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制·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察举制及其向科举制的过渡·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及察举制的演变

考试制·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察举制及其向科举制的过渡·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及察举制的演变

1.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及实施

魏晋南北朝时，选士制度出现了九品中正制为主、察举制为辅的新格局。九品中正制产生的原因是：

其一，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察举制随之腐败。贤士 “沉滞诣死不得登叙”，而 “有党有力者纷然鳞萃”，以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抱朴子·审举》)。舆论要求革除弊端。

其二，连年战争，士人流离，户籍混乱，考详无地，以乡举里选为基础的察举制无法实施，于是：“魏氏……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时选用之本耳。”(《晋书·卫瓘传》)《宋书·恩幸列传序》云：“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通典·选举二》云：“按九品之制，……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可知曹操初创九品中正制，是为了顺应社会动荡、战事频仍的时局对人才的需求。

其三，东汉光武帝提倡名教风节，社会上便逐渐形成一种品评人物和政事的风气。东汉末，名士品评人物的“清议”盛行，左右乡闾舆论，如许劭、许靖兄弟“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汉书·许劭传》)。但“清议”又常造成对士人的褒贬不一，故需一种更权威、客观的综合评定，便启诱了九品中正制。东汉末年的 “清议”，为九品中正制品题士人在方式上提供了借鉴。

《汉书·古今人表》中把人分作九等，九品中正制袭用了这一分等法。《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孙楚集》云：



九品汉氏本无，班固著《汉书》，序先往代贤智，以为九条，此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决于胸臆，收才不问阶次，岂赖九品而后得人。今可令长守为小大中正，各自品其编户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九品中正制作为一种新的选士制度问世。建安二十五年(220)，吏部尚书陈群对曹操初创的九品中正制予以修订实施，首先在州郡两级设置大小中正官及属官，负责察访、议定人才。其次，对察访到的士人登记造册，评论其品状。品，即家世源流，出身门第。状，即言行、德才。士人被评作上中下三等，每等中又分三等，计九等(品)。然后，中正官将士人的品状材料呈司徒转吏部铨选授官。

西晋代魏后，九品中正制逐渐为门阀世族即累世位居高官的家族所把持。以致“选举必稽谱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新唐书·柳冲传》)。“崔、卢、王、谢子弟，生发未燥，已拜列侯;身未离襁褓，业被冠戴”(屠隆《鸿苞节录》)。九品中正制造成“高门华阅，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西晋，尚书左仆射刘毅斥九品中正制有“三难”、“八损”，力主“罢九品，除中正，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晋书·刘毅传》)。

2.察举制的复兴与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以九品中正制选士，但也沿袭了两汉察举孝廉、秀才、贤良方正、寒素等科目选士的做法。在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间有着交叉对应关系，日人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の研究》认为：察举策试上、中、下第，分别与乡品二、三、四品，起家官品六、七、八品一一对应。毛汉光亦云：“秀才、孝廉、贤良成绩上等者，中正评为第二品;成绩中等者，中正评为第三品;成绩下等者，中正评为第四品。所谓上等、中等、下等者，以策问中第为标准。”(《两晋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但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却断定：“乡品高下与察举科目类别有一定关系，但与考试等第决无联系。”

两晋之际，权贵子弟凭父祖爵位门第便可轻取高品优状，但在南北朝时期，察举与学校入仕之途却又有了较为明显的复兴趋势。

《宋书·武帝纪》记载： 安帝义熙七年 (411)，“先是，诸州郡所遣之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刘裕)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刘裕称帝后更加重视秀孝之试，《通典·选举二》记刘宋察举：“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天子或亲临之。”

齐依宋制，并进一步加强了考试制度，严定秀才考格之法。《文献通考·选举一》：“齐尚书都令骆宰，议策秀才格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秀才之选，有上中下之优劣分别，标志着对秀才考试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从而得出比以往更精确的评判、选拔标准，也使得秀才策试具有竞争意识。

《文献通考·选举一》：“陈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可见，随着南朝加强察举考试的同时，学校也为之复兴，梁陈两朝国学明经策试入仕颇为兴盛，皇帝还常亲临国子学策试诸生。

南朝的秀孝察举与学校试经入仕，都强调了以知识才学作为仕进的权衡标准。秀孝察举考试的加强与学校考试的复兴，是士族政治衰落，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政治复兴的一种折射。

从北朝来看，北魏统一北方后，鲜卑族的军事力量与汉式政治体制结合，激活了以皇权为核心的官僚政治对士族政治的挑战。

《魏书·高祖孝文帝纪》： 孝文帝于延兴二年(472)诏：察举选士须“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里之选”。即以门资与才华双重价值标准选士。至太和(477—499) 中，韩显宗上言曰：



进贤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夫门望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贤才而已。(《魏书·韩显宗传》)



于是孝文帝太和七年(483)明令对考选秀孝不实者，处以极刑。它表明选士标准已倾向才学。《魏书·崔亮传》载刘景安致崔亮书云：“朝廷贡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表现出秀才科考试注重文才清逸、孝廉科考试注重经学博通，而全然不顾门第。

北朝秀孝策试，大抵是秀才对策五条，孝廉试经十条。《魏书·文苑邢臧传》记：北魏孝明帝“神龟中，举秀才，问第五条，考上第，为太学博士”。《北齐书·儒林传序》记：北齐孝廉之举，“射策十条，通八以上，听九品出身，其尤异者亦蒙抽擢”。考场督视也较南朝严格得多，《隋书·礼仪志》记：“后齐每策秀孝，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考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舆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字有脱误者，听起立席后;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文献通考·选举一》)并已有黜落之法，据《北齐书·儒林刘昼传》：“河清初，还冀州，举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这就使得秀孝考试成绩竞争化，致使察举秀孝日渐向着一种以考试为中心的取士制度演变。

西魏末年，握有实权的宇文泰锐意改革，他宣称在选士制度上要“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 (《周书·苏绰传》)。即对延袭数百年之久“计资定品”的九品中正制的否定。隋代统一天下，开皇年，“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于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彻底废止了九品中正制。预示以考试方式为主的新的选士制度即将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