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全真道及其宗教思想

道教·全真道及其宗教思想

金元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各种思想文化大交融的时期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宗教教派众多、相互渗透交流十分频繁的时期之一。作为中国土生地长的道教，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了外来各种文化思想及教派的冲击，加上复杂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于是也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浪潮之中，这种动荡与变革的直接后果便是在中国道教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新的道派，最后形成了中国道教两个主要教派：正一道与全真道并存的局面。

北宋王朝一开始就面对着来自北方的民族的侵扰，北宋灭亡后，北方是金国的领土，在金国女真族贵族统治下，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太一教、真大道和全真道三个新的道教教派因此而兴起。太一教由卫州(今河南省汲县)人肖抱珍创建于金天眷初年(1138)，该教尊“太一”为最高天神，取“元气浑沦，太极未判，至理纯一”之意，主要传行《太一三元法箓》，属道教符箓派，以济世、怯灾、互助为宗旨。《重修太一广福万寿观碑》载：“初，真人(肖抱珍)既得道，即以仙圣所授秘箓济人、祈禳诃禁，罔不立临，天眷初，其法大行。”一度信徒达到数万之众，广传于中原一带，声势浩大。金、元两代统治者曾多次授其掌教以“真人”称号，加以笼络，元亡后，该教失传。真大道，原名“大道教”，为乐陵 (今河北省沧州境内)人刘德仁于金熙宗皇统(1141—1149)年间所创，一开始就受到金代统治者的支持与重视，刘德仁被授于“东岳真人”称号，命居燕京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址)，据元田璞《重修隆阳观碑》载，刘德仁生于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金皇统二年(1142)，他宣称“有老人须眉皓白，乘青犊车至，授玄妙道诀而别，不知所之”。真大道以“苦节危行”为宗旨，《崇玄广化真人岳公碑》云：“真大道以苦节危行为要，不妄求于人，不苟侈于己”。刘德仁本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极严，他“避俗出家，绝去嗜欲，屏弃酒肉，勤力耕作，自给衣食，耐艰难辛苦，朴俭慈闵，志在刊物，戒行严洁”(吴澄：《天宝宫碑》)，因此深受民众拥载，远近贫疾者，莫不前往求治，一时名声大噪，信徒曾广布“西出关陇至于蜀，东望齐鲁至海滨，南及江淮之表”(《崇玄广化真人岳公碑》)。信徒须恪守戒法九条，它们是：“一曰视物犹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三曰除邪淫，宁清静;四曰远势力，安贫贱，力耕而食，量入而用;五曰毋事情奕，毋习盗窃;六曰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尘;八曰毋恃强梁，谦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上不殆，学者宜世守之。”(《宋濂文集·书刘真人事》)在宗教修习上，主张“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虚心实腹，守气养神”(元杜成宽《改建先天宫记》)。元以后，真大道逐渐衰微，共传了十二代。

比太一教、真大道兴起稍迟的全真道，并没有停留在济世、安贫、禁欲等朴素教义的阶段，它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宗教理论与实践，因而在中国道教史上产生深远影响。

后世全真道的多部道书记载，全真道起源于东华帝君 (少阳)，是由钟离权 (正阳)、吕洞宾 (纯阳)、刘海蟾、王喆(重阳)、马珏(丹阳)等人传承下来的。虽然全真道的一些理论，同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的内丹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真正创立全真道的是金末元初道士王喆。

王喆，又称王重阳，生于北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陕西咸阳人。原名中孚，字允卿，曾改名世雄，字德威，入道后自改名“喆”，字知明，号重阳子。早年他曾习武，应武举不第，于金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自称于甘河镇酒肆中遇到仙人吕洞宾饮以神水，授以真诀，弃家入终南山修炼。金大定七年(1167)东行至宁海州 (今山东省牟平县)，收马珏、孙不二、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七人为徒，于山东沿海一带宣讲自己的主张，一时信徒云集，并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莱州五地建立起“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五个教团，创立了他的全真道教团。金大定十年(1170)王重阳死于开封。

王重阳悟道时间较晚，真正传教不到三年，但他对全真道的教义、修持方法以及宗教组织形式，都进行了大胆的创造。

王重阳的著述有《重阳全真集》十二卷、《重阳教化集》三卷、《重阳分梨十化集》二卷、《重阳金关玉锁诀》、《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重阳立教十五论》等。大都是采用诗歌体裁来阐明宗义的，有数千首之多。

全真派道教区别于原来道教的主要之点，在于它公开主张佛、道、儒三教是一家，所谓“天下无二道，圣人不两心”。据《全真教祖碑》称，其教主要宗旨为：“三教圆融”、“识心见性”、“独全其真”，故名其教为之 “全真”。

王重阳所称佛、道、儒三家为一家，不仅仅停留在教义溯源上，他的全真道从思想、修炼、到某些组织形式，都广泛地吸收了儒、佛两家的内容，这是佛道儒三种意识形态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相互斗争、相互影响，在道教内的一种反映。王重阳宣称：“三教者不离其道也，喻曰： 似一根树生三枝也”(《示学道人》诗)“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识心见性全真觉，知录通铅结善芽”(《答战公问先释后道》诗)，“儒门释户道相同，三教从来一祖风;悟彻便令知出入，晓明应许觉宽弘”(《孙公问三教》诗)，“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异，妙玄通后更无加”(《修行》诗)。因此，他“凡接人初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以孝谨纯一。及其立说，多引六经为证据。其在文登、宁海、莱州，常率其徒演法建会者五，皆所以明正心诚意，少私寡欲之理，不立一相，不拘一教也” (《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同时“劝人诵《道德》、《清静经》、《般若心经》、《孝经》，云可以修证” ( 《全真教祖碑》)。

王重阳将儒、佛两家中有益于道教的教规教义，吸收到全真道中，确立了自己严格的立教原则，他著《重阳立教十五论》，分十五题全面规定了全真道的教旨与教制，一直为全真道徒学道之指南。这十五条分别为：

①住庵，认为凡全真道徒均应出家投庵，身依心安，气神和畅;

②云游，即应云游访道，参究性命;

③学书，认为道书读诵当穷其本意，不贵记多念广。

④合药，认为道徒应精研药物，活人性命，他说：“学道之人不可不通，若不通者，无以助道。”

⑤盖道，认为学道之人居处以茅庵草舍为足，不可求大殿高堂。说：“雕梁峻宇非上士之作为，大殿高堂，岂是道人之活计?”。这一条在王重阳死后，随着全真道为元代帝王所推奉，因而发展和兴盛后，很快被其弟子置于脑后，盖起了宏大的全真道宫观。

⑥合道伴，指出道伴须详择明心、有慧、有志之人，相与修学。

⑦打坐，要求打坐者，“须要十二时辰行住坐卧、一切动静中间，心如泰山，不动不摇，打断四门眼耳口鼻，不令外景入内”。

⑧降心，即须令心常湛然不动，冥冥杳杳，无内无孔，无丝毫念想，乱心一生，当速剪除。

⑨炼性，要求紧肃理性于宽慢之中以炼性。

⑩匹配五行，做到匹配五气令聚于中宫。使三无攒于顶上，神气混合而结于大丹。

(11)混性命，即修炼性命。

(12)圣道，指出只有苦志多年，积功累行，方能入圣道。

(13)超三界，认为“心忘念虑即超欲界，心忘诸境即超色界，不着空见即超无色界”。

(14)养身之法，认为养身之法在于得道多养。

(15)离凡世，认为身暂寄于尘世，而心超出三界，有如莲之根在淤泥而花在虚空，就是得道。说“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乃大愚不达道理也”。

全真道与佛教禅宗一样，宣称“不立文字”，重在修炼的实践。它在承袭内丹学派思想的同时，又吸收了佛教禅学的观点，认为修炼成道的根本在于人心具有不变的 “真性”，“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王重阳《金关玉琐诀》)，“万形至其百年则身死，其性不死也”(刘处玄《至真语录》)，提倡识心见性的修炼方法，以达到“清净”境界。说： “道家留丹经子书，千经万论，可一言以蔽之曰：清净”，又说：“屏绝万缘，表里清净，久久精专神凝气冲，三年不漏下丹结，六年不漏中丹结，九年不漏上丹结，是名三丹圆备，九转功成”(《丹阳真人语录》)。所谓表里清净，即指“内清净者，心不起杂念;外清净者，诸尘不染着” ( 《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

在宗教组织形式方面，全真道也仿效佛教，建立了全真道一套完整的教团生活制度，如规定道士必须出家，不得婚嫁，不茹荤腥，过十分严格、俭朴的集体生活等。王重阳在创教之初，即在山东建立起“三教全莲会”、“三教平等会”等最初的教团组织。王重阳死后，全真道在社会逐渐立足并产生较大影响，其教团组织进一步演变，居住的茅庵许多变成了皇帝敕建的宫观，随即在宗教组织方面也形成了庞大的全真丛林制度。一些著名的宫观，建筑格局与规模均仿效王公贵族的宫殿楼阁，殿宇宏伟，金碧辉煌，层次严谨，气势雄浑。内部组织也仿效佛教，分十方丛林与子孙庙，十方丛林由方丈、监院领导，下有执事各司其职，如“三都”、“五主”、“十八头”等，分管殿堂、库房、厨房、宗教生活、对外接待等工作。规定有严格的宗教生活与清规戒律，如有冒犯，则要据情处罚。

继承王重阳担任全真道掌教的是马珏。马珏是王重阳到山东传教时第一个收留的弟子，号丹阳子，撰有《渐悟集》、《洞玄金玉集》、《神光灿》等，门人录其言，编有《丹阳真人语录》、《丹阳真人直言》等，主要内容在劝人抛弃人间的荣华富贵，除去酒色财气，戒绝荤腥，宣扬清净无为，才能修炼成功大丹，得道成仙。说“小童问道道无言，清净能持自妙玄;凭此家风常保守，自然有分做神仙”，他的“不用人间造孽钱”句，常被后人作为劝世名言引用。为全真道遇山派创始人。继马珏任掌教的是谭处端，号长生子，撰有《水云集》三卷，内收诗、词、歌、颂、语录共数百篇，内容主要是：“警悟世人，包藏妙用，敷扬真风，引人归善”。受佛教禅宗思想影响较深，曾说“凡人轮回生死不停，只为有心。得山云：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若一念不生，则脱生死”。为全真道南无派创始人。王重阳的另外几个弟子为郝大通、王处一、刘处玄、孙不二和邱处机。郝大通，号广宁子，撰有《三教入易论》、《示教直言》、《心经解》、《救苦经解》、《周易参同契简要释义》等，后合编为《太古集》四卷行于世。他自称“精研于《周易》”，著述大都以易明道。卷一是《周易参同契简要释义并序》;卷二为象数图，以乾象、坤象图为首，以至于十二律吕图;卷三仍为象数图，以乾坤生六子图始，三才象三坛图终;卷四为三十首七言《金丹诗》。为全真道华山派创始人。王处一，号玉阳子，撰有《云光集》四卷行于世，以诗词为体裁，内容较杂，主要宣扬全真教义，劝人看破尘世，归向清净无为。为全真道嵛山派创始人。刘处玄，号长生子，著有《仙乐集》、《至真语录》等，并有《道德经》、《阴符经》、《黄庭经》注释行于世。主要是宣三教合一、清净无为的全真教义，如说“禅道明释藏，禅定真无相，禅慧口难言，禅天无缺朗”，“无事不贪求，无争不辨休，无言只念道，无喜亦无忧”。受禅宗影响较深，认为“念道觉真安，命清胜炼丹”。不以长生不死为贵。为全真道随山派创始人。孙不二，是马珏之妻，也是最早皈依王重阳的弟子，撰有《孙不二元君法语》，收入《道藏辑要》胃集，内容有《坤道功夫次第》十四首五言诗和《女功内丹》七首七言诗，系以诗的形式叙述女子修炼内丹功法的书，被称为女子炼丹的主要著作。孙不二为全真道清静派的创始人。邱处机，号长春子，为王重阳的弟子中对开创全真道最有贡献的人。王重阳死后，他先在宝鸡磻溪穴居苦修六年，后至陇州龙门山苦行七年。然后继刘处玄后为全真道掌教，南宋、金先后礼聘不应。金宣宗元光元年。(1222)携十八高徒西行雪山，谒见蒙古成吉思汗，向成吉思汗献策，劝其敬天爱民，戒杀孝亲、清静离欲，深得成吉思汗赏识，被称为 “邱神仙”，掌管天下出家人，并免其信徒赋役，自由传教、建庙、收徒，因此全真道势力大振。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他东归到达燕京 (今北京)，住大天长观(现白云观址)建“长春”等八个会社。后敕改天长观为“长春宫”，并授金虎牌护持教门，一时间数万人入道，开创全真道龙门派。邱处机著有《摄生消息论》、《大丹直指》、《呜道集》、《磻溪集》等，另有门人录其言编成的《长春祖师语录》行世。其中《大丹直指》共二卷，为金元全真北派重要内丹著述，主要承袭了唐施肩吾的内丹之说，认为金丹之秘在于一性一命。父母未生之前，九窍未通，混沌纯一，是为先天性命;既生之后，性潜于顶，命藏于脐。因后天与先天不相亲，金木间隔，迷忘了本来面目，逐时耗散，致使病夭。修真者应先使肾水中所藏元阳真气与心中所生正阳之精，上下相交，升降相结，用意勾引，脱出真精真气，混合于下丹田，用神火烹炼，使气自周流于一身，气满神壮，结成大丹。说做到这样“非特长生益寿，若功行兼修，可跻圣位”。邱处机死后，埋于长春宫(今北京白云观)，北京白云观因之被称为全真龙门第一祖庭。其弟子李志常编《长春真人西游记》，详细记叙了邱长春西行见成吉思汗的情景及他东归中原的活动及逝世下葬情况。因其中记载了西行道路、山川风光、民风习俗等许多真实情况，被认为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

在北方全真道兴起之时，在南方南宋统治地区盛行的钟离权、吕洞宾传承下来的金丹学本来就同全真道有同源异流之缘。传至白玉蟾时，也开始创立了教团组织，但影响不大。白玉蟾自称得张伯端一系内丹和神霄雷法之传，蓬头赤足，云游东南。他著有《武夷集》、《上清集》、《玉隆集》等，另有彭耜编的《海琼玉蟾先生文集》，留元长等记其言编的《海琼问道集》、《海琼传道集》、《海琼白真人语录》等，认为内丹法分炼形、炼气、炼神三关，主张以凝神聚气入手炼神修性，初关炼形之要在于忘形养气，中关炼气之要在于忘气养神，上关炼神之要在于忘神养虚。强调“内炼成丹，外用成法”，“静则金丹，动则霹雳，道法之妙全在元神元气”。白玉蟾将丹法传给了王金蟾，王金蟾又传给了李道纯。李道纯号莹蟾子，为元初江苏仪征长生观道士，道书称他对儒、道、佛三教之学颇有心得，撰有《中和集》、《莹蟾子语录》、《全真集玄秘要》、《三天易髓》、《道德会元》、《清静经注》、《大通经注》、《洞古真经注》等大量著述，他认为佛、道、儒三教性命之学均可概括为“中和”二字，因此，应以“中和”为旨，对内丹之学自成一家。南宋亡后，北方全真道传至南方，势力强大，李道纯也自称其宗为全真道，于是被称为“南全真道”，由此，南方的内丹派也并入全真道。张伯端及其一系的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内丹派炼丹家，被尊为全真道的 “南五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天师道(正一道)在解释“道”的含义上，也开始受到佛学禅宗与儒家理学的影响，由原来认为外在于人的“道”，逐渐变为理解成存在于人的内心的“道”。这一点，在北宋末年元代初年颇有造诣的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著述中体现了出来，他说：心“何物哉?杳兮冥兮，恍惚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强名曰道，强名曰神，强名曰心”(《虚靖真君语录·心说》)。到元末明初，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也说：“知道者，不观于物，而观于心也。盖心统性情而理具于心，气囿于形。皆天命流行而赋焉。曰虚灵，曰太极，曰中，曰一，皆心之本然也。是曰心为太极也，物物皆具是性焉”(《岘泉集·冲道》)。在这里，“道”、“太极”、“一”都成了 “心”。

从以上对宋金元道教思想发展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道教总的趋势是沿着佛、道、儒三教合流的轨迹行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