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学·谱牒学研究概况·谱学史的研究

谱牒学·谱牒学研究概况·谱学史的研究

1929年，潘光旦先生发表 《中国家谱学略史》(《东方杂志》26卷1号)一文，首次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谱牒发展历史。之后，他又发表了 《家谱与宗法》(《东方杂志》27卷21号) 等文章。日本学者牧野巽发表《明清族谱研究序说》(《东方学报[东京]1936年第6期)，推动了日本对中国谱学的研究。仁井田升、清水盛光在各自专著 《支那身份法史》、《支那家族的构造》中列专章专节，阐述他们对中国家谱的见解。以上为早期谱学史研究的部分代表作。

综述性的研究成果有杨殿珣 《中国家谱通论》( 《图书季刊》新3卷1、2期; 新6卷3、4期; 新7卷1、2期)长文，从三大方面即中国谱学的沿革，家谱之名称、内容及编纂体例，家谱之搜集与运用等，全面论述了中国谱学的发展状况。六十年代，国内基于批判封建族权，有人注意到族谱，如程成《封建家谱谈》(《文汇报》1964年10月5日)。罗香林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初即留意族谱研究，移居香港后仍未间断，研究成果颇丰，1971年出版了论著《中国族谱研究》(香港中国学社)，探讨了中国谱学之源流演变与特征、中国谱籍之留传与保存，并根据谱牒资料进行历史研究，对明代卫所与国民迁移、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基督教传播与近代中国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从五十年代起着手谱学研究，发表系列论文，八十年代初出版专著《中国宗谱的研究》，综合反映了他对谱学史的研究成果：第一章为宗谱产生期的古谱(即唐代以前的宗谱)研究;第二章为宗谱产生与发展的研究，揭示了在宋代的知识阶层和一些地主家族中产生了新型的宗谱，并向元代过渡、发展的历程;第三章考察了明代随着庶民在经济、文化生活中的活动增强，庶民宗谱的编纂得到普及;第四章描述了清代宗谱的盛行，在清末达到高潮;第五章探讨国法与族法的关系;第六章为九龙地区宗族修谱的研究。

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对谱学史的综合性研究渐多，如杨廷福《中国谱牒学的源流》(《学习与探索》1980年2期)一文，回顾了谱牒的沿革及其实质，并具体研究了明清族谱的编纂体例、书法内容等。刘光禄 《谱牒述略》 ( 《文献》 第10辑，1981年)一文，逐一论述了谱牒的产生、封建社会谱牒的发展、谱牒与方志、谱牒的作用和史料价值。蒋元卿《中国谱牒学概述》(《图书馆工作》[安徽]1983年3期)和仓修良 《试论谱学的发展及其文献价值》(《文献》第16辑，1983年) 等文均考察了谱学渊源、发展特征及其文献价值。

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以上论著均有涉及，古人著作中也曾论及，概而言之，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等观点.而周代起源说为近现代多数学者所认同。杨冬荃在《中国家谱起源研究》(《谱牒学研究》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一文中阐述了不同的见解。他通过考察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和金文，并对民族调查中得到的民族学、民俗学资料进行分析，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认为家谱“除了以文字的形式出现于我国文明的开端时代外，还曾以结绳的形式、口头传诵的形式存在于文明时代以前的漫长时代里。具体地说，它是母系氏族时代的产物”。此外，黎小龙《从民族学资料看家谱的起源》(《谱牒学研究》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 一文，则利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资料，就氏族系谱与家族系谱的关系、连名制与家谱起源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杨文和黎文从新的研究角度考察中国家谱的起源，颇具新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年来谱学研究的水准。

对于谱学在各朝代横向发展状况的研究，在近十余年来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杨冬荃《周代家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一文，对周代的史官修谱制度、谱学著作等进行了考察; 他在《汉代家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3辑)一文中，从分封制度下的官修家谱、宗族势力的消长与私人家谱的蛰兴、家谱的体例与内容、史学领域对家谱的运用几方面对汉代家谱的发展进行了探讨，加强了以往谱学研究略于汉代的薄弱环节，并否定了私修家谱始于宋代的传统观点。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研究的论文有陈直《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引》(《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3期)、黎子耀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旁支——地记与谱学》(《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2期)、李裕民 《北朝家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3辑)、杨冬荃《六朝时期家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等文，尤以杨文的研究较为系统，述评了六朝时期的皇族家谱、士族家谱、庶族家谱，修谱官员和修谱机构，家谱学和谱学家，总谱的兴盛，内容和体例，家传的兴起以及六朝时期谱学兴盛的原因等问题。

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1982年2期)一文，论述了谱学在唐代的兴替、唐代谱学和唐代士庶斗争、唐代谱学和唐代的社会风气等状况。孙永如《论唐代谱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4期)一文亦对唐代的谱学进行探讨。王瑞来《宋代玉牒考》(《文献》1991年4期)一文，详尽考察了宋代皇族谱系玉牒的修纂、玉牒与官修史书的关系、《玉牒初草》及其史料价值。台湾学者龚鹏程的《唐宋族谱的变迁》 (第一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编印，1984年)、《宋代的族谱与理学》(第二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以及盛清沂《试论宋代族谱学与新宗法之创立》 (同上)、陈捷先《唐代族谱略述》(第一届唐代学术国际会议，1988年，台北)等文则反映了台湾学者对唐、宋、元时期谱学研究的成果。对元代谱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论著是森田宪司的《宋元时期的修谱》(《东洋史研究》第37卷第4号，1979年)、常建华的《元代族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3辑)，二者的研究方法都是从元人文集中的族谱资料着手，前者阐述了元代族谱编纂的状况及其特征，后者则更为全面地探讨了元代族谱的名称、体例、书法、世系、功能、续修、采访与资料来源、版本与载体、元人对欧苏谱的评价等问题。张海瀛《明代谱学概说》(同上)一文，对明代的修谱宗旨、修谱体例以及族谱功能的强化等进行了论述。冯尔康《清代的谱牒资料及其利用》(《南开史学》1984年1期)一文，探讨了清代家谱的修纂、体例、资料价值和利用等问题。陈捷先在第一届和第三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上分别发表了《清代“谱禁”探微》、《清代家谱、家训与儒家伦理》二文以及《略论清代族谱学的发展——以武岭蒋氏谱为研究中心》(《蒋慰堂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1987年，台北)。另外，专门研究清代谱学家章学诚、朱次琦的文章主要有潘光旦《章实斋之家谱学论》(《人文月刊》8卷2、9期，1931年)、古国顺《章学诚之族谱学》(《台北市立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3期，1981年)、盛清沂《论章学诚的谱学》 (第一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冯尔康《清代谱牒学家朱次琦》(《谱牒学研究》第3辑)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