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人物简历简介,周立波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一、动荡的童年和学生时代
周立波，1908年8月9日出生于洞庭湖滨湖南省益阳县邓石桥清溪村一户清寒的农民家庭。他原名绍仪，又叫菶梧、凤翔。三十年代初，他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学活动时，为了表示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采用英语自由(Liberty)的译音“立波”作为自己的笔名，以后正式取代了自己原来的名字。到延安后，才冠上姓，叫周立波。
周立波刚满三岁的时候，发生了辛亥革命;革命失败后，接着是连年的军阀混战。在他出生后的10年间，他的家乡洞庭湖一带，又连续发生三次大水灾，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周立波就在苦难、动乱的岁月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在家乡念完小学以后，1924年秋天到湖南省会长沙，考入省立第一中学。他读书十分用功，每期都是“品学兼优”，名列第一、第二，因而得免学费。他除了学好规定的各门课程以外，还特别爱读课外书籍。自己没有钱买书，就常到市立图书馆借书看，最爱好的是史学和文学。从小学到中学，他不但读过《孟子》、《
庄子》、 《国语》、 《国策》，《
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 《红楼梦》、 《西厢记》、 《世说新语》、 《阅微草堂笔记》等许多古典名著，而且通读过卷帙繁浩的《资治通鉴》，从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1926年夏天，他结识了当时正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的进步学生周起应(即周扬，也是益阳人)。在周起应的影响下，他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也产生了兴趣，到处找鲁迅、郭沫若和“湖畔诗人”汪静之等人的作品看，并和同学们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夜钟社”，开始从事课余文学活动。
周立波在长沙求学的最后一个阶段，正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第一次大革命走向高潮的时候。同贫苦农民有着血肉般联系的青年学生周立波，被卷入了大革命的洪流中，他常常跟进步同学去校外参加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多次听过著名共产党人郭亮、夏曦和革命教育家徐特立等人的讲演，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的影响，思想越来越倾向进步。1927年“马日事变”发生后，他回到益阳老家，在益阳县第二学区高小担任算术教员，因为在言行中流露了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大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血腥罪行的不满，被益阳县伪团防局长追查。幸亏校长张尚斌是一位政治上比较开明的士绅，由他出面担保，周立波才逃过了反动派的魔爪。1928年春天，周立波成亲后不满一个月，便离开苦难的家乡，去了上海。后来他从事写作时，曾用“张尚斌”作为自己的一个笔名，以表示对这位正直的小学校长的感谢和怀念。
二、活跃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
周立波到上海后，住在亭子间里，在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刻苦地坚持自学，特别努力自修英语，达到了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程度。1929年秋，他考取了免费的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他念的是经济学系，但感兴趣的仍然是文学。这年11月29日，他以“小妮”的笔名，在上海《申报·本埠增刊》发表小散文《买菜》，这便是迄今所知他公开发表的处女作。接着，他又从英译本转译了苏联作家皮尔尼阿克的短篇小说《北极光》，发表在1930年上半年出版的上海《摩登月刊》第1期，这也就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译作。进劳大不久，他就参加了党领导的进步群众组织“革命互济会”，常常跟一些进步同学去校外参加革命活动，以致于1930年“五一”前夕被开除学籍。为了维持生活，他和周起应合作，从英译本转译了苏联作家顾米列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大学生私生活》(原名《狗胡同》)，将书稿卖给了上海现代书局，后于1932年出版。也就是从这部译作开始，他使用“立波”二字作为自己的常用笔名。
1931年冬，周立波经一位同学介绍，到上海神州国光社当校对，他继续与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朋友保持着联系。1932年“一·二八”战事发生后，他又因参加地下党所领导的罢工斗争而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被叛刑20个月，关在提篮桥西牢。刑期届满后，由于他坚决拒绝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委员会要他“自首坦白”的诱胁，又被押送伪苏州反省院继续囚禁8个月。无论在敌人的法庭上或监狱里，周立波始终保持着一位革命青年的崇高气节，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斗争。经过两年多狱中斗争生活的考验，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1934年8月出狱后，他于当年冬天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随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左联党团的成员之一，从此更积极地投入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活动。
周立波加入左联后，成了左联后期的一名活跃分子。他常常和钱杏邨(即阿英)等一起到一些学校去，推动那里的左翼文艺活动;还分工领导党小组和接济出狱的同志，并参与审查和编辑左联的内部刊物。当时，上海《时事新报》有个《每周文学》副刊，就是由他和左联成员王淑明、徐懋庸编辑的。他经常为《每周文学》撰稿，并代表左联党团负责审稿。
作为左联的一名新的理论战士，周立波以浓厚的兴趣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事文学批评工作。一方面，他围绕新的现实主义(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问题.以张一柯、立波等笔名，在上海的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来阐释有关文学与社会生活、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艺术思维的特点和典型形象的创造等基本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他发表了一些研究当前文坛的创作倾向和评论作家作品的文章，对鲁迅的《阿Q正传》和杂文、茅盾的《子夜》、夏衍的《包身工》等著名作品，以及沙汀、艾芜、萧军、萧红、舒群、罗烽、荒煤、宋之的、端木蕻良等新起作家的优秀作品，进行了热情的评介。他赞扬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的、进步的文艺战士“这些默默的做着的人，在创造真正的中国新文化”(《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而对那些描写风花雪月的文学、 “鸳鸯蝴蝶”派的麻醉品，则持鲜明的批判态度。他称阿Q的形象为新文学第一个“伟大的典型”(《文学中的典型人物》)，还把自己发表在《读书生活》半月刊的论文《替阿Q辩护》的剪报寄给鲁迅，向鲁迅写信请教：阿Q有无模托儿?鲁迅是怎样熟悉阿Q那样的雇农生活的?鲁迅很快复信回答了周立波所提出的问题(见鲁迅1935年12月13日日记： “得立波信，即复。” )。
在从事文学理论批评工作中，周立波还比较广泛地接触了外国文学。他不但对歌德、巴尔扎克、左拉、普希金、托尔斯泰、马克·吐温、高尔基、罗曼·罗兰、巴比塞、肖伯纳、马查多等世界著名作家及其创作进行了一番研究，发表了许多纪念性和评介性的文章，而且对西方现代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詹姆斯·乔易斯等的作品，也作了一些研究和评论。他还向读者介绍了日本、西班牙、波兰等国进步文学的发展现状。和这同时，他陆续翻译了一些外国文学名著，并因此赢得青年翻译家的美誉。这些译作，包括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驰名的跳蛙》，洛巴多(巴西作家)的短篇小说《贵客》，普希金的中篇小说《杜布罗夫斯基》(又名《复仇艳遇》)，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上部)，以及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等。其中尤以后二者在我国产生的影响较大，并对周立波本人以后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周立波登上左翼文坛之后，还以雅歌、立波等笔名，写下了《农家的冬夜》、《竹林》、 《当》等最早一批记述自己青年时期生活的情真意挚的散文，创作了一些充满爱国主义激情，为救亡图存而大声疾呼的杂文和诗歌。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发生后，他发表《辟胡适之谬》一文，对诬蔑北平爱国学生运动，为国民党媚日卖国政策张目的胡适进行了严正的抨击。他发表在《文学》月刊上的战斗诗篇《“饮马长城窟”》，在这家刊物举办的“我最欢喜的一首新诗”活动中，被读者推荐为优秀作品之一。
在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下，周立波积极投入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12月，他参与签名发表由马相伯等领衔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紧接着，他在《时事新报·每周文学》发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继周扬之后，再次提出“建立崭新的‘国防文学’”的主张，在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随后，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力图根据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以及我国革命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来阐释“国防文学”的性质、内容和任务，常常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但当左翼文艺队伍内部围绕“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展开热烈的论争时，周立波由于忙于翻译《被开垦的处女地》，没有再写更多的文章参与争论。
1936年春左联自动解散后，周立波于当年6月参加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并参与《文学界》月刊和《光明》半月刊的编辑工作。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周立波发表《无可言喻的悲哀》一文(载《光明》第1卷第10号)，对这位“东方文学的大师”、 “中国反封建反帝斗争的最强韧的骁将”，表示深切的哀悼。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掀起抗战的高潮。接着，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日战争，周立波参加了由郭沫若发起组织的“文艺界战时服务团”的活动。当年9月，他根据党的指示，与周扬、李初黎、艾思奇等一起，撤离了上海。
上海十年，是周立波早期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的重要阶段。建国后，他把自己参加左联后写作的一批文学论文，结集成《亭子间里》，在1963年出版。他在《后记》中写道： “左联是我热爱的一个文学团体”， “它的富有朝气的活动在五四以后的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青年时代的周立波，也正是在左联的旗帜下，在与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和民族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成了我国“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中的一名后起之秀。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创作
周立波撤离上海后，原来打算到延安去。但到达西安时，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他和舒群去华北前线做记者，并由他兼任来华访问的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翻译。1937年10月到12月，他和舒群陪同史沫特莱从西安经太原到达当时设在五台山下南茹村的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先后会见了八路军太原办事处党代表周恩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随后，又跟随八路军总部从五台南移到晋南的洪洞。这次战地旅行，周立波完全变成了一名军人，他学会了骑马、跑路和夜行军，步行了三分之一的山西省。他深深爱上了这种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活，曾经打算投笔从戎，去做一名游击队员，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当他送走史沫特莱后，八路军总部又派他陪同前来根据地考察的美军情报官伊凡斯·卡尔逊去晋察冀边区访问。从1937年12月末到1938年2月中旬，在五十多天中，他们通过敌人的两道封锁线，走了两千五百里，游历了晋东北、晋察冀边区和晋西北广大地区，先后访问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贺龙、徐海东、陈赓、王震等八路军著名将领。访问归来后，朱德接见了他，要他多写些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他旋即离开晋南去武汉写作。在武汉，他把自己两次访问华北前线和边区的所见所闻，写成《从河北归来》、《娘子关前》、《东冶头一瞥》和《徐海东将军》、《聂荣臻同志》等20多篇散文报告文学作品，并整理了《晋北途中》、 《晋西旅程记》等战地旅行日记，分别结集成《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两书，于1938年6月由设在汉口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和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这两部作品，及时地向全世界和中国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宣传了敌后军民英勇抗战的胜利及其伟大意义，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法西斯暴行，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汉口《全民周刊》曾发表书评，赞扬《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是一部描写“战斗与自由的中国”，可以帮助人们“坚固必胜的意志与抗战的决心”的好书。(罗之扬《<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在武汉，他还担任过苏联塔斯社记者瓦里耶夫的英文翻译，陪同他去江西、皖南一带，访问了国民党前线顾祝同司令部和我新四军军部。
1938年11月上旬，长沙“文夕(11月12日)大火”前夕，周立波受当时正在长沙的周恩来的指派，同廖沫沙、欧阳山、草明等一起，去湘西沅陵恢复我党领导的《抗战日报》(仍以田汉的名义主编);报纸于1939年元旦前夕复刊。当年5月，他又奉调去桂林参加《救亡日报》的编辑工作。临行前，他以《抗战日报》记者的身份，走访了湘西各地，后来据此写成《湘西行》、《雾里的湘西》和《湘西苗民的过去和风俗》等散文报告文学作品，分别在桂林、延安的刊物发表。到桂林后，周立波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筹委会委员，他一边办报，一边继续翻译苏联报告文学集《白海运河》。但这部40万字的译稿在将要出版时不幸毁于日寇的炸弹，以致未能传世。1939年11月，周立波又奉调去延安工作，于年底到达陕北。
延安，是周立波多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他被分配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担任文学系教员，兼任编译处长。1940年1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协执行委员; 2月，被增补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当时，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边区开始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最艰难的岁月。周立波住在桥儿沟的窑洞里，与边区军民一道，过着艰苦的生活，以满腔热情从事培养文艺接班人的教学工作。他担负的课程是“名著选读”。为了备好课，他夜以继日，伏在昏黄的棉籽油灯光下，写下了十多万字的讲课提纲。他给学员们讲《红楼梦》、《阿Q正传》等中国名著，但讲得最多的还是歌德、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梅里美、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也夫斯基等西欧和俄国的著名作家以及高尔基、绥拉菲摩维奇、法捷耶夫、涅维洛夫等苏联作家的代表作品。他既注意吸收“五四”以来我国文学界对这些作家已有的研究成果，更注重以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具体地分析具体作品，把个人的审美感受和深入的理论分析结合起来，找出每部作品彼此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条理清晰而又娓娓动听地介绍给学员们。周立波讲授“名著选读”的声誉在鲁艺迅速地传开了，每当他给文学系讲课时，一些外系的学员也纷纷前来听讲和参加讨论，总是把窑洞前面的坪地挤得满满堂堂。他遗留下来的一部分《讲授提纲》，1982年在《外国文学研究》季刊披露以后，引起了许多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的兴趣，有的专家称赞它是“我国近代文艺理论研究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文献，更是一件弥足珍贵的美学的瑰宝”。(徐迟《读周立波遗稿有感》)
周立波在鲁艺，除了和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等文学系教员、作家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草叶社”，编辑、出版双月刊《草叶》以外，还开始写作短篇小说。1941年春天，他主动要求去延安附近的碾庄乡住了50多天，一面参加乡政府的一些群众工作，一面写小说。他借居在一户姓刘的农民的窑洞里，把自己三十年代在上海西牢的一段斗争生活，写成了人物和故事互相连贯的一组短篇小说： 《第一夜》、《麻雀》、《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和《纪念》。从碾庄回到鲁艺，他又把房东老刘家母牛生小牛的生活故事，写成短篇小说《牛》。这就是这位著名小说家创作的第一批短篇，它们分别发表于当年延安《解放日报》、《草叶》、《谷雨》和重庆《新华日报》等报刊。这些作品，把三十年代上海帝国主义监狱里革命囚徒的斗争生活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农民的新生活，带进了文学。作家满怀着对生活、对劳动人民、对共产主义前途的无限热爱，以朴素自然、生动幽默的艺术笔触，刻画了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工人小刘、老郑和陕北新农民张启南等的性格形象。无论从作品的题材、主题、人物形象或表现形式来看，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正像周立波本人在鲁艺讲授“名著选读”时所殷切期望的那样，使小说创作开始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狭窄的小巷”，而走到了“农民、工人、兵士，甚至狱中囚徒”及其斗争生活的“大野”，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啾啾唧唧的呻吟”。(《讲授提纲〈不走正路的安德伦〉》)这样的作品出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也就显得更加可贵。其中尤以《麻雀》等一组反映狱中生活的短篇(1955年结集为《铁门里》出版)，问世后一直得到读者和文学界的好评。老作家沙汀认为： “它的艺术特点一直保存在立波以后的长短篇小说中：语言生动、朴素、幽默，极少雕琢痕迹。通过一只麻雀，作者为我们展现了那些为革命遭受禁锢的人们的心灵：他们坚强，乐观，对于黑暗势力报以最轻蔑的嘲笑。这也可说是立波同志自己的写照。” (《安息吧，立波同志》)这说明，周立波一开始小说创作，便坚实地走上了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并显示了自己的才华。自然，由于他早期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较深，这个时期的小说也不可免地在形式上存在欧化的倾向。同时，由于他还没有和边区农民真正结合起来，对这些“呼吸于新天地里的新人”的心理、语言都还不很熟悉，因而在短篇小说《牛》里仍然流露出某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其语言也少有劳动人民语言的气质和风采。
1942年夏，周立波在鲁艺和林蓝结婚。
从这年春天开始，延安开展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5月，周立波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受到深刻的启示和教育。他对照《讲话》的精神，认真检查了过去在文学创作和教学工作中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以及“为异国情调所迷误，看不起土香、土色的东西”的严重缺点。他决心按照毛泽东同志指引的方向，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锻炼和提高自己， “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以便真正成为“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1944年2月，他被调到延安《解放日报》社担任副刊部副部长，主编文艺副刊。当年冬，他主动请缨，参加了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去华南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他被安排在司令部担任秘书，于当年11月随部队离开延安，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南征。
南下支队冲破敌伪顽的层层封锁、围困和堵截，渡过黄河与长江，越过高山和平原，一直挺进到粤北;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又奉命北返，于当年10月回到中原。前后历时将近一年，征程达一万五千多里，被称为我军的第二次“长征”。周立波始终和指战员一起，一个被包，一双草鞋，出没于枪林弹雨之间，用两条腿走过七个省的战场，经受了各种艰难惊险的考验，被南下支队一位首长誉为“钢铁的文艺战士”。在南下途中，他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蹲在墙根下，靠在石头上，坚持写日记，忠实地记录了这次战斗历程中许多可歌可泣的壮烈情景，成为他后来写作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湘江一夜》的珍贵素材。部队回师中原后，他被分配在中原军区《七七日报》社工作，任副社长。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周立波离开部队，先后去武汉、北平、承德、赤峰等地，担任军事调处执行部和执行小组我方代表翻译。在这段时间里，他利用工作之余，整理自己随军南下途中所积累的素材，先后写成《出发》、 《徒涉》、《王震将军记》、《王首道同志和别的几个领导者》和《李先念将军印象记》等14篇散文报告文学作品，结集成《南下记》，于1948年2月由哈尔滨光华书店出版。
《南下记》和以前出版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是周立波抗日时期的主要报告文学作品，1962年曾合编为《战场三记》再版。它们在我国现代报告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作品，因为“成于动荡时期仓忙之际，不免粗糙” (周立波《南下记·后记》)，但它们却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时代跳动的脉搏。在将近20万字的篇幅里，既有关于中华儿女浴血奋战，抗击敌寇的英雄事迹的大量记载，也有对敌人的残暴嘴脸和汉奸的丑恶面目的深刻揭露。字里行间，充满着血肉和硝烟烽火交织的战斗气氛，贯注着作家爱祖国、爱人民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作品的形式灵活多样，有散文，有通讯，有特写，有日记，还有对友人抒发情怀的书信。文笔一般都简洁、流利，无论是叙事、抒情或者是写人、状物，都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无所矫饰地娓娓道来，具有一种朴素、自然、严谨的风格，使读者感到十分亲切、真实。周立波早年喜欢
诗歌，他的诗歌具有散文化的倾向，而他的散文报告文学作品又洋溢着浓郁的诗意。他善于借物抒怀，每每记下一事、摄取一景，便由此展开深邃的联想，尽情地抒发自己强烈的爱憎。当他向读者介绍了窑工出身的徐海东将军八次负伤，又连续吐了两个礼拜的血，仍然抱病指挥战事的动人事迹以后，他从车窗之外南方春野绽开的梅花遐想开去，无限深情地表示，要“凭着这薄暮里雪白的梅花，祝福还在雪中的北方的战士，祝福我们的英勇的窑工”。(《徐海东将军》)而当他写到南下支队战士张振海为掩护同志，扑在敌人打过来的炮弹上面壮烈牺牲的情景时，他的眼前又浮现了那位战士“染血的衣角”，仿佛看到了那“留在人间的血衣的影子，渐渐地扩大，升腾，变成照耀一切的圣洁的光辉，好象黎明时节平原之上升起的太阳的万道金光一样”。(《平原上》)较之前两部报告文学集，《南下记》的许多篇章写得更为流畅和充实。在周立波的笔下，那冰凌闪亮、浪涛呼啸的黄河的雄姿，那月光、星光和雪光交映成清辉的太行山麓的雪景，无不充满诗情画意。特别是《王震将军记》，把我军这位既富于大将的风度而又分外平易可亲的杰出将领的精神风貌，描绘得栩栩如生，血肉丰满，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人物特写。周立波在散文报告文学上的成就，无疑地为他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四、参加东北土改和创作《暴风骤雨》
1946年秋，周立波调冀热辽区党委，担任《民声报》副社长。当时，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背信弃义地大举进攻解放区。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和《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动员大批干部下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当年10月，周立波随一支工作队去北满，参加松江省尚志县元宝钲的土改运动，后来又担任了那里的区委副书记、书记。
在土地改革中，周立波发扬了我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农民群众同甘共苦。每天，吃的都是苞米渣子和咸菜;隆冬，北满气候温下降到零下二、三十度，他顶风冒雪，照常和工作队员一起下村屯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通过共同的生活和斗争，他和元宝的贫苦农民很快建立了亲密的感情。每天，从早到晚，他和工作队的住房，总是挤满了穿靰鞡鞋的农民积极分子和村屯干部，他们把周立波当成自己人，都愿意跟他谈自己苦难的身世和对斗争的要求。晚上，周立波还常常去参加农民群众的“唠嗑会”，同老乡们盘腿坐在小小的热坑上，听大伙无拘无束地谈唠。话题从斗争地主到拾掇庄稼，从村屯变迁到个人遭遇，天上地下，无不涉及。通过这种“唠嗑会”，他不但向群众学习了丰富的社会知识、生产知识，了解了当地许多风土人情，而且学会了不少生动活泼的方言土语。这些，都为他以后创作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准备了素材。
周立波在元宝工作了半年，当初并没有想到要写小说。但是，土地改革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和各种人物的面影，却深深地镂刻在他的脑海里。1948年5月，他离开元宝到哈尔滨，在中共松江省委宣传部主编《松江农民》报。他一面编报，一面回味元宝镇的斗争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决心写作一部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进入创作过程以后，他感到生活素材还不够，便又带着上卷初稿到省委进行土地改革的重点村——五常县周家岗，继续深入生活;后来，还访问过拉林、苇河的村屯和呼兰县的长岭区，了解面上土改的情况。在周家岗，他深入发掘了“七斗恶霸地主王把头”这一典型事件的全过程，后来经过集中概括，把它演化成了小说中“三斗地主韩老六”的典型情节。同时，他目睹了一幕震撼自己心灵的悲壮剧——农民积极分子、共产党员温凤山为了抓捕一个逃亡地主，被狡猾的敌人用冷枪打死。现实生活中的这位农民英雄，也成了他塑造小说中的农会主任赵玉林形象的主要模特儿。《暴风骤雨》共38万字，分上、下两卷，先后于1947年10月和1948年12月脱稿，由东北书店于1948年4月和1949年5月出版。
《暴风骤雨》以松花江畔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作背景，完整地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的过程。上卷写的是1946年党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后到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前这一段时期的土改运动;下卷写的是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后土改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小说相当成功地刻画了一系列性格鲜明、具有不同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真实地表现了农村各个阶级的面貌、心理和它们之间的斗争。上卷以赵玉林作为中心人物，着重写了他的悲惨身世，他从觉醒、斗争到最后为革命而英勇献身的战斗历程，突出地表现了他勤劳朴实、勇敢倔强、大公无
私、勇于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下卷以赵玉林的继任者、青年农民郭全海作为中心人物，着重写了他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锻炼成长的过程，表现了他的勇敢精明和机灵正派，以及新婚后立即带头报名参军，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英雄气概。在老一辈农民中，车把式老孙头是作家写得最丰满的一个人物形象。他既残留着落后自私、见风使舵的缺点，又由衷地拥护革命，渴望着翻身解放，加上他那丰富的生活知识，开朗、诙谐的性格，使他成了一个十分风趣可爱的人物。他在哪里出现，哪里就热闹起来。这是周立波创造的一个性格复杂而又真实可信的典型形象。此外，作为播火种者的工作队长肖祥以及其他一些人物形象，也刻画的比较成功。小说通过这些人物的遭际、命运和斗争，揭示了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己起来，打翻统治农村几千年的封建势力，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其势如暴风骤雨”，不可阻挡这一民主革命的重大历史主题。《暴风骤雨》在艺术表现上也很有特色。周立波从参加延安文艺整风以后，在创作上就执着地追求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决心
“采取中国的和外国的各种形式的长处，创造自己的新形式”(《思想、生活和形式》)。在创作《暴风骤雨》时，他除了借鉴西方文学、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功经验以外，更注意学习和发扬我国小说创作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探索适合于表现当代人民的新生活的新的民族形式。全书结构单纯，故事集中，脉络清楚，很少冗长、沉闷的叙述，无论环境的描写或人物的刻画，都很注意细节的真实。作家出色地运用了我国传统的白描手法，通过一系列突出的典型事件和富于特征的细节与语言，生动有力地展示了各个人物彼此不同的思想风貌和性格特点， “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还常常在剑拔弩张的斗争中，用饱含幽默情趣的笔触，穿插一、二轻松的场面和细节，使读者感到兴味盎然。同时，他尝试着用东北农民的语言来表现农民自己的生活和斗争，也获得了成功。小说的语汇丰富，语言清新活泼，特别是许多人物的对话富于个性，使人闻其声如见其人。所有这些，都使《暴风骤雨》呈现出一种单纯、明快、朴实、隽永的风格，生活气息浓郁，地方色彩鲜明，既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又表现了作家的艺术个性，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作品不足的地方是：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着墨太少，因而不能不影响到作品概括时代的深广度;上、下卷之间衔接不够紧凑，下卷的结构稍嫌松散，某些情节和细节剪裁不严;主要人物赵玉林被表现得过于单纯，等。但瑕不掩瑜， 《暴风骤雨》的整个思想艺术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1949年夏，它作为东北解放区的优秀作品之一，被推荐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后来，它又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三等奖，被誉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现代文学中的一部杰作”(B·卢德曼： 《〈暴风骤雨〉俄译本第一版前言》)。建国后出版的几部现代文学史，一致认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样，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代表作品，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成功之作，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部长篇小说在我国曾多次再版，在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匈牙利和日本等好些国家，都有它的译本或节译本，一直得到国内外读者的好评。196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把林蓝据周立波原著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暴风骤雨》摄制成影片，更扩大了小说在群众中的影响。
周立波在东北，还担任过东北文协《文学战线》月刊的主编和沈阳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研究室主任。1947年6月，发表了描写我军一名侦察员的传奇故事的短篇小说《金戒指》。1949年1月，他的第一部文学论文集《思想·文学短论》在哈尔滨出版。同年7月，他到北平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协前身)委员，和郑振铎同为文协研究部的负责人。文代会后，他被调到中央文化部编审处工作。
五、为革命文学事业奋斗到最后一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立波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参加了多方面的文学活动。开国不久，他和刘白羽分别担任了中苏合拍彩色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的文学顾问，并应邀访问了苏联。1951年，这两部影片同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一等奖。周立波将授予自己的奖金捐献给文艺界，为支持抗美援朝而购买“鲁迅号”飞机。这一年，他被调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工作，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52年2月，又调《人民文学》编辑部，任执行编委。3月，《暴风骤雨》被授予斯大林文学奖金(2万5千卢布)，他将奖金全部捐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购买书报。10月，他率领中国文艺代表团去乌兰巴托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举办的“中蒙友好旬”活动，归国后发表了散文《在金色的秋天里》。1953年3月上旬，他还参加了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吊唁斯大林逝世。返回北京后，他把自己两次访苏所写作的14篇散文，编成《苏联札记》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周立波继续坚持深入工厂农村，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从1951年到1954年，他三次深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并参加了大修高炉的工程。后来，他据此创作了长篇小说《铁水奔流》，于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约有18万字，着重刻画了几个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艺术形象，其中又以钳工李大贵的形象较为成功。《铁水奔流》是建国初期为数不多的描写重工业建设的作品中较优秀的一部，但由于作家对工业建设这个极其陌生复杂的领域和工人、技术人员的生活、心理等，都不象对农村和农民那样熟悉，因而这部小说也不如《暴风骤雨》那样具有强烈吸引读者的艺术魅力。
从这以后，周立波仍然致力于创作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1955年冬，他携带全家从北京迁回家乡湖南，在益阳市郊区桃花仑乡安家落户，建立长期的生活和创作根据地。他先后担任过大海圹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和桃花仑乡党委副书记。他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农民办起了一个凤鹤初级社，并积极参加高级社的建社、整社工作。1956年1月，他和巴金应邀去柏林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回国后立即返回益阳桃花仑乡继续办社。他和家乡农民朝夕相处，建立了鱼水般亲密的关系。1956年，他即开始构思创作反映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于1957年和1959年陆续完成了小说的正篇和续篇，由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7月和1960年4月先后出版。
《山乡巨变》共有42万多字，描写了湖南一个僻静的山村清溪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发生的异常深刻的变化。从小说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及其典型意义看，可以说是《暴风骤雨》的续篇。周立波用自己的这两部长篇小说，在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上，艺术地概括了我国亿万农民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所走的主要战斗历程。这是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贡献。当周立波写作《山乡巨变》时，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思潮已经泛滥开来，他不能不受到某些影响，但他采取了比较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没有一味迎合“左”的时俗和潮流。他在小说中，相当真实和深刻地表现了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的两重性，细腻地描绘了他们在农村所有制的急遽变革面前种种矛盾、困惑的心理，以及走上集体化道路的艰难步伐。《山乡巨变》在艺术上也作了新的追求，并获得了更大的成就。他吸取《暴风骤雨》的创作经验，更加注意向中国的传统艺术学习，有意识地汲取《水浒》和《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结构灵活、着重人物刻画等方面的优点，并把它们和西方文学注重环境、生活和人物心理的细致描写的长处结合起来，加以融会贯通。同时，他更加得心应手地采用了湖南农民许多富于表现力的方言土语，经过锤炼加工溶进自己的作品里。这就使《山乡巨变》形成了一种比《暴风骤雨》更富于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更加疑炼含蓄、清新隽永、细腻明快的独特风格，它“有某些外国古典作品之细致而去其繁冗，有某些中国古典作品之简练而避其粗疏，结合两者之所长，而发挥了新的创造。” (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小说以浅淡秀丽、婉约多姿的笔触，勾勒出了一幅幅富于南国山乡的诗情画意的风景画和风俗画，塑造了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亭面糊、菊咬金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和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以亭面糊的形象最有艺术光彩，是周立波继老孙头之后精心创造的又一个老一辈农民的艺术典型。《山乡巨变》的问世，标志着周立波的个人风格已臻于成熟的境界。正如茅盾所指出的： “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 一条是个人风格; 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他善于吸收旧传统的优点而不受它的拘束。” (《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自然， 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艺术风格也有所变化，如果说，前者常常是以那种轰轰烈烈的生活场面，烈火狂飙般的英雄人物的动人事迹而震撼读者的心灵，那么，后者却更多地是以色彩淡雅、诗意浓郁、风趣盎然的日常生活画面，以及对人物心灵深处的微妙活动的细致刻画而引人入胜。也就是说，前者偏重于“阳刚之美”，而后者却偏重于“阴柔之美”。作品风格特色的这种变化，既与它们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有关，更与作家审美趣味的追求有关。但原来充沛于《暴风骤雨》中的那种雄浑的气势和刚健的笔力，到了《山乡巨变》却逐渐地减弱了，这不能不说是得中有失，美中不足。在写作长篇小说的同时，周立波还陆续创作、发表了《盖满爹》、《禾场上》、《山那面人家》、《张满贞》、《卜春秀》等20多篇短篇小说，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主义农村的新人新貌。这些短篇中的一些佼佼者，其艺术上精致完美的程度，甚至连他的长篇也有所不及。此外，周立波在这个时期还写作了一批散文、诗歌，悉心研究过《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写出了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他的以上作品和论著，分别收入《周立波选集》(1959)、《禾场上》(1960)、《卜春秀》(1964)和《文学浅论》(1959)等书出版。
周立波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连任第一、二、三届全国文联委员和第一、二届中国作协理事。从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担任湖南省文联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周立波遭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在这一伙丑类的反革命淫威面前，他坚持真理，表现了共产党人不屈的斗争精神。粉碎“四人帮”以后，周立波及其作品得到平反昭雪，他以新的战斗姿态重返文坛，撰写了纪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散文和回忆录，发表了记载八路军南下支队英雄事迹的日记体报告文学《万里征尘》，还写作、发表了短篇小说《湘江一夜》，被评选为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之一， 获一等奖。1978年，他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由于长期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周立波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不幸于1979年9月26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1岁。
在我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上，周立波是以他的小说创作而蜚声中外的。但如前所述，他在散文报告文学、文艺理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 都有所贡献。在我国的革命文苑，他既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那广博深蕴的中外文学素养，给他的创作影响很大。同时，从三十年代登上左翼文坛，到七十年代末长辞人间，在整整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他一直是自觉地拿手中的笔作武器，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战斗。正象周扬所指出的：“在各个历史阶段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步伐始终是和中国革命同一步调的。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巨大规模及其所具有的宏伟气势。如果说他的作品还有某些粗犷之处，精雕细刻不够，但整个作品的气势和热情就足以补偿这一切。他的作品中仍然不缺少生动精致、引人入胜的描绘。作者和革命本身在情感和精神上好象就是合为一体的。”正是在这一点上， “立波首先是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怀念立波》)集战士、作家、学者的品格于一身，自觉投身时代的激流，深深扎根人民生活的沃土，坚决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 “数十年如一日，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事业……为我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优异的成绩。”(《周立波悼词》)这就是党和人民对周立波的崇高评价。
注释
附录一 周立波主要作品集目录
《战地日记》(报告文学集),1938年6月25日由设在汉口的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报告文学集),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6月出版。
《南下记》(报告文学集),1948年2月哈尔滨光华书店出版。
《暴风骤雨》(上、下卷,长篇小说),东北书店分别于1948年4月和1949年5月出版。
《苏联札记》(散文集),1953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铁水奔流》(长篇小说),作家出版社1955年5月出版。
《铁门里》(短篇小说集),工人出版社1955年6月出版。
《山乡巨变》(正篇、续篇,长篇小说),作家出版社分别于1958年7月和1960年4月出版。
《周立波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月出版。收1938年至1959年的短篇小说12篇,散文特写23篇,文艺论文9篇。
《亭子间里》(文学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4月出版。收1935年至1937年写作的论文15篇。
《周立波短篇小说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2月出版。收短篇小说32篇。
《山那面人家》(短篇小说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出版。收反映湖南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23篇。
《周立波选集》,共分7卷,包括其三部长篇小说,主要的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作品和文学论文,以及主要翻译作品。湖南人民出版社从1983年3月开始陆续出版。
《周立波文集》,共分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从1981年10月开始陆续出版。
附录二 周立波研究的部分论文和年谱传记目录
蔡天心《从<暴风骤雨>里看东北农村新人物底成长》,载1950年3月15日《东北文艺》第1卷第2期。
B·卢得曼(苏)《<暴风骤雨>俄译本第1版前言》,苏联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暴风骤雨》俄文本。
陈涌《<暴风骤雨>》,载《文艺报》1952年第11·12号合刊。
刘锡诚《谈<暴风骤雨>及其评价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谷受民 赵焕然《工人读<铁水奔流>》,载《文艺学习》1955年第7期。
黄秋耘《试谈<铁水奔流>的人物形象》,载1955年11月19日《光明日报》。
《人民文学》编辑部编《评<山乡巨变>》,作家出版社1959年1月出版。共收评论文章9篇。
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载《文艺报》1961年第2期。
朱寨《<山乡巨变>的艺术成就》,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唐弢《风格一例——试谈<山那面人家>》,载《人民文学》1959年7月号。
宋遂良《秀丽的楠竹和挺拔的白杨——漫谈周立波和柳青的艺术风格》,载《文艺报》1979年第2期。
胡光凡《革命现实主义的烂漫山花——周立波农村题材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载《文学评论》1981年第4期。
冯健男《周立波小说的真善美》,载《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
林蓝《战士与作家——<周立波文集>编后记》,载《人民文学》1981年第11期。
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编写《周立波》,载《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一分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版。
胡光凡 李华盛《周立波传略》 (上,下),载《新文学史料》 1982年第1、2期。
庄汉新《周立波创作年谱》,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和1982年第1期。
胡光凡 李华盛《周立波生平年表》,载《求索》1982年第2、3、4、5期。
李华盛 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之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
庄汉新《周立波生平与创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