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十山西的文物古迹和文化名人综述·人文荟萃、英才辈出之乡

三晋文化·十山西的文物古迹和文化名人综述·人文荟萃、英才辈出之乡

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山西地区，又是人文荟萃、英才辈出之乡。数千年以来，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涌现出一代又一代文化名人，他们的光辉思想和业绩，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山西地区的文化名人，属于战国以前的，本书已结合论述各该时代的历史文化发展作了相应的介绍;属于秦汉以后的，其中如民族、宗教、商业、戏曲等领域的文化名人，也已结合论述各该领域的思想内容作了相应的介绍;下面将要介绍的是秦汉以后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山西地区部分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的主要思想建树。

其一，在历史学领域，首先是南朝时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裴氏家族的裴松之、裴骃、裴子野祖孙三代著名史学家群体向为世人瞩目。裴松之奉南朝宋文帝之命作《三国志注》，书成之后，文帝夸赞“此为不朽矣”(《宋书·裴松之传》)。裴注《三国志》不仅在于训诂、释诠，而且补其缺漏，正其谬误，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开创了我国古代史注新例，发展了历史考证学和史学批评，所以后来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以及朱彝尊的《新五代史注》等，都沿袭了裴注《三国志》的体例，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裴松之之子裴骃，继承家学传统，撰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它与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集解》博采经传百家之说，删其浮辞，取其精要，从文字考订、注音释义到天文地理、名物制度、人物典故，无所不包，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史记》的传播，也为后世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是我国史学史上的宏篇巨著。裴骃之子裴子野，也是南朝史学界上的一颗巨星。他立志继承祖父生前的未竟之业，撰修刘宋一代国史。当时刊行的众多宋史中以沈约的《宋书》影响最大，之后，裴子野另著《宋略》二卷，其叙事评论之精湛深受史学界赞赏，连沈约也感叹：“吾弗逮也”(《梁书·裴子野传》)。有的史家甚至称赞裴子野对历史的评论可以同汉代贾谊的《过秦论》相匹配，可见其价值之高，意义之深。

北宋时期，籍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的司马光，编撰了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它与司马迁的纪传体史书《史记》相映成辉，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两部史学巨著，人们并称他们为史坛上的“两司马”。

其二，在地理学领域，魏晋时期河东闻喜裴氏家族的裴秀，是我国古代制图史上的伟大开创者。他的最杰出贡献，一是创制“制图六体”(《晋书·裴秀传》)，首次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项准则，确立了地图学上的比例、方位、距离等概念。可以说，今天地图学上所涉及的最基本内容，除了经纬线和投影外，“六体”几乎都全面涉及到了;从他以后，直到明代意大利人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入中国之前，我国的地图绘制虽多变化，但绘制方法基本上仍沿袭着裴秀创制的“六体”;二是依据“六体”的准则，实地编制了包括山川、河流、池沼、疆域界限、行政区域变化、城乡聚落和水陆交通变迁等内容的《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也因此，他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受到推崇的一位制图名家;三是他鉴于当时的地图《旧天下大图》太大，不便参阅，又不精确，于是发明了方格缩制地图法，将一幅原来“用缣十八匹”的天下旧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缩制为《方丈图》(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九六)，这可以说是后世流传的小比例尺地图的先导。总之，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及其《序》，系统地总结了古代制图的经验，汇集了丰富的古代制图史料，为我国古代的地图绘制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制图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制图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在世界制图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其三，在文学领域，山西这片古老的土地曾经蕴育了大批流芳千古的诗文名家和诗文名篇，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谱写下光彩夺目的篇章。初唐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由萧条到繁荣的一个转折，当时，通过反对统治诗坛的南朝旧诗风的斗争，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涌现出一批新型诗人，他们的创作实践，为盛唐时期诗歌的繁荣开辟了道路。其中，籍属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市)的王绩便是一位佼佼者。他冲破了诗坛上宫庭诗、艳情诗的樊篱，摆脱了轻靡浮艳的旧诗风的束缚，创作了一批内容平易率真、风格纯朴生动的新诗篇，从而把诗歌的题材拓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尤其是他的山水田园诗，不论从思想和艺术来说，都可谓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先驱，为后来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开辟了蹊径。

值得注意的是，王绩提倡的新诗风，直接影响了初唐“四杰”中成就最突出的年轻诗人王勃。王绩是王勃的叔祖父，他们二人的诗篇，不仅题材和内容而且思想情趣也颇多一致，尤其在创作风格上，他们都是为扭转形式主义的浮艳诗风而做出杰出贡献的著名诗人。因此，王勃可谓王绩的直接后继者，也是推动唐诗革新的重要先驱。王勃的生命历程只有短暂的二十八个春秋，但他聪警绝众，才华横溢。他坚持“立言见志”的“文章之道”，主张诗文讲求实用，起到“甄明大义，矫正末流”，淳化风俗，有利国家的作用(《上吏部裴侍郎启》)。如他的五言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便是体现“立言见志”的千古绝唱;他的骈文如《滕王阁序》，尤为名垂千古的不朽篇章。

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作为古代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反对魏晋南朝以来骈文盛行，讲求排偶、辞藻、音律和典故的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文章传统，在所谓“复古”的口号下实行文学改革，提供“文以明道”、“文道合一”、内容决定形式的新文风。古文运动对我国文学、特别是文学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有力地打击了风靡三百年的绮丽柔弱的文风，而且直接启示了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可谓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长河的伟大里程碑。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一位是韩愈，另一位便是籍属河东(今山西永济市)的柳宗元。在总体上，柳宗元虽是古文运动中次于韩愈的领袖人物，但他不仅热情地培养和指导了后进的古文作者，而且以自己杰出的散文成就在士大夫中间树立起了新文体威望，因而在散文的文学成就上却又高出于韩愈。

其四，在艺术(书法、绘画)领域，东晋时期著名女书法家卫铄，籍属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她是汝阴太守李炬之妻，称卫夫人。卫夫人的书法作品、书法理论和书风在书法艺术上有独特的创造和发明，不仅名震当时的书苑，而且在我国书法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她的《笔阵图》是其书法理论和实践的结晶，精辟地阐述了书法艺术的“多力丰筋”说，对后世书法家颇有启发。如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骨者病。”后来，唐代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便具体实践了卫夫人的“力筋”之说，故颜柳书法被誉为“颜筋柳骨”。最值得一提的是，世称“书圣”的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就从师卫夫人，可谓她的衣钵弟子。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说：“余少学卫夫人书，将为大能。”于此可知卫夫人书法造诣之深。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卫夫人具有深厚的书法家传。她的曾祖父卫觊、祖父卫瓘和父亲卫恒，都是当时书坛上的书法名家，可谓四世书法传家，风靡魏、晋百余年，这对她成就为一代书法大家提供了良好的家教环境。

在绘画艺术领域，籍属河中(今山西永济市)的宋代著名画家马远一门五代，都是当时画坛高手，人称“一门五代皆画手”，是颇有影响的画苑世家。曾祖父马贲，北宋徽宗时为宣和画院待诏，其画驰名于宋哲宗元祐、绍圣年间;祖父马兴祖、父亲马世荣，皆为南宋高宗绍兴年间画院待诏，颇负盛名;其兄马逵为南宋宁宗朝画院待诏。马远是这个画苑世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绘画高手，他是光宗、宁宗两朝的画院待诏。据清人厉鄂《南宋画院录》记载，马远绘画作品为历代收藏家和鉴赏家所著录或题跋过的多达一百二十余幅。其山水、人物、花鸟画无所不精，山水画尤精。其所画山水，虽不层层渲染，但极尽浓淡层次的变化。如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水图》十二幅，可谓极尽水态、境远意深的传世佳作。马远之子马麟也是宁宗时很有成就的画坛名家，正可谓“一门五代皆画手”了。

同时，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上，还有两位籍属山西的著名书画艺术理论家曾经作出了伟大建树。一位是籍属河东猗氏(今山西临猗县)的唐代著名的书画史论家张彦远。他的光辉著作《历代名画记》十卷，记载了自上古至唐末会昌年间三百七十多位画家的传略及其评介，深入探讨了唐末以前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规律，开创了史论结合的中国绘画通史体例，是中国也是世界成书最早的绘画史论专著。张彦远还撰有《书法要录》十卷，辑录了后汉至唐元和年间极为重要的书论文章近百篇，是中国第一部书法史论汇编，不但为研究唐代及其以前的书法理论提供了必须依据的历史文献，而且也使古代有关书法理论的遗文佚篇得以流传于世，因而具有不朽的价值。同时，张彦远还深入考察了中国绘画与书法息息相关的发展历程，最早提出了“书画同源”的理论。总之，张彦远的书画艺术思想对唐宋以来书法、绘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广泛传播于全球各大洲，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另一位是籍属山西太原的北宋著名绘画史论家郭若虚。他的名著《图画见闻志》六卷，记载了自唐末会昌至北宋熙宁年间画坛各派名流艺士二百八十余人，总结了唐宋绘画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及其审美趋向，对于重要画派画法都作了概括精辟的评价，是继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之后又一部光辉的绘画史论专著，也是中国绘画史上仅有的可与《历代名画记》相媲美的绘画史论宏篇。所以，学术界称张彦远的《历代名图记》为“画史之祖”，比之为画史中的《史记》，则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足以堪称“亚祖”，可比之为画史中的《汉书》。不仅说明两者在绘画理论上的思想继承关系，也充分表明了后者在绘画艺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事实上，《图画见闻志》不仅在中国，也早已在日本及亚洲诸国广泛刻印，现欧美各国也有流传，其理论影响已扩展到世界范围。

其五，在哲学思想领域。哲学思想是思想文化的核心。可以说，继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之后，自秦汉以来，我国历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社会文化思潮，大都有籍属山西的著名哲学思想家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的思想和著述，有力地推动了历次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

如魏晋玄学思潮中，籍属河东闻喜裴氏家族的西晋著名“崇有论”思想家裴，同以王弼、何晏等主张“以无为本”的“贵无论”旗鼓对垒，在玄学思潮中独树一帜，产生了重大影响。

理学思潮是适应强化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需要而出现的，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从隋唐开始酝酿，到北宋正式形成，再到明代由极盛走向衰微，延续了约千年左右。在理学思潮演化的各个阶段，都有着山西思想家的卓越历史建树。理学思潮兴起的一个基本标志是建立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兼融佛、道文化的新儒学。在理学酝酿阶段，籍属绛州龙门的隋末著名大儒王通，因痛感儒、佛、道三教互相攻讦不利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于是从“政恶多门”出发，第一个站在儒家立场上提出“三教可一”的命题(《中说·间易篇》)，明确主张吸收和接纳而不是排斥佛、道思想，积极倡导变革传统儒学，把它改造成为统摄佛、道思想的新儒学，这便酝酿着宋代理学的产生。所以，王通是理学史上一位伟大的开拓者，是理学思潮的思想先驱。继王通之后，籍属河东的唐代著名思想家柳宗元，进一步深化了隋唐儒学的变革，更明确主张“统合儒释，”认为儒、佛、道三教“皆有以佐世”，因而应当吸收其“与孔子同道”的内容，罢黜其违背孔子之道的“奇邪”因素，以共同为封建政权服务。所以，柳宗元的思想更接近于理学，从而也为宋代理学的形成作了更直接的准备。理学在北宋形成后，经过南宋和元代，至明初达到极盛，成为独尊一统的官方哲学。在这个阶段，号称“宋初三先生”的孙复、胡瑗和石介是理学的实际开创者，故《宋元学案》说理学“实自三先生而始”(《泰山学案》)。在三先生中，籍属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市)的孙复学术造诣最高，地位也最突出，因而是理学形成阶段的最重要代表人物。继三先生之后，又有北宋“道学六先生”把理学发展得更加完备精致，为理学思潮奠定了坚实基础。当时籍属陕州夏县的司马光便是六先生之一，而司马光的理学思想又与其余诸先生如程颢、程颐等“其学同而不同”(同上《涑水学案》)，尤其是他的宇宙观、人性论和道统说，一反理学家“尊孟抑扬”的传统，公然以扬雄之学继承人自命。这说明，司马光作为理学思潮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其思想又有独具特色的个性。理学思潮在明代前期发生了急剧转折。当时，独尊一统的朱熹理学由极盛走向衰微，面临分化解体的严重危机。在这个转折时期，籍属山西河津县(今属万荣县)的明初理学大师薛瑄起了承上启下的环节作用。他对朱熹理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或修正，进一步暴露了朱学的矛盾，促进了朱学的分化。薛瑄尤以“学贵践履”的“实践之儒”著称于史(《明儒学案·师说》)，他毕生极力倡导的实学思想和学风，对明代实学思潮的兴起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他所缔造的河东学派与王阳明为代表的学派构成明代理学思潮两大主要流派，“其余或出或入，总往来于二派之间”(《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八)。由上可见，理学思潮演化的各个阶段，都曾留下了山西思想家的重要足迹。

继理学思潮之后是明清之际掀起的启蒙思潮。它是在明王朝封建政权急剧没落、资本主义萌芽破土而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剧烈的“天崩地解”时代发生的一次深刻的思想批判潮流。代表新兴市民阶层和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思想家，对黑暗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和维护封建宗法礼教的程朱陆王之学展开了猛烈抨击和全面清算。当时，籍属山西阳曲(今属太原市)的著名学者傅山，公然以“异端”自命，勇敢地发出冲决封建礼教、要求个性解放的呐喊，是启蒙思潮中最激进、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

综上所述，山西地区辈出不穷的文化名人及其光辉思想业绩，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从中还可以看到，籍属山西的不少文化名人，往往集聚于世代相传的同一家族，形成引人注目的家族文化名人群体，这是很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的。如上面谈到的裴松之祖孙三代史学家群体，卫夫人四世书法传家和马远一门五代皆画手的书画艺术家群体，以及王通与其弟王绩、其孙王勃也是一大家族文化名人群体。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河东闻喜裴氏家族，不仅是山西地区，也是中国历史上声势显赫的名门望族。从汉魏到隋唐以至宋元的千余年间，历久不衰，冠裳不绝，名人辈出，各领风骚，其家族人物之盛，德业文章之隆，实属罕见的文化现象。据清嘉靖版《裴氏世谱》记载，千余年来，出自这个家族的宰相五十九人，大将军五十九人，中书侍郎十四人，尚书五十五人，侍郎四十四人，常侍十一人，御史十一人，刺史二百一十一人，太守七十七人，郡守以下，不胜枚举，总计大小官员三千余人。得到王室封爵的计有公八十九人，侯三十三人，伯十一人，子十八人，男十三人。还出过进士六十八人，贤良七人，辟举六十五人。得到谥号的有五十九人。在历代正史中有传或列载的达六百余人。总之，这是一个灿若群星、规模空前的家族文化名人群体。他们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还是在文学、艺术、史学、科学等各个思想文化领域，都曾作出了彪炳千秋、名扬古今的杰出建树，他们的辉煌业绩，不仅在古代，而且在今日也还放射着光彩，所以，古往今来，颇受世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