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词学”的缘起和概念衍变

词学·“词学”的缘起和概念衍变

词体文学始于唐，至宋高度繁荣，宋人事实上已经初创了词学研究这门学问。但当时的文化人普遍地认为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和“馀事”，虽然自己也写词、评词、选词和研究词，却并不把这些事当成什么正经学问。他们心目中还没有词也是专门之学的明确概念。宋代论词专著中唯一的使用了“词学”一语的是王灼的《碧鸡漫志》，该书谈到《霓裳羽衣曲》时说：“宣和初，普府守山东人王平，词学华赡，自言得夷则商《霓裳羽衣谱》，……补缀成曲，刻板流传。”显然这个“词学”指的是文学家的辞章修养，不是指词的研究。

元、明二代，词体衰落，“词学”一语相应地默默无闻。

到了清代，伴随着词体文学的“中兴”和词的研究工作的昌盛，“词学”这一名称才被广泛地用来指称与词相关的事业。但清人对“词学”含义的理解颇有差异。有的人将“词学”等同于词体文学，用它来指称词的创作。如丁绍仪说：“宋词学盛行，然夫妇均有词传，仅曾布、方乔、陆游、易祓、戴复古五家”(《听秋声馆词话》);胡丹凤说：“词学萌芽于唐，根柢于宋”(《莲子居词话序》);王昶说：“方今人文辈出，词学亦盛于往时”(《国朝词综序》)，如此等等。在五七言诗的领域，极少有人把“诗歌”和“诗歌创作”称为“诗学”的。但把词体文学和词的创作称为“词学”的做法，不但盛行于清代，而且延及各种学科研究体系都纷纷建立的现当代。比如，叶恭绰一九三六年为《清名家词》作序云：“盖词学滥觞于唐，滋衍于五代，极盛于宋而剥于明，至清乃复兴。”《文学遗产》杂志一九九○年第一期有《谈李清照的词学成就》一文，其内容就是谈李清照词的成就;该刊一九九三年第二期又有《论〈词源〉的论词主旨——兼论南宋后期的词学风尚》一文，其中“词学风尚”并不是指研究学问的风尚，而是如作者在正文中所描述的，是指南宋后期词的创作中“那种注重研炼之功的风尚”。以上这种不属于学术研究的“词学”，当然不是本文概述的对象。

清代学者中自然也有过将“词学”视为专门研究词的学问的人。比如康熙十八年(1679)查继超编成《词学全书》，他虽未曾对“词学”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但该书收编的四种著作：《填词名解》、《填词图谱》、《词韵》、《古今词论》，皆为学术专著而非词作选集，由此可知编者心目中的“词学”乃是指一门学问。之后江顺诒又编著《词学集成》一书，其《凡例》称，此书内容是对词体文学“条分缕析，撮其纲，曰源，曰体，曰音，曰韵;衍其流，曰派，曰法，曰境、曰品。分为八卷，以各则丽之”。从这些界定学科范围和确认研究目标的话中可以看出，编著者是把“词学”作为一门学问来对待的。学科名称的初步明确，自然意味着这项研究事业开始从混沌状态逐渐走向独立。但这一过程是十分缓慢的。因为与查继超、江顺诒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对于“词学”的观念还较为含混和不一致。除了前述将实际创作视为 “词学”者外，另有人把词的作法也称为“词学”。比如田同之说：“近日词家，谓词以琢句练调为工，并不深求于平仄句读之间，……于是词风日盛，词学日衰矣”(《西圃词说》);陆蓥谓：“且同一调，作者字数多寡，句注参差，各有不同，词学之芜甚矣，安得知音者起而正之!” ( 《问花楼词话》) 这样使用 “词学”一语，含义就更偏狭而不科学了。当然，比之上述几种，更普遍的一种做法是用“词学”这一名称来笼统包括词的创作和词的研究。如康熙皇帝《御制词谱序》说：“唐之中叶，始为填词，制调倚声，历五代北宋而极盛。崇宁间大晟府所集有十二律，六十家，八十四调，后遂增至二百馀，移羽换商，品目详具。逮南宋后，宫调失传，而词学亦渐紊矣。”此处所谓“词学”，显然兼指词的创作和词调、词乐文献的整理研究。此外如杜文澜《憩园词话》在总结清初“词学复兴”之况时，先说：“我朝振兴词学，国初诸老辈，能矫明词委靡之失，铸为伟词”，然后分别列举朱彝尊、陈维崧、厉鹗等人的词和万树《词律》、御选《历代诗馀》、御制《词谱》等研究著作，以证明“词学”之兴盛。康熙帝和杜文澜的观念很有代表性。自清初至本世纪二十年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词学研究成果累累，规模与实绩都远逾宋、元、明三代，但在大多数人的主观意念中，“词学”这一名称大概都是词作与词的研究工作的混合物。

上述“词学”含义不确定和学科范围含混的历史状况，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本世纪上半叶初步接受了现代文艺科学观念的学者们的不满。一九三二年，梁启勋撰成《词学》一书，其中《总论》部分开宗明义地说：“词学二字颇生硬，过去虽有此名辞，未见通显。计词之传于世者，今尚得八百三十馀调，一千六百七十馀体。然而音谱失传，徒供读品，今但视作文学中之一种以研究之，则词学二字亦尚可通。”这段话既表示愿意沿用久已约定俗成的 “词学”这一名称，同时又对它的学科性质和范围作了明确的界定，即“词学”是把词“视作文学中之一种以研究之”的专门学问。一九三四年，龙榆生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进一步把词的创作和词的研究二者加以区分，说明了“词学”作为一门学问的特定含义。他说：“取唐宋以来之燕乐杂曲，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谓之 ‘填词’。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他并指出，“填词”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活动，主要是那些“文人学士之才情富艳者皆优为之”的事;而“词学”作为一项研究工作则“乃为文学史家之所有事”(见《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在这篇具有现代词学奠基意义的文章中，龙榆生还提出了完整的“词学”所应包括的八项基本内容：即在传统“词学”已有的图谱之学、词乐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五项之外，再加上他所构想的声调之学、批评之学和目录之学。

三十年代的词学名家们所构想和论证的这个研究体系，虽然还未尽完善和科学，但已具有现代意义，从而使“词学”从传统的文史不分、创作与研究不分的混沌状态中独立出来，自具学术面目，成为国学诸门类中重要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性质和范围应是： 对于作为文学之一体的词及其发展史进行专门研究。

从以上的概念诠释和名称含义演变情况追述中可以大略得知，“词学”这一名称从无到有、从概念含混多歧义到成为一门学问的专名的漫长历史，大略地反映出 “词学”这个学科从萌芽破土到渐成规模，从不科学、不够科学到成为一个科学研究体系的发展过程。下文将从发展的观点出发，以各朝各代“词学”的实绩为依据，勾画出这个学科建立和沿革的简单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