
接着，应同窗好友舒畹荪之邀，出任安徽省立模范小学——安庆实验小学教员，在那里担任体操、国文、习字、历史、地理等课。该校校长舒畹荪办学认真，委任的教职员也较称职。庐隐努力工作，深得学生好评。因为她生性好动，慢慢地感到平静的生活无趣，一学期后，返回北京。
经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推荐，庐隐又赴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开封女师是所因循守旧的学校，校政腐败，庐隐和一位姓杨的老师刚到校，就受到包围排挤，那些脑袋像阴陈木的旧教员和思想僵化的学生把新来的庐隐和杨老师，视为危险人物，认为她们的言行，是对名教的反叛。而那些旧教员更怂恿学生，用怪字僻典去作难庐隐，使她无法再呆下去。一学期后，愤然离职。表姐妹们戏谑地称她为“一学期先生”。
庐隐厌倦了教员生涯，渴望到大学深造，但无法筹措升学的费用，在朋友的劝导下，不得不仍回安庆小学教书，半年后，积攒了两百块钱，再度回到北京。两年的教书生涯充满坎坷，使她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使她原来那颗受伤的心，更沉浸在悲哀的冰水中，戴上灰色的眼镜来看世界。这在她后来的创作中，也留下了痕迹。
1919年秋，庐隐以旁听生名义，进入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学习。和她同时作为旁听生进校的，还有苏雪林。年底大考，她俩的学业成绩均为最优等，被转为正式生，取得学籍，享受官费待遇。得与冯沅君、程俊英等为同窗学友。
经受“五四”反帝反封建风浪洗礼的女高师，面貌焕然一新，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在学生中传播。庐隐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沉湎于五光十色的“主义”之中，囫囵吞枣地接受着这些新东西。同时，积极地投身爱国运动中。她后来回忆道：“我整天为奔走国事忙乱着，——天安门开民众大会呀，总统府请愿呀，十字路口演讲呀，这些事我是头一遭经历，所以更觉得有兴趣，竟热心到饭都不吃，觉也不睡的干着”(《庐隐自传》)。不久，庐隐被推举为学校学生会的干事。随后，北京成立福建学生联合会，她又被推举为女师大福建同乡会的代表，继被选为大会的副主席和《闽潮》的编辑。在福建学生联合会中，认识了北京大学的法科学生郭梦良。1920年春，庐隐加入了郭梦良、徐六几等发起的“一个秘密团体，叫作社会改良派，英文叫作Social Reform，简称SR，一共有十五个人，每星期聚会一次”(《庐隐自传》 )。庐隐参加了该团体在万牲园的豳风堂召开的成立大会(庐隐《郭君梦良行状》 )，从此以后，“他们便时常送我些社会主义的书看，并常常和我通信讨论，因此我的思想真有一日千里的进步了，我才了解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责任是那么大，从此我才决心要作一个社会的人”(《庐隐自传》)。在SR团体中，庐隐与郭梦良志同道合，过从甚密，感情渐深。
随着思想的不断进展，生活也更加充实。在学校里，庐隐与四个志趣不凡的同学程俊英、王世瑛、陈定秀，自称“四公子”，她被封为“孟尝君”。她的三个好友，分别成为了她的成名之作——《海滨故人》中的模特儿，其中的宗莹、云青、玲玉就是她们的化身。这时的庐隐，在茁壮地成长着。她向往新的生活，追求个性自由。但这时，林鸿俊大学毕业了，写信劝她思想不要太新，不必参加社会活动;同时告诉她，自己要去考高等文官。庐隐收到信后，认为工程师却去做文官，简直庸俗、滑稽。由于两人思想相去甚远，感情也日益疏远、恶化，在庐隐的坚持下，解除了婚约。
三年的大学生活，提高了庐隐的思想水平，学业上更日益精进。刚入大学，她的第一次作文，就受到国文老师的赏识，认为它“立意用语别具心裁，非好学深思者不办”(《庐隐自传》)。并将它选入学校编辑的《文艺观摩录》。这时，庐隐产生了创作小说的欲望。第二年，她躲在图书馆里，试作自传式的长篇《隐娘小传》，据刘大杰介绍：这部小说描写作者“幼年时代的故事。受了《断鸿零雁记》那种小说的影响，《隐娘小传》，也是用伤感的文言写的”。后来，因觉“隐娘这名字不雅，换成了庐隐这两个字”(刘大杰《庐隐回忆记》)。《隐娘小传》只写了一半，就流产了。这时候，庐隐开始在《晨报副刊》、《批评》、《人道》等报刊上，发表一些论述妇女解放、思想革新和人生价值的文章。
1921年1月，庐隐“做为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参加了1921年1月4日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著者)来今雨轩举行的成立大会”(肖凤《庐隐传》)。她的入会号数为“13”，是十二位发起人之后的第一个会员，同时，也是文学研究会读书会里小说组的组员。当她的短篇小说《一个著作家》脱稿后，郭梦良邀集爱好文艺的朋友，在来今雨轩开茶会进行讨论，征求苏雪林的意见，苏说：“游夏不能赞一辞!”这句话使庐隐顿时色变。会后，庐隐将此稿寄给茅盾，很快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从而增加了庐隐创作的兴趣和自信力。自此以后，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在大学的三年里，她写了十几万字的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说，也有游记、散文、诗歌等。
1922年秋，庐隐毕业于女高师。按照学校规定，毕业生在结业前夕应到各地观摩中小学教育，庐隐和部分同学于四月动身赴日本。在西京、东京、大阪、奈良、日光等地，参观了日本的各类学校，游览了日本的湖光山色。在日本期间，她每天记日记。回国后的几年中，还写了不少的散文、游记。如《碧涛之滨》，“作为游横滨的一个纪念”，作者描写了“奔腾的海啸，澎湃的松涛，还有那风动芦苇刷刷地声浪”;怀着深情记下了她和日本友人小酉的情谊，他们“用不着人们介绍，也用不着剖肝沥胆”，凭着两颗天真的赤子之心，彼此了解，成了很好的朋友。《华严泷下》记叙了作者对华严泷的观感，面对三千尺的大瀑布，满目飞烟软雾，使人不能忘怀。在这些散文中，代表作当推《扶桑印影》。作者用朴素无华的手法，分五个方面，翔实地记叙了日本的政治、思想、教育、风土人情和名胜风光。在《风景》一节中，介绍了西京的清水寺、琵琶湖;日光的十六景;宫岛及红叶谷等地。作者面对青山的倩影，松涛的幽韵，赞不绝口。在《教育》一节中，总结了日本办教育的优点是内容充实，办事认真;日本女子教育的最大缺点，是对学生“就是专让她作贤妻良母，而不叫她作人”。在《风俗》一节中，记叙了日本儒教色彩浓厚，举国崇尚君臣父子五伦之理和男女极不平等的风习。在《日本的思想界》一节中，作者为我们介绍了三个人：“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也就是激烈派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一个是改良派的山田ヮカ女士”;“一个是为第四阶级努力的文学家秋田雨雀”。在《日本最近国民外交的政策》一节中，作者揭穿了日本政府提倡所谓“中日亲善”的实质，指出：“专想利己的中日亲善，恐怕中日永远没有亲善的一天呢!若专靠着这个为外交的手段，不久也是要失败的!假面目永远是要露出来的呢!”《扶桑印影》还介绍了作者离开日本后，经朝鲜、过平壤、以及到达奉天、大连、旅顺等沿途的见闻。这篇游记，读来亲切，自然，虽不甚精练，但除文学价值外，因有实地考察报告的特点，具有一定历史文献的价值。
庐隐在艰难地前进，尤其是大学阶段，这是她一生中不可多得的充满阳光的日子。她在女高师毕业时，实际上已开始具备了成为新文学作者的基本条件。
三、文坛新人
庐隐和她的作品，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她受过五四时代风雨的洗礼，有着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也有一定的生活经历，再加上大量阅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五四”前夕开始出现的新文学作品，这一切，为她进行创作准备了条件。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收创作十四篇，作者以清丽的抒情笔触，描绘了那些开始冲破封建狭笼的女知识青年，对于爱情、自由、个性解放、人生真谛的探索和追求，欢乐和忧虑，真切地袒露了她们的灵魂，感情的流波。在这些篇什中，她的代表作《海滨故人》尤为成功。作品写露沙、玲玉、莲裳、云青、宗莹五个知识女性，她们是莫逆之交，共同来到海滨避暑，“她们对着白浪低吟，对着激情高歌，对着朝霞微笑，有时竟对着海月垂泪”。这时，她们天真无邪，于世无涉。不久，接二连三地堕入情网：云青与蔚然相爱，但受到家庭的阻拦，蔚然与另一女子结婚，云青遂回到老家，谢绝一切交游，闭门研究佛经，以读书自娱，出世思想日增;宗莹与师旭恋爱并结合，婚后宗莹大病，病癒身体孱弱，精神更为萎靡，生小孩后再不想插足社会，与世奋斗;玲玉和莲裳也一样，婚后沉缅于小家生活，过去的抱负与豪兴俱逝;唯有露沙“生性爽宕，明知世路险峻，前途多难，而不甘踯躅歧路，抑郁瘦死”。露沙系庐隐自己的写照，露沙的家庭、幼年、童年、求学生涯以及与梓青的恋爱，与庐隐的生活十分相似，故不少人说： 《海滨故人》系作者的自叙传。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五四”前后，一群受过新思潮薰陶、但思想上还存在不少旧意识残余的女学生，对于“人生究竟是什么”的探求，作者细致、逼真地描写了她们对人生聚散无定的伤感，描写了她们理智与感情冲突时的苦闷;描写了她们在爱情漩涡中的甜蜜、烦恼和不安;这一切，正是那个时代，这一类型青年身心的速写。有人说：“庐隐和许多五四时代作家的作品一样，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对于旧有传统的一种反抗，也是那个时代青年人，自己制造出的一些矛盾，一些悲剧”(蔡义忠《一生坎坷的庐隐》)。这判断是不错的。
应该指出，庐隐的早期作品，并非只是写自己和身边的朋友，“她比她同时的女作家是进步了一些。比方某处一座精雅的旧邸，有些女作家只关在那邸内的茜纱窗下谈家常，而庐隐已经跑下楼来在院子里和男男女女捉迷藏。她的世面已经比那些女作家宽阔”(碧遥《庐隐的印象》)。庐隐的创作，取材较广，提出的社会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如：农家少女被财主摧残致死(《一封信》) ;小学生因爱国而遭屠戮(《两个小学生》);纱厂女工的痛苦(《灵魂可以卖吗》 );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罪恶(《月下的回忆》 );此外，还有未收入小说集的《王阿大的死》，通过牌州街上开茶铺的王阿大一家三口的惨死，反映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不难看出，当庐隐开始步上创作之路时，她的目光并不囿于抒写自我，也面向社会，面向人生，作品取材并不狭窄。这些早期作品，尽管发掘不深，技巧上也不免幼稚，但我们从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的横断面中，也依稀可见时代巨轮滚过的辙迹。
从《海滨故人》收集的作品，我们看到社会污浊，环境险恶，权势、金钱、传统观念在主宰着世界。在这里，青年们合理的愿望受压抑，被扼杀，劳动者和善良正直的人遭不幸。作品中偶尔也迸发出冲击的火花，然而更多的是哀伤和叹息，愁云和惨雾。作者说：“在这本册子里，充满了哀感，然而是一种薄浅的哀感，——也可以说是想像的哀感，为了人生不免要死，盛会不免要散，好花不免要残，圆月不免要缺，——这些无计奈何的自然现象的缺陷，于是我便以悲哀空虚，估计了人间，同时，又因为我正读叔本华的哲学，对于他的‘人世一苦海也’这句话服膺甚深，所以这时候悲哀便成了我思想的骨子，无论什么东西，到了我这灰色的眼睛里，便都要染上悲哀的色调了。……我并不想法来解决这悲哀，也不愿意指示人们以新路，我简直是悲哀的叹美者”(《庐隐自传》)。这里，道出了她早期作品的特点，一方面是对社会不满;一方面是止于悲哀和叹息。
在创作了上述作品后，庐隐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1923年与郭梦良的新婚，使她一度沉湎在柔情蜜意中，曾搁笔半年未曾创作，所以她的挚友石评梅不得不鞭策她：“在锦帷绣幕中，较量盐米柴油之外，要承继着从前的希望，努力作未竟的事业”，“为了大多数的同胞努力创造未来的光荣，不要去觅‘乡村生活’，‘淡漠名利’，为了私情而抛弃一切”(波微《心海·(三)露沙》)。这时的庐隐，犹如“栉风沐雨的苍松，化作了醺醉阳光的蔷薇”(波微《心海·(三)露沙》)。可是不久，郭梦良病亡，庐隐陷入了巨大的悲戚中。以后的三年，她又遭人生的不幸，母亲去世、挚友石评梅病逝，亲密的大哥又去世。亲友相继离开人间，使她沉浸在茫茫的悲哀大海里。在1925年9月发表的《呓语》中说：“我近来心境颓唐慵懒已极，当年那些栉风沐雨，挺然不拔的豪兴，都与日月俱逝”。她这时期所写的作品都收集在《曼丽》和《灵海潮汐》两个集子中。
1927年结集、1928年初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曼丽》，取材略广，感情和认识渐深，技巧近于圆熟，文字有《海滨故人》之长而无其粗率之短。这个小说集虽然仍以向往光明然而终不免幻灭的女性为主要描写对像，但也出现了挨打受骂的小丫头(《西窗风雨》)、含辱受侮的女伶(《憔悴梨花》)、善良的老农妇(《房东》)、被监禁的革命者(《生命的光荣》)、壮烈牺牲的烈士(《秋风秋雨愁煞人》)。作家对他们寄予了真挚的同情和崇高的敬意。《曼丽》的表达感情的方式也与《海滨故人》有些不同，正如瞿菊农在《曼丽·序》中所指出的：“《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热烈的感情，对于人生的感觉是直接的;在这本集子里，所表现的感情是很深挚的，对于人生的感觉，似乎比较深切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炼工夫。……从前是春夏之气，现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作者在《曼丽·自序》中也承认：这些“是在我从颓唐中振起的作品，是闪烁着劫后的余焰，自然是光芒微弱，但是这星星弱火，只要努力扎挣，也许有势可燎原的一天”。
《灵海潮汐》收入十一个短篇，它的思想内容和基调与《曼丽》相差无几，作品“渲染着更深的感伤——这是由伤感的哲学为基础，而加上事实的伤感，所组成的更深的伤感”。《灵海潮汐》描绘的仍是“不容于这世界的放浪人”，吟咏的也仍是“游戏人间”的旧调，弥漫着更浓重的悲观、厌世气氛。
在1927—1929年间，庐隐创作、发表了两个话剧： 《牺牲》和《冲突》。前者写性坦、敬梓同时爱上了利侠，作品肯定了性坦的“为他所爱的人牺牲这种精神，比什么都有价值”。后者围绕着朱丽芬处理革命与恋爱的矛盾，反映出“人间永远只有缺限呵，情与理永远是冲突的”。这些多幕剧，从思想上看，仍然没有突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情，理智交战的范畴;在艺术方面，尚有可取之处。
四、山穷水尽疑无路
庐隐说：“我觉得我悲哀的哲学，和悲哀的生活已经到最高潮，这时节我若不能死，我不论对于生活上和作品上，都有转变方向的必要，——因为我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又说：“到了我作《归雁》的时候，我的思想已在转变中，我深深的感到，我不能再服服贴贴的被困于悲哀中，虽然世界是有缺陷，我要把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来，纵然这只是等于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梦想，但我只要有了这种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上便有了光明，有了力，所以在《归雁》中，我有着热烈的呼喊，有着热烈的追求”(《庐隐自传》 )。的确，《归雁》里有追求，也有呼喊，但作者前进步伐不大，也还不敢放声高呼。
长篇小说《归雁》，最初于1929年在《华严月刊》上连载，它通过从3月4日到9月9日半年的日记，记述了一个恋爱故事。女主人公纫青，在丈夫元涵死了之后，犹如一只飘零的孤雁，从南方回到自己长大的第二故乡北京，寄住在姑妈家里，不久，与剑尘相识。由于剑尘的热烈追求，使她死灭的爱情又残灰复燃，纫青想冲破封建思想的藩篱和世俗的罗网，但最后的结局是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屈伏在旧势力之下，“那一只受了伤的归雁，仍然负着更深的悲哀从新去飘泊了”。
纫青，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一种代表。“这样的女性不仅在生存的道上仿徨不安，就是在恋爱的园里同样也是仿徨不安;她一壁需要爱情，一壁反以旧道德观念压制自己”，“她遇事便仿徨不定，缺乏挣扎力与反抗性，竟至颓废浪漫、而终竟消沉”(贺玉波《庐隐女士及其作品》)。作品“记着了她的心怎样的被异性的恋爱的心所撼动，她自己又怎样的几次三番在内心冲突着。爱与不爱的冲突，在这部小说里，就是被描写的重心。她自己的挣扎，她自己的烦闷，她自己的动摇与莫决，一切一切，都被活泼的表现了”(黄英编《庐隐》)。这种怯弱的情况，纫青自己也不满意，她自责：“我真浅薄!我真值得咒诅!我永远不能赶出心头的矛盾的激战”!由于纫青强压内心的真正的爱，对剑尘故意疏远、冷淡，剑尘遂另有所爱。最后，纫青带着说不出的怅惆，负着更重的悲哀离开了。
我们判断一部作品，不能仅仅根据它写了什么，而应从它如何写，从它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出发，发掘其隐藏在表象后面的真义。从《归雁》来看，作者对纫青，主要是肯定，倾注同情，但也有责备，有批评。肯定她正直的品格，合理的渴望，批评了她的犹疑不决，陷入矛盾而不能自拔，不敢大胆冲破旧意识的桎梏。纫青的自责、懊恼及其悲剧结局，本身就包含着对她的精神状态的否定。
1929年春，庐隐认识了清华大学的学生，青年诗人李唯建，他们情趣相投，两人的关系逐渐由友谊进而为恋情。黄、李的恋爱遭到世俗的非难，亲友的反对，主要是因李比黄小近十岁。
《云鸥情书集》收集了庐隐和李唯建的六十八封来往书信。庐隐自称冷鸥，唯建号异云，这部情书集就曾题为《云鸥的通讯》在1930年2月至4月的天津《益世报》上连载。王礼锡在《序》中指出：
庐隐对这社会是不惯，社会对庐隐尤其是不惯;庐隐对社会的不惯，是有她的‘谁管得着?’的办法去处理，而社会对庐隐却是冷嘲、热讽，明枪，暗箭作四面的环攻。
这‘不惯’，不仅是庐隐个人的问题，是新的与旧的社会的矛盾的表现，加上庐隐的强烈的个性，这矛盾就表现得特别的明显。……这样天真的毫不作伪的转变，在目前无论那一方面的阵线中，却很难寻得这样勇敢的份子，虽然，这是个人的挣扎，而不是两个队伍的争斗。
这里，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作品的意义和局限。
冷鸥写给异云的二十九封信，是从心灵深处传出的爱的电波和讯息，都非常真诚、坦率，因而读者感到格外亲切。庐隐说：“这是一本真实的情书：其中没有一篇，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当我们写这些信时，也正是我们真正的剖白自己的时候，在那里可以看出，我已不固执着悲哀了，我要从新建造我的生命。我要换个方向生活，有了这种决心，所以什么礼教，什么社会的讥弹，都从我手里打得粉碎了”(《庐隐自传》 )。
黄庐隐和李唯建，一个是寡妇，一个是未婚男子，他们真心互相爱慕，自由结合，应该是理想的婚姻。但在二十年代封建思想意识占统治地位的中国，黄、李被视作怪物，他们的结合被认为是逾矩，社会环境给了他们许许多多有形无形的巨大压力，而他们为了追求“合拍的心”，“融洽的情”，不得不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世俗的偏见，不做父母的傀儡，不做金钱、权势的奴才。这样，不管黄、李思想上有过多少矛盾，实质上是新思想与旧社会的矛盾。对《云鸥情书集》，主要应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和估价它的意义与价值。
从作者的创作道路看，《云鸥情书集》较《归雁》，积极因素更多一些。后者主要是哀叹，而前者更多的是抗争。《归雁》的主人公，最后是一只归雁，负着过重的悲哀的重载，消失在布满阴霾的空中;而冷鸥，则“无论海雾如何浓厚，波涛如何猖獗”，克服了徘徊歧路的迟疑，冲上前去，终于取得初步的胜利。
1930年秋，庐隐和李唯建赴日本渡蜜月。旅日期间，她写成小品一组，名为《东京小品》。庐隐说：“共拟了二十个题目，而我只写了十一篇，便回国了。其余的九篇虽有题目，还没有工夫把她写齐”(《庐隐自传》)。
1936年出版的《东京小品》，系小说、小品、杂文合集，收了上述十一篇小品外，还有七篇短篇小说、十四篇杂文。此集中的小说，特色不突出，杂文倒有很值得称道之处。它表明：庐隐在三十年代，虽然与当时的革命作家思想尚有不小的差距，但她并非钻进艺术象牙之塔中的文人，也不是只写一己的悲观的作者，她也有斗士的一面。在杂文中，一部分是直接针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发的。《丁玲之死》是1933年她听到当时失实的传闻而作。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她敢于发表对胡也频、丁玲怀着敬佩之情的文字，这本身就需要勇气。这是一篇声讨白色恐怖的檄文，是一封向公众宣布的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的抗议书。在客观上，它是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反动派的。《灾还不够》、《监守自盗》、《代三百万灾民请命》等篇也都针对黑暗的社会制度和国民党的官吏的贪污、腐败而发，并且寄希望于人民的觉醒、反抗。《监守自盗》指出：“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衮衮诸公，因此失地万里的将军，涂炭人民的元帅，尽可以挟带金宝美姬，逍遥于法外，当政诸公，连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当得知黄河决口，广大地区变成泽国的消息时，作者奋笔直书《代三百万灾民请命》，对一小撮租洋房、坐汽车、讨小老婆的吸血鬼，进行无情的抨击。《屈伸自如》虽系泛论，实则勾勒出一副百丑图。
不过，也应指出，庐隐的杂文，是仅仅凭着正直、民主的意识而发，作品思想的高度和深度都有明显的不足。有些作品偶或有些对于政治的天真幼稚的看法，这在《今后妇女的出路》中，就有典型的表现，文章说：
……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这就是我唯一的口号了。
这种认识，还停留在“五四”时期一般人的水平，局限性是很明显的。鲁迅在1923年就指出：如果社会制度不改变，妇女没有经济权，难免不做傀儡，出走不是堕落就得回来。有的杂文还流露出对反动统治者的幻想，所以在《代三百万灾民请命》中，为了灾民能活命，作者竟寄希望于打着救灾幌子，大饱私囊的反动者身上，发出“请办赈的大人先生们，破格的克己点吧”。这固然表明作者的善良的心，但也反映出她政治上的幼稚。
在这个小品、小说、杂文合集中，艺术上出色的是小品部分，即题为《东京小品》的一组文字。这些小品文，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日本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有的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如咖啡店女招待，生意冷淡，曲意笑脸迓顾客，至于妓院，妓女更如生活在地狱里;有的记下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年代，能如此对中国人友好深情，难能可贵。至于扶桑风光，庙会盛举，东瀛习俗，写来也有特色。
茅盾指出：“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茅盾《‘庐隐论》)。的确，庐隐毫不掩饰自己的思想感情，她常常从一些人和事和物，联想到自己，并直接袒露出自己的心胸。当逛庙会时，就联想到自己童年在慕贞学院皈依上帝的一幕。这种联系自己，或者说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融进去的写法，使作品增加了亲切感，那些议论也不致使人觉得枯燥。虽然作者在日本只是作短暂的逗留，即将回国，但却时时誊念着祖国，在井之头公园，庐隐仿佛是被摒弃在异国的飘泊者，“晨夕常怀着祖国，希望得些国内的好消息。”“想到树叶凋落的北平市，凄风吹着，冷雨洒着那些穷苦无告的同胞正向阴暗的苍穹哭号。唉!破碎紊乱的祖国啊，……这一切我都深深地怀念着呵”!祖国儿女忠诚的心，殷殷之情，使人怦怦心动。在较杂的《东京小品》一书中，这是很可珍贵的部分。
庐隐从日本回国后，寄寓西子湖畔半年，在这里，“写了许多短篇的东西，如……《玫瑰的刺》、《苹果烂了》诸短篇，集成一册，名为《玫瑰的刺》”(《庐隐自传》)。该书于1933年3月，由中华书局初版。它收作品十篇。
《地上的乐园》曾由诗人于赓虞改名为《人间天堂》，分别于1929年11月和1930年1月，在天津《益世报》上连载，并在该文前加一小引：“关于这篇创作，就作者个人的作风上说，已到成熟之点，就作者艺术的思想上说，已没有什么欠缺，并且作者以象征的文笔，把爱的理想道破了。作者自认这是一篇比较满意的作品”。苏雪林也非常称赞它，说：“《地上的乐园》更可算一首哀感顽艳的散文诗”(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地上的乐园》是一篇童话式的寓言小说，它通过杜鹃、布谷鸟、喜鹊、黄莺、夏蝉、班鸠、云雀、夜莺以及猫头鹰、乌鸦、等动物，描写了杜鹃姑娘和夜莺诗人的恋爱故事，他们排除种种阻碍和破坏，经受了许多考验，超越时空，要在地上建立一座人间乐园。“在这所乐园中，永远浮泛着纯真的微笑，超然的神韵，有时显示着无限的幽默，有时是闪烁着生命的光耀”，始终是美满与和谐。很明显，这正是作者所渴望的爱的理想王国的象征和反映。“然而那只是一首美丽的空想的‘诗’，而且是‘神秘’的‘诗’”(茅盾《庐隐论》)。在旧中国的国土上，是不可能有的。死神敲开了乐园的大门，带走了杜鹃姑娘。“从此，乐园中失掉了娇羞与温馨，依然变成一片荒凉的秋原”。
《地上的乐园》以委婉的笔调，曲折，波澜迭起的情节，充满浓郁的抒情味吸引着读者。蜜样的柔情中夹着淡淡的哀愁，颇有特色。
收在该集中的《玫瑰的刺》也清丽可爱，她包括七个小篇章。这些近似散文式的小说，是作者在西子湖滨客居时那段生活的真实反映，“这些片断正象是长在美丽芬芳的玫瑰树上的刺，当然有些使接触到它的人们，感到微微的痛楚呢”!作品有些认识也还深刻，如《捉贼》中说：“世界上只有小贼才是贼，至于大贼偷名偷利，甚至于把国家都偷卖了，那都是人们所祟拜的大人物，公安局的人连正眼都不敢觑他一觑呢”!这讥刺，泼辣有力。《壮志长埋》，艺术上并非上品，但通过年轻教授的被杀害，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这在庐隐作品中不多见，是很可宝贵的。
庐隐此前的作品，常不免有拖沓，不够精练的毛病，而《玫瑰的刺》显然趋于纯熟和简朴，词汇也较前丰富。
庐隐在创作《玫瑰的刺》的同时，写成了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她说：“在西湖时我还写了一篇充满哀情的《象牙戒指》——那并不是我的理想，只不过忠实的替我的朋友评梅不幸的生命写照，留个永久的纪念罢了”(《庐隐自传》)。《象牙戒指》最初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因商务印书馆遭焚，作品的最后三节没有刊完，1934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
《象牙戒指》以张沁珠为主人公，写她爱情的悲剧。她远离家乡到京城上大学，与父亲的学生伍念秋结伴而行。伍念秋外表惹人喜欢，内在品质卑劣，他骗取了沁珠纯洁的爱之后，才告诉沁珠，自己已经有妻子和两个孩子。而且，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他对沁珠，并无真正的爱。这样，沁珠的心灵受到了难以痊愈的重创。她陷入了苦闷、消极、颓唐中。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见了曹子卿。这是一个很有天才和抱负的青年，他深深地爱上了沁珠，企图用自己的血来填补那颗损伤了的心，他劝沁珠：积极地生活，努力于事业。曹子卿用一对雕刻精巧的象牙戒指作为定情的纪念品送给沁珠，因为它“洁白”，“坚固”。对此，沁珠一再犹豫、拒绝，以致使曹咯血，住进医院。正当沁珠决心承受坚贞纯洁的爱时，阴险的伍念秋竟在日报上发表从前他和沁珠来往的书信，意图破坏沁珠和子卿的爱情。沁珠那颗脆弱的心，又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她退守“独身”主义。不久，曹子卿病逝，沁珠无限忧伤，独倚新坟，泪洗墓头碧草。最后，她自己也抑郁地离开了人间。
《象牙戒指》中的张沁珠，是以作者的挚友、女诗人石评梅作模特儿的，曹子卿则有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高君宇的影子。在现实生活中，高、石的深沉、高洁的爱情曾被人们传为佳话。但小说中的人和事，和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相似又不相似。一方面，有相同或相似的一面。据女诗人陆晶清告诉笔者：1929年10月，几位好友把石评梅的灵柩从长寿寺移到陶然亭和高君宇合葬后的那一天，就曾谈到要把评梅的这段事迹写成文艺作品，当时，不约而同的推了庐隐，庐隐也应允了。不难看出： 《象牙戒指》中那个有着矮小身段的素文与陆晶清，露沙与作者本人，都很近似。作品中不少情节和场面等等，都是生活的实录。但是，我们又必须着重指出，尽管如此，小说毕竟还是小说，在沁珠形象里，不仅贯注了庐隐的爱也糅合着庐隐自己的经历，思想和心理活动方式。而在曹子卿形象中，我们更多的只能看到高君宇同志爱情生活的一面，难以窥见作为革命者的特色。《象牙戒指》仍然反映着庐隐过去作品共同的局限。即往往把眼光局限在爱情的小圈子里，就爱情写爱情，作品很少有社会政治风云的投影，很少触及社会制度的深处。以高君宇为模特儿写成的曹子卿，不过是一个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角色。而张、曹的爱情，与作者以前小说中所写的男女爱情比较，未增添新的内容新的特色。这就不能不大大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高度。
《象牙戒指》表明，庐隐在创作上想有所突破，但有时又在某些方面陷入了自己铸定的模型中。不过，《象牙戒指》在艺术上还是有值得肯定之处。了解庐隐情况的人知道，庐隐创作时，缺乏周密的构思，严谨的结构，一向是信笔写来，任意挥洒，好处是文字自然，流利，但结构不免松散、拖沓。据她自己说，她创作从不写草稿，也不留底稿，有时是编辑上门约稿，她稍事应酬之后，坐下低头就写，一篇几千字的作品立即写成;有时是利用上课学生坐在下面写作文，她坐在讲台上埋头创作，每两节课，平均能写二、三千字。这样写出来的作品，难免有不深刻和粗枝大叶的毛病。但是，《象牙戒指》的写作作风已经有了转变。她的爱人李唯建也说：“庐隐初期的小说，当然结构不甚精致，但《象牙戒指》以及她最近作的战争小说已很能表现这位强有力的女作家，由酣恣多情的作风一变而为客观的分析的写实的了”(李唯建《关于庐隐女士》)。的确，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布局颇具匠心，结构说不上天衣无缝，但较为匀称、完整，故事情节剪裁得体，跌宕多姿，远胜于作者前期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细腻的刻划人物内心世界本是庐隐的特长，从《海滨故人》中的露沙到《归雁》中的纫青，都袒露了人物灵魂深处的奥秘，给读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象牙戒指》中的沁珠承继着这一长处。
《象牙戒指》的构思和立意，以及艺术描写，似乎受到德国小说家台奥多·斯托谟写的抒情小说《茵梦湖》的影响。《象牙戒指》和《茵梦湖》相近，都是写爱情的悲剧，都带着哀艳、凄婉的格调，都有着抒情诗的特色，在情节结构上都是用倒叙，首尾照应。此外，如《象牙戒指》写到曹子卿死后，沁珠往往对着桌子上摆着的子卿的相片，独自想着往日的绮梦。他们曾同游陶然亭，面对着西山景色，子卿说：“总有一天你要眼看我独葬荒丘……”沁珠紧接着指出：“‘死时候呵死时候，我只合独葬荒丘’”。这不仅正是《茵梦湖》中的名句，而且，这与赖恩哈年迈后，仍时时注视着黑镜框中伊丽沙白的照片，也很相近。自然，这是影响，而不是模仿，是创作，而非依傍，《象牙戒指》有庐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
如果说《象牙戒指》虽然仍陷在为爱情而写爱情的小圈子里，但尚有若干积极意义，艺术上也还有它的长处，那么，1933年出版的《女人的心》就表明：庐隐的创作道路，已到“山穷水尽”之时。作者说：“最近我所写的《女人的心》，我大胆的叫出打破藩篱的口号，我大胆的反对旧势力，我更大胆的否认女子片面的贞操”(《庐隐自传》 )。她并且把《女人的心》作为自己的第三个时期即开拓时期的代表作。我们很难同意作者的看法。
这个长篇小说描绘的仍是青年男女间的爱情和婚姻上的纠纷。女主人公素璞，由父母之命与贺士结婚，并生下一个女儿。两人的思想并不太一致，贺士忽视女子的独立人格，同时也不体贴和照顾妻儿，出国一年多，从来不管妻子女儿的生活;素璞希望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也需要热烈的爱。她后来认识一个感情纯真的青年纯士，逐渐产生了恋情。素璞陷入情与理的矛盾中，徘徊于丈夫与情人之间，如果失去纯士，她感到内心空虚;如果回到贺士身边，她又认为作傀儡似的妻子，将使人生索然无味。她和贺士离婚后，与纯士在美国结婚，回国后，又想回到贺士身边，她觉得愧对母亲和女儿，在她们面前，自己是个待罪的囚犯。素璞被困在心的纠纷和灵魂的不自由中，正如她对纯士所说：“上帝生了女人，多给她们感情，所以她们变成了这样优柔，同时呢，社会的制度，又特别压迫女人，所以她们也不能不变成这么多顾忌”!这种矛盾冲突的心理，我们在作者过去的作品中，在亚侠、悔因、纫青身上，已经看得太多了。只不过是《女人的心》比以往的作品，叙述得大胆一些。但是，她以往的作品，还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而《女人的心》，我们很难从中发掘多少积极的社会意义。因为《女人的心》中的女主人公，在第二次结婚后那种心理和行动，虽然可以理解，但过失却不在客观而在她自己了。这时作者对女主人公仍然是倾注了全部的同情，这同情也就有不当之处。正因为如此，茅盾说：“庐隐，她带着她们从《海滨故人》到《曼丽》，到《玫瑰的刺》，到《女人的心》，首尾有十三、四年之久!在这里，我们就意味着我们所谓‘庐隐的停滞’。而因为时代是向前了，所以这‘停滞’客观上就成为‘后退’，虽然庐隐主观上是挣扎着要向前‘追求’的”(茅盾《庐隐论》)应该说，庐隐的创作，这时已出现危机，不作新的突破，即使写得再多，也是创作生命的结束。
五、创作上的重大突破
中国新文学运动发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有光荣的传统。庐隐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一员，她毕竟不完全是只沉湎于个人休戚中而不关心社会国家的作家，在“五四”时期，她就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她也不满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不满于腐败的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她的创作虽然以写爱情婚姻为主，不免存在着咀嚼个人悲欢的缺点，但也有若干指向反动派的尖刺。所以当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的炮火一响，庐隐就把注意力转向爱国军民的这次反帝战争，并不是偶然的。
“一二八”反帝战争的火光驱散了庐隐心头的悲哀感伤乌云，长篇小说《火焰》的创作，报告了作者前行的讯息。她的心，她的感情转向正处在危难中的祖国和人民。作者说：“我正努力着，我不只为我自己一阶级的人作喉舌，今而后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为一切阶级的人鸣不平。我开始建筑我整个的理想”(《庐隐自传》)。这里说的“一切阶级的人”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作者从写《女人的心》，到创作《火焰》，是一个可贵的转变，创作上的重大突破。
在1932年的暑假，作家挥汗写成的长篇小说《火焰》，直到她逝世后的1936年1月，才由北新书局初版。这个长篇，正面描写上海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抗战，但未写全局，只着重写十九路军的五个官兵：受过两年大学教育的排长黄仁，铁匠出身的排长张权，列兵谢英，铁道炮队士兵刘斌，上等兵陈宣，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为了公理，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拥护人类的和平”，决心用枪杆来消除日本帝国主义加给我国的压迫与耻辱。他们心中燃烧着爱国的烈火，英勇作战，最后，陈宣因伤致残，其余四人先后英勇牺牲。作品以陈宣的口吻写出，通过前线的战斗，后方人民的支援，集中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当时，敌人兵力强，武器优良，敌人前后投入兵力达八万，我方仅四万人。敌人有大量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而我们只有少量炮兵，绝大部分战士只有步枪、手榴弹，而且弹药并不充足，靠着对祖国的忠诚，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终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作品是一曲反侵略战争的赞歌。在血与火的背景上，作者用大笔勾勒了几个闪耀着异彩的爱国烈士的身影：有站在炮台的三合土上，被敌人子弹打中了右臂，仍奋勇指挥作战的滕参谋长;有左腿被打断，躺在医院的床上仍念念不忘上前线杀敌的林排长;有“抽出他那光闪闪的大刀来，飞舞着向敌人的头脸砍去”，后来又与敌人格斗，受重伤以致为国殉难的列兵谢英;还有被敌人强迫驾驶运载军火卡车，把卡车开进黄浦江，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司机胡阿毛。战场的硝烟，也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情。作者象摄影师一样，摄下了一组动人的镜头。
《火焰》也暴露了日本侵略军的罪行。这些凶残的禽兽，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那些使人目不忍睹的画面，读后令人切齿。一面是神圣的抗战，一面是无耻的妥协，投降、出卖。由于作者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因此有关国民党反动派在这前前后后的卑劣行径，实写很少，但作品也写出了爱国官兵对反动派策划的内战的厌恶与痛恨，并且从侧面暗示了“一二八”抗日战争最后之失败的真相。当战斗告捷，我军推进到海宁路以南老靶子路以北，敌人仓惶逃跑，窜入租界，这时，官长下令：“我们只可敌来抵抗，不要攻到租界里去”，真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接着，日本帝国主义屡战屡败，于是施鬼计，由英美领事出面调停，暂时停战。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缓兵之计，他们在等待援兵和补充弹药，可是，反动政府居然接受所谓“调停”。中国人民和英勇的十九路军用血肉换来的胜利，却被反动派葬送了。作者真实地记叙着描绘着生活实情，而且用对照的手法，使问题的本质显现得更清晰，衬托得更突出。
我们不是“题材决定论”者，但也不同意题材无差别论。庐隐从写恋爱婚姻到正面描写“一二八”上海抗战，作家的眼界，笔触，突破过去那个较为狭小的世界——作家个人和朋友——“故人”群的小圈子，而欣赏和描写冲锋陷阵的士兵，支援反帝斗争的劳苦大众，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作品的主题从宣扬个性解放，到赞颂民族解放，从苦吟爱情之曲到高歌爱国主义，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艺术风格上，《火焰》一扫作者以前作品中的悲凉，忧郁的浓雾，昔日徬徨歧路的苦闷，伤感颓丧的情绪消失了，代替它的是昂扬的格调，坚强的信念，乐观的精神，有刚劲之风。背景的色彩十分鲜明，气魄也趋雄大。应该指出，庐隐创作道路上这一大转变，在她自己，也是意识到了的。茅盾说过：“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难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他的苦心不得不是继续地探求着更合于时代节奏的新的表现方法”(茅盾《〈宿莽〉弁言》)。从这个意义上说，《火焰》更可宝贵。
自然，《火焰》也只是作者创作道路上大转变大进展的一个新的开端，还存在明显的不足，由于作家对战争生活缺乏实感，对于部队官兵了解不够，再加上艺术方法上的转换，因而艺术上较弱，作品象通讯报导和特写，而且叙述、议论较多，一般化的描写多，人物个性不鲜明。作品关于战斗的描写，也嫌简单。此外，作者可能是为了增强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因而对日寇的战斗力也估计过低。
许多作家的创作经验表明，在创作上，从新的开拓到成熟阶段，往往有一个过程，令人无限惋惜的是，庐隐还未走完这一路程，厄难就夺去了她的生命。
结束语
庐隐一生，曾经遭遇过不幸和曲折，她在前进的路上走得并不远。她奋发、激进过，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陷入停滞、彷徨、苦闷、探索中。直到民族危机严重，反帝炮火轰鸣之时，她才大变，又一次奋发激进。如果天假以年，她能生活到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定会有更大的成就。这是可以预期的。
庐隐的作品，有着明显的特点。大多数作品带有很浓厚的自叙传性质。虽然不能说她作品中描写的那些青年女学生，都是作者自己，但是，确有不少是作者的化身，或者说，有作者的影子。庐隐的许多作品中的主人公，不仅思想感情是作家个人的，而且事迹也是作家自己的经历。因为庐隐主张“文学创作者是重感情，富主观，凭借于刹那间的直觉，而描写事物，创造境地”(庐隐《著作家应有的修养》)。从这种理论出发，她总结自己的创作动机：“有时是为了回顾既往的生命伤痕，不知不觉发生感喟与悲叹的呼声;有时是为了不满足现实，而憧憬于未来的乐园，写出玮奇的理想;有时发现生命的真意义，以每种事实为象征，写出极兴奋和突进的生命的波动;有时是为大自然的伟丽所惊嚇发出赞美与歌颂，有时为了表现我自己的生命而创作”(庐隐《文学家的使命》 )。庐隐小说的这一特点，有其长处，也有很大的局限。长处是写得真，读者感到亲切。局限是典型化不够。鲁迅说，作者创作，对于其中的事情，“最好是经历过”，“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鲁迅《叶紫作〈丰收〉序》)庐隐的毛病，是囿于所作。这种写法，还导致许多作品中的人物雷同，读者看得多了，也就望而生厌。
庐隐的小说，除《火焰》、《云鸥情书集》外，都有一层伤感、哀戚的阴霾遮盖着。就在她的产量不丰的诗歌里，也弥漫着低沉、凄清的气氛，例如《寂寞》中说：“我已旅行到天涯之孤岛了!我只觉得惨愔可怕，唉!我终老于寂寞之乡吧”!《秋别》一诗，别绪难绾，泪泉流向烟树苍茫处，令人感到无限怅惘。对于庐隐作品中流露出的这种情绪，我们应作具体的分析。应该看到，这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的感情所致，主要是黑暗社会所造成。庐隐作品中人物的眼泪，是一种哭诉，大多是对于旧社会，旧传统、旧思想、旧道德的一种控诉。自然，也是“五四”前后一部分受过新思潮洗礼，但还未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反映。这是一种病态，从这些人的病态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时代的病态。因此，可以说，庐隐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和鞭挞了旧社会。
庐隐的创作，注重于心理描写。除直接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外，往往通过人物的眼光、心理感受去描写客观世界，写景则情融于景，叙事情溢于辞，抒情色彩较浓。她的大多数作品，都借助于书信、日记来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其中不乏成功之作，也有用得较为生硬之处。每一个作家总是有自己喜用的艺术手法，但伟大的作家无不善于运用多种笔墨;而任何一种艺术手法，如果一个作家在作品中使用过多，又少变化和创造，那就必然失之单调。庐隐的小说有时也有这种缺点。
庐隐的作品，艺术上明丽、清新，从中国古代文学获益颇多。“她的作品的优点，是气机流畅，情致爽利”(陈敬之《庐隐》)。早期作品有不少美丽的词句;状物写意，时见精彩处。后来，趋向朴实，纯熟，她的文笔如行云流水，相当流利，使读者获得一种艺术享受。她的小说，散文化太甚，结构松散，有些似无周密的布局，她很少构思慎密、结构谨严、文字精练的佳作。作为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庐隐小说中的人物，速写性质的居多，有时虽也有肖像的描绘，心理的刻画，但缺少个性化的精雕细琢。有些人物，只是初具轮廓和雏形，血肉不太丰满，性格不太突出。作家在塑造人物时，常常只是将生活中的原型稍加修饰，就让人物以本色演员出现在作品里。艺术加工和创造不够。
对于庐隐这些产生于半个世纪以前的作品，今天看来，自然有许多不足，然而，先行者在新文学道路的起点上所留下的足迹，是值得珍贵的。至少可以使我们看到那时社会的某些方面，听到那时陷于黑暗重围中的善良灵魂的哀吟;可以得到启迪和美的享受。对于当代的青年作者来说，也可从作品的成败得失中，获得有益的经验。这种借鉴，也是后一代作家创作必不可少的一种准备。
注释
附录一 庐隐著作目录
《海滨故人》(短篇小说集),商务印书馆1925年7月初版。
《曼丽》(短篇小说集),古城书社1928年1月初版。
《灵海潮汐》(短篇小说集),开明书店1931年1月初版。
《云鸥情书集》(书信集),神州国光社1931年2月初版。
《归雁》(长篇小说),神州国光社1932年12月再版(初版本未见)。
《玫瑰的刺》(短篇小说集),中华书局1933年3月初版。
《女人的心》(长篇小说),上海四社1933年6月初版。
《象牙戒指》(长篇小说),商务印书馆1934年2月初版。
《庐隐自传》,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年6月初版。
《东京小品》(小品、小说、杂文合集),北新书局1936年1月初版。
《火焰》(长篇小说),北新书局1936年1月初版。
附录二 庐隐研究资料索引
黄英《现代中国女作家·庐隐》,北新书局1931年8月版。
贺玉波《中国现代女作家·庐隐女士及其作品》,现代书局1932年9月版。
草野《现代中国女作家·感伤派女作家黄庐隐》,人文书局1932年9月版。
君薇《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庐隐的<归雁>》,光华书局1933年1月版。
刘大杰《庐隐回忆录》,载《一周间》1934年5月第1卷第3期。
未明《庐隐论》,载《文学》1934年7月第3卷第1号。
郑明道《庐隐论》,载《创作与批评》1934年7月第1卷第1期。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载《文学》 1934年8月第3卷第2号。
沅君《忆庐隐》,载《人间世》1934年9月第12期。
姜华《回忆到庐隐》,载《青年界》1934年11月第6卷第4号。
李唯建《我和庐隐的初次见面》,载《时代》1935年11月第8卷第10期。
李唯建《忆庐隐》,载《文学》1935年12月第5卷第6号。
赵景深《琐忆集·记庐隐和李唯建》,北新书局1936年1月版。
张秀亚《关于庐隐》,载台湾《纯文学》1956年5月第1卷第5期。
蔡义忠《从施耐庵到徐志摩·一生坎坷的庐隐》,台北清流出版社1965年9月版。
李立明《多情早逝的黄庐隐》,载香港《文坛》1973年6月第339期。
周蜀云《忆早期女作家黄庐隐》,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4月《中外人物专辑》第6辑。
陈敬之《“五四”时代的几位女作家》,载台湾《畅流》1975年第51卷第4期。
陈敬之《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庐隐》,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年版。
林非《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庐隐》,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3月版。
唐弢《晦庵书话·女作家黄庐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9月再版。
曹惠民《庐隐小说风格随想》,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6月第2期。
阎纯德《“五四”的产儿——庐隐》,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11月第4期。
王国栋 郭薇萱《庐隐生平著作简编》,载《福州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
肖凤《庐隐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2月版。
陈钟英《庐隐和他的创作》,载《书林》1982年5月第5期。
卓如《闽中现代作家作品选评·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庐隐》,福建教育出版社1982年8月版。
杨义《抒情的小说家——庐隐》,载《新文学论丛》198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