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西方文化·新儒家出现·旧儒学的理论退却

儒学与西方文化·新儒家出现·旧儒学的理论退却

首先是自然观念的大退却，退却的结果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有机的自然观，让位给西方的天人相分的机械论的宇宙观。儒学曾经假定：(1)自然是个有机体;(2)这个有机体是一“生命—创造”过程;(3)此自然秩序根据于道德秩序;(4)人作为道德主体是这一自然秩序的“参”与者，他通过“至诚”而与天地合一。这一整套观念曾经统治中国思想界几千年，现在在西方科学的冲击下，它突然变得异常地生疏、异常地遥远、异常地不可思议、异常地和现代社会隔离。科学家理解的“天”就是天文学的天，“地”就是地理学的地，“人”就是生理学与社会学的人，“心”就是心理学的心。这是一套全新的自然观，我们无法用这一套观念去解释儒学的“天”、“地”、“人”、“心”。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自然观，我们必须在这二者之间作出抉择。我们可以宣称儒学拥有着与自然科学真理不同的真理，宣称它拥有着与自然科学宇宙观不同的宇宙观。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我们必须明白，(1)这种宣称不能援引自然科学材料作证明，因为它没有理论与经验的证据;(2)它必须不断忍受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的科学的越来越强有力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打击与批判;(3)它必须放弃可憎的独尊面孔，客客气气承认学术的多元化。

我们同样也可以宣称，而且实际上也是如此，儒学统一的、模糊的、存而不论的自然观在科学的自然观面前，是软弱的、无效的，有时甚至是骗人的。天地人心作为天文学的天、地理学的地、生理学的人、心理学的心，并不具有任何道德含义，硬要将它们与道德扯到一起，是牵强而无意义的。我们只能将儒家的这种行为解释成一种辩解，就是力图为自己的一套人伦纲常找到形而上学根据，以便更有效地去欺骗“万民”。

不管怎样，儒学的自然观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生活，它必须退却，而且实际上已经退却，它必须失去效力，而且实际上已经失去效力。它的失效，引起儒学明彻自足、天人合一、大化流衍的生命智慧的失效。天既没有道德效力，宇宙不过是一个机械的运行过程，天地合德是说不通的，心诚则可以参天地之化育是说不通的。理论科学与道德实践完全是两码事。你当然完全可以不顾及自然科学的打击而恪守儒学的做人理想，而这刚好把儒学还原为伦理学之一种;你当然也可以从个人至诚的体验入手，建立一门超验的心理学，肯定一种高级的存在及其与人的关系，而这又刚好还儒学为一种宗教体验。

其次是道统观念的大退却，退却的结果是儒学退化的向后看的历史观念让位于西方进化的向前看的进步观念。道统观念是儒学最顽强、支配中国社会最经久的观念之一种，这种观念的基本含义是：(1)在时间上，中国社会，甚至是人类社会最优美完善的时代是在三皇五帝时代，尧、舜、禹、周公时代;(2)完善的社会典章制度是由上述朝代的圣王加上孔子的(至多再加上孟子)奠定的，这些典章制度是各时代治国的标本和蓝图，是立国之根本，是国之体，是历史之核心，是万万不能变易的;(3)实际历史过程就是返回这种完美、模仿这种社会状态的过程，历史研究就是得失评价，就是分清哪些是符合祖先典章，哪些是不符合的。

尽管儒家的“道统”从来就不是一种社会现实，但这种观念却是中国人(不管是文化人还是非文化人)心目中的一个基本的、几乎是深信不疑的观念。这种观念完全远离了历史上最大的动荡与冲击，完全限制了中国历史中哪怕是最彻底的变革家的眼界，就连王安石(1021—1086) 也只能“托古改制”，他与司马光(1019—1086)之间的争论不过是对“道统”的不同理解之间的争论而已。一直到近代中国，三次近代化浪潮有两次是在自觉地维护道统的名义下进行的。可以说，不根除道统观念，中国社会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变革。

在西方文化的冲撞下，现代中国系统的疑古热潮产生于道统观念日益危殆之时，又给予道统观念以沉重的打击。三代历史不可考，证明道统不过是神话而已;对现代中国面临的特殊问题，祖先没有提供也提供不了现成的答案，若硬说提供了，那只能是假话。中国必须采纳进步的观念、进化的观念，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富强，欲达此目的，就必须冲破祖先的束缚，彻底改造从制度到技术到观念的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第一次不是关注过去，而是关注现在与未来，不是向古代退还，而是向未来社会开拓，不是回过头去向后看，而是昂首挺胸朝前走。

第三是道德至上观念的大退却，退却的结果是儒家的道德说教让位给对行为合理性的追求，道德理性让位给实用理性。道德至上曾是儒学的一个基本信条;不追求行为是否合理，只追求行为是否与传统教导一致，也曾是儒学的一个根本观念。而现在，中国一步步迈入近代社会，同时也就一步步远离这种观念。在列强的枪炮下，道德说教是软弱无力的。清朝有洞见的大臣想到要办洋务，要制造枪炮以夷制夷，这是道德理性向实用理性让步的第一步。洋务运动失败后，更有有识之士要对中国的制度作适当的调整，这是追求行为合理性的第二步。辛亥革命兴起，力图完全建立新秩序，对生活与社会作一次全新的理解，终致将传统撇之一旁于不顾。尽管这种步步进逼的对行为合理性的追求，是在被迫情形下、在不知不觉中不自觉地完成的，是在列强压力下应付危机的权宜之计，但它毕竟是使中国迈入近代社会的一个根本转变。(以上诸段参阅了宋开芝、胡传胜等先生的观点)

在儒学与西方文化冲撞的第三期里，儒学在观念层面上的退却，把中国人推到了一个十分难堪的境地，一方面是中国必须近代化，必须迅速迈入近代社会，而只有让儒学退却，从器用到道体，再到观念完全退却，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中国人是在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浸染中长大的，儒学完全退却了，没有了地盘，没有了存在的空间，意味着中国的民族心灵失去了家园，没有了安顿处。中国人没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没有了赖以自立的精神支柱。

中国人要迈入近代世界，就必须放弃心灵的家;要保留心灵的家，就无法真正迈入近代社会。中国人是否只能在这种残酷的二难选择中苟延残喘?

能不能找到一条路，让中国人既成为一个现代人，又不致于丧失自己的家，成为一个丧家的异乡人?

能不能找到这样一条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