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天祚命—帝王的承袭·五行理论与地位转承

承天祚命—帝王的承袭·五行理论与地位转承

五行，指的是土、木、金、火、水。本来它只是五种基本的物质，但是在我国古代，却把这五种东西看得神乎其神，逐渐演变成为一套系统的五行理论。

五行理论与汉高祖即帝位

五行通常又与阴阳联系在一起，据专家推算，阴阳五行作为一个学派，应该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派的著作，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十余种，可惜都已亡佚了。幸运的是，在《管子》、《吕氏春秋》、《礼记》等书中还保留了几篇阴阳家的著作。战国时期，影响较大的是邹衍五德始终的政治循环理论。到了西汉，董仲舒则把儒家的经学阴阳五行化，形成今文经学。这些理论对于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王莽改制篡汉直接从中寻找理论依据。

邹衍在论述历史时，把描述和寻求内在的必然性结合在一起，由近及远，上推到洪荒时代。这就是《史记》所说的：“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述)，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关于“大并”之“并”，《索隐》云：“言其大体随代盛衰，观时而说世。”对历史，他不限于描绘，而是力求探讨其盛衰的原因并给以评价;他不以人们已论述的最古的历史为限，而要把历史推向更远的时代，把人类的历史同自然的历史连结起来。邹衍认为历史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发展变化中，有一个所谓的必然规律起着支配作用，这个所谓的规律便是“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荀列传》)。

关于五德变化情况，其他书有这样的零星记载：“邹子有终始五德，土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又：“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文选》沈休文《故安陆昭王碑》李善注引《邹子》)前一段话的开头应是土，后一段续火的应是水。

邹衍认为，每一德支配着一个朝代，每个朝代有特定的政治和制度，即“治各有宜”。可惜记载有阙，无从知道邹衍是怎样论述各朝代政治的了。在某一德被另一德取代时，邹衍认为必定会发生某种奇异的自然现象，作为换代的信息，这就是“符应”。《吕氏春秋》中有一篇叫《应同》，详细记述了五德转运过程和相应的符瑞。

董仲舒对于五行也有很详细的理论。他说：“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五行之义》)又说：“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五行相生》)五行相胜(克)：“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五行相胜》)五行的次序是，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第一生第二，第二生第三，第三生第四，第四生第五。此所谓“比相生”。金胜木，中隔水;水胜火，中隔木;木胜土，中隔火;火胜金，中隔土;土胜水，中隔金。此所谓“间相胜”也。

据传，汉高祖刘邦自称是赤帝子，杀白帝子而起义。而自据水德。而继水者，当是土德。王莽便自据土德，篡汉便有了理论根据。

《史记·封禅书》中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

据战国邹衍的说法，虞德土，夏德木，殷德金，周德火，只有四德，尚缺一。汉高祖在看到秦时上帝祠中也只供奉四帝，他自据为五，为继周者，为水德。

但问题在于继周者并非是汉，而是秦，这样汉究竟是继周火为水，还是继秦水为土，便成为当时儒生争论的问题了。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本来就是骗人的，对自己怎样有利便怎样说，并非那样严格。五行理论只不过是他们达到政治目的的招牌和幌子而已。这一点在王莽那里更是体现得非常鲜明。

王莽利用五行理论篡位

王莽本是孝元王皇后的侄子，父亲王曼早死，不得封侯。成帝时，王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益封五千户。从此王氏当政，数十年不绝。河平二年，王氏子弟皆为卿大夫侍中，分据政府诸曹，权一归于王凤。所以当时的京兆尹王章说道：“天道聪明，佐善而灾恶，以瑞异为符效。……灾异之发，为大臣颛政者也。……今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一举手。”(《汉书·元后传》)

王凤专政共十一年，死后其弟王商代之为大司马卫将军。王商专政四年，死后，其弟王根代之为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当政五年后，罢侯就第，而以王莽代之为大司马。但不久成帝死了，哀帝即位。哀帝有哀帝自己的外戚，所以王太后叫王莽避位。哀帝心中也不喜欢王家，加上司隶校尉解光也说他们的坏话：“曲阳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据权，五将秉政，天下辐凑自效。根行贪邪，藏累巨万，纵横恣意，大治第宅。……内怀奸邪，欲筦朝政。推亲近吏主簿张业以为尚书，蔽上壅下，内塞王路，外交藩臣，骄奢僭上，坏乱制度。”(《汉书·元后传》)于是哀帝借机取消他们的当权地位。就此而论，哀帝也并不是一个无能的统治者。这样大的一个政敌，“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盘恒”(《汉书·刘向传》)。哀帝能够不动声色地铲除，没有引起大的困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惜他飨国不永，在位仅五年便死去。

哀帝死后，抑郁已久的王太后立即跑到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诏王莽，复拜为大司马。迎来九岁的中山王刘衍为皇帝，这就是平帝。所有哀帝的党羽贬削殆尽。因为皇帝幼弱，所以太皇太后临朝而王莽秉政。他首先除去他的叔父王立，以免威胁。自此后，“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羽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焉。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于众庶”(《汉书·王莽传》)。

于是他的地位日趋巩固，而打算更有所为了。因为《尚书大传》内曾说周公居摄的时候，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氏重译而献白雉。王莽不愿意周公专美于前，他也暗示益州塞外的蛮夷献白雉。事情这样作了，于是一般官吏盛陈王莽的功德而主张“臣有大功，则生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汉书·王莽传》)。太皇太后答应这样作了，王莽却又再三恳辞，经过多少次的劝说，他才“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闹了几十年的灾变，如今忽然祥瑞出来，也许是一新耳目的事。平帝元始二年，接连着祥瑞迭出。

王莽的野心越来越大。他是一个因外戚而起家的人，深知皇后在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虽然平帝尚在童年，他也设法使他的女儿为皇后，在元始四年四月丁未正式立为皇后。接着太保王舜等奏道：“《春秋》列功德之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贤，然后能之。其在人臣则生有大赏，终为宗臣，周之周公是也。”(《汉书·王莽传》)另外有八千人上书言，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王莽也应当有类似的地位。于是他又益封地，称宰衡，位上公了。这时儒家思想仍占统治地位，王莽又是个好大喜功的人，所以他建议：“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

从形式上看，这是很盛的制度，不明真相的人，难免会佩服王莽建设的魄力。王莽大概是汉武帝以后最醉心于儒家政治的人，他的魄力似乎比武帝还要大些，百余年来要作的事他全作了，尽管不免有些夸张。他继续有所改动，《王莽传》说：“莽奏曰：‘今谨案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臣又闻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汉家地广二帝三王，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应经。《尧典》十有二州，后定为九州。汉家廓地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余里，不可为九，谨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以应正始。”

平帝五年，王莽更加九锡，再升级的话，就得作皇帝了。于是有人上书，请安汉公行天子事。《王莽传》说：“泉陵侯刘庆上书言：‘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皆曰：‘宜如庆言。’”

不久平帝死了，依着王莽的主张，立最年幼的广戚侯子婴为皇帝。王莽的用意，已经是“路人皆知”了。于是：“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汉书·王莽传》)

王莽的姑母王太皇太后一向相信王莽对于汉室是忠诚的，如今他步步进逼，她也怀疑了，直斥符命是“诬罔天下”，而认为不可施行。但王莽的权势已成，她也没法制止了。太保王舜劝她道：“事已如此，无可奈何，阻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镇服天下耳。”(《汉书·王莽传》)她也只好答应了。从此王莽便“居摄践祚，服天子韨冕”，成为“假皇帝”，距离真皇帝的地位，仅是“未达一间”了。在居摄二年的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讨伐王莽，王莽非常恐慌，日夜抱着孺子婴祷告郊庙，并效仿《大诰》的体裁作策书。他的运气很好，翟义被打败。于是他的气焰高涨，自谓威德日盛，得到天人相助，他打算作“真皇帝”了。接着居摄三年有许多符瑞应运而出，《王莽传》说：

“是岁广饶侯刘京，车骑将军千人扈云，太保属藏鸿奏符命。京言齐郡新井，云言巴郡石牛，鸿言扶风雍石，莽皆迎受。”

从此后王莽便有所借口，他说上天不许他称“摄皇帝”了，于是改居摄为初始。不过国号仍然是汉，孺子婴仍然是名正言顺的皇帝。国不可能有两个皇帝，王莽便要求禅让。《王莽传》说：

“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未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书，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周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金。’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

王莽自称是黄帝后，而舜为其始祖。依五行相生的系统说，汉高祖为赤帝子，正好传位于黄帝之后的王莽;依尧舜禅让的历史故事，汉为尧后，尧后也正好传位于舜后了。

王莽又曾为汉家立宗庙，《王莽传》说“以汉高祖为文祖庙”，因为《尚书·尧典》内有“受禅于文祖”的话。所谓“文祖”，大约是尧的祖庙，禅舜的典礼在此举行，舜即位的典礼也在此举行。王莽既承祖德，以舜自比，所以就称汉高祖为文祖，表示其色符合于唐虞。

王莽就是这样，利用五行学说，利用历史传说，一步步夺取汉家政权的。

可见，五行学说只是某些人用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幌子而已。

王莽代汉，法令滋章，赋役繁重，因而海内溃乱，人心思汉，百姓饥馑，天下起兵。公元23年，农民起义军进军长安，推翻了新莽政权。公元25年，刘秀在河北即皇帝位，不久，定都洛阳，建立东汉政权，史称“光武中兴”。

东汉一代皇帝多是幼主即位。东汉皇帝幼主即位者共十人，其即位年龄分别是：和帝十岁，殇帝三个月，安帝十五岁，顺帝十一岁，冲帝二岁，质帝八岁，桓帝十五岁，灵帝十三岁，少帝十四岁，献帝十二岁。

幼主即位，便出现了母后临朝，外戚及宦官干政的严重局面，从而使东汉王朝由盛转衰，走向灭亡。

曹魏利用五行理论篡位

据传，东汉末年，曹魏也是利用五行理论来夺取东汉政权的。

《三国演义》中在记载曹操逼帝迁都许都时有过这样一段话：

“操由是日与众谋士密议迁都之事。时侍中太史令王立私谓宗正刘艾曰：‘吾仰观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斗牛，过天津，荧惑又逆行，与太白会于天关，金火交会。金火交会，必有新天子出。吾观大汉气数将终，晋魏之地，必有兴者。’(案：周诗有《魏风》，而魏为晋所并，魏地遂入于晋。及晋卿魏斯求为诸侯，与韩、赵三分晋国，而魏复兴焉。《左传》曰：‘魏，大名也，故毕万卜居于此而子孙乃昌。’魏居天下之中，中央属土，土气之色黄，正应‘黄天当立’之谶。)又密奏献帝曰：‘天命有就，五行不常盛。代水者土也。代汉而有天下者，当在魏。’操闻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操以是告彧。彧曰：‘汉以水德王，而明公乃土命也。许都属土，到彼必有兴者。’操意遂决。”

到后来，曹丕逼汉帝禅让帝位，自继大统，当上了皇帝。

有汉二代(东西汉)，没想到竟然都是以五行学说禅让而终的。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但也可从中见出五行理论对当时政权交替影响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