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三国志》研究史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三国志》研究

四史学·《三国志》研究史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 《三国志》 研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三国志》的研究还比较沉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几篇较有分量的论文。缪钺的《陈寿与〈三国志〉》，介绍陈寿生平和《三国志》的编修情况，辨驳历代对《三国志》的批评，否定了陈寿索米和谤议诸葛亮之说，指出陈寿确有为统治者隐恶溢美之处。认为陈寿的文章虽以简洁见长，但人物描写不如《史记》、《汉书》生动传神。杨翼骧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简要介绍了裴松之的生平，分析了裴注的内容及其得失，对裴松之开创史注新法、提出审查史料的意见、发展历史考证学、开展史学批评等史学贡献予以肯定。白寿彝的《读〈三国志〉札记》，称陈寿为“良史之才”，认为他取材审慎，叙事简洁，能于简洁之中点化出历史人物的风貌。但陈寿喜欢以容貌论人，并与局量器识并举，这与时代风气和他职业习惯有关，反映了他士族地主阶级的偏见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观。

“文革”后十余年间，发表学术论文约五十篇，出版学术专著、工具书和普及读物十余部。一些传统课题得到了深入研究，同时也开拓了一些新领域。

曲笔回护是《三国志》评价中的一个老话题，近十几年也有不少论者涉及这一问题，如陶懋炳《陈寿曲笔说辨诬》据《陈思王植传》“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的记载，指出：丁仪之子不存，陈寿米将谁求?论诸葛亮将略非长，是就他本身的才能作比较，毫无挟私诋毁之意。马植杰《论陈寿〈三国志〉》，认为陈寿之所以称亮将略非长，一是向晋统治者显示他并不袒护诸葛亮，二是想借此影射司马懿的将略并不高超，以曲折隐晦笔法表达“尊亮抑懿”。陈前进在《试论〈三国志〉的曲笔与直笔》中说《三国志》的回护有一定范围，在曲笔回护的同时也有不少微言别见、直言不讳之处。陈博在《从史料来源看〈三国志·魏志〉多回护原因》中指出：陈寿修史多取材于王沉《魏书》，而王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导致了 《三国志·魏志》多回护的弊病。

关于陈寿的历史观或史学思想，前人极少论及。近年来有些论著开始涉及。刘隆有《漫谈陈寿的史学》认为：陈寿的封建正统思想比较淡薄，也没有愚忠思想。他把魏、蜀、吴三国历史并列叙述，主要以历史时期为断限，反映了卓越的史识。李纯蛟在《陈寿的人品和史学》中提出：陈寿把三国作为各自独立的互不统属的个体来看待，这体现了他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陈寿的直笔和曲笔都是为匡君正世这一治史原则服务的。在历史观方面，他继承了前人的“五德终始”学说，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仓修良、魏得良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一书中认为陈寿在《三国志》一书中大肆宣扬天人感应和皇权神授的迷信思想，过分夸大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从而暴露了他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

裴注一向是《三国志》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十几年来，专谈裴注的文章有六七篇之多，对裴注中的许多问题作了更深入地探讨。学者们长期沿用晁公武的说法，认为注文多于原文数倍。王廷洽、崔曙庭精确统计出裴注为三十二万多字，陈寿原文为三十六万余字，纠正了这一错误。关于裴松之注史的方法，前人评价甚高，张孟伦《裴松之〈三国志注〉》一文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裴松之注史所用的各种方法，孙盛等人都已用过，裴松之既有承袭又有开拓。关于裴松之的史学思想，前人也极少论及。叶建华的《从〈三国志注〉看裴松之的史学批评》认为：裴注中包含着裴氏对史事、人物特别是史家、史书的评论和对史学的某些见解，因此裴注是一种史注式的史学评论。

在校勘考订方面，近十几年来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周一良有《三国志札记》43条，涉及面广，对一些特殊语辞的解释颇多创见。吴金华《三国志校诂》以文字训诂为主，条分缕析，言出有据，很有参考价值。此外，刘隆有的《〈三国志〉中魏、吴、蜀三书排列位次变化考》、李纯蛟的《〈三国志〉书名考》、《〈三国志〉札记〉驳议》及续篇等也都是值得一读的考辨之作。张孟伦的《评刘知几对〈三国志〉的评论》、邱敏的《陈寿的成就和〈晋书〉对他的评价》、杨耀坤的《清人的〈三国志〉研究》和蔡东洲的《宋儒的魏蜀正伪论争与改修〈三国志〉之风》等都涉及《三国志》研究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也是近年来开拓的研究新领域之一。

关于《三国志》的资料整理和宣传普及工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 《三国志》，不仅校勘质量较高，而且眉目清新。近十几年来，《三国志人名索引》、《三国志地名索引》、《三国志导读》和 《三国志辞典》等又相继出版，为研读《三国志》提供了帮助。另外，中华书局和一些地方出版社还先后出版了多种《三国志》的选注本和选译本，如苏渊雷主编的《〈三国志〉今注今译》、刘国辉等15人译的《三国志》现代文版和田余庆、吴树平主编的《三国志今译》等对《三国志》的普及大有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