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风范—礼仪制度·雅的反面是怪异虚伪和迂腐

儒雅风范—礼仪制度·雅的反面是怪异虚伪和迂腐

《论语·雍也》载孔子告诫他的学生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就告诉我们，儒家自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它的成员内部就有君子与小人之分。以上几节所讨论的儒雅，都是就君子儒而言的。而那些小人儒，或者不遵守礼仪规范而走向怪异，或者以儒雅作为装点门面的手段，而实际上从事那些见不得人的肮脏行为。或者食古不化而走向迂腐拘执一途，成为被社会唾弃的受人嘲讽的对象。对于儒雅这种种变异现象，古籍中多有生动的描述与辛辣的嘲讽。

小人儒

《荀子·非十二子》在正面描述了士君子的仪态之后，又以犀利的笔触，对种种不合礼法的怪异情态作了勾画：

“吾语汝学者之嵬容：其冠絻，其缨禁缓， 其容简连;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尽尽然，盱盱然，酒食声色之中则瞒瞒然、瞑瞑然，礼节之中则疾疾然、訾訾然，劳苦事业之中则儢儢然、离离然，偷儒而罔，无廉耻而忍溪訽，是学者之嵬也。”

这些小人儒把帽子戴得很低，系帽子的缨带和系腰的腰带都系得松松垮垮，一副骄傲自得、目中无人的神态;他们走路时蹦蹦跳跳，极为轻狂浮躁;他们有时候又沉默不语，举止无常;他们走路时东张西望，处处注目;他们稍有不快就显得垂头丧气，神情沮丧，显得神情茫然;他们沉溺酒食声色，过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们认为礼节既拘束又麻烦，很想偷懒;他们害怕劳苦的工作，又懦弱怕事，只好说假话骗人;尤其是他们没有廉耻之心，即使被责骂也甘心忍受，激不起半点自尊意识。荀子认为，小人儒这种种怪异表现，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他们不遵守礼仪规范。

假儒

一种思想学说形成或某些行为规范制定之后，那些真诚的人们身体力行，甚至为它们献身也在所不辞。但也会有一些投机者或政治骗子接过这些招牌，将它们作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他们的心里何曾有半点仁心!他们何曾想到要遵守礼仪规范!这些儒生可以称之为假儒，伪儒!他们表面上也会说一些仁义道德，甚至比别人叫得更加响亮，他们的拿手好戏是装模作样，但只要将他们所说的与他们所做的一对照，麒麟皮下就会露出马脚，骗子的原形就会立即显露出来。孔子对这种虚伪的君子深恶痛绝，《论语·阳货》载孔子语云：“巧言令色，鲜矣仁。”话说得太漂亮，而在实际行动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些伪君子究竟能有多少仁心呢?《论语·公冶长》又记载孔子的话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像这样华而不实、表里不一的伪君子，真正的君子是羞与为伍的。从《论语》这两条记载来看，早在孔子时代，就存在着这些花言巧语、品质恶劣的人物。到了战国时代，随着儒家学派的发展与分化，一些动机不纯分子也钻进儒家阵营，他们以《诗》、《书》礼义作为谋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儒家的对立学派道家辛辣地讽刺了这些伪儒，《庄子·外物》记载了一个儒生以诗礼盗墓的寓言故事：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希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这真是一幅绝妙的讽刺画：大儒和小儒正在黎明之前干着见不得人的盗墓勾当。他们与其他的盗贼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在盗墓时还挂着《诗》、《书》礼仪的招牌，他们借诗的名义，指责墓中死者生前未能乐施好善，因此死后就不应该口中含珠。《诗》、《书》礼义本来是教人处理好现实中的各种伦理关系，但在这里却被用来作为偷盗的手段。这则寓言当然不是纪实，但它却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它无情地戳穿了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实则男盗女娼的伪儒的惯用把戏，还他们丑恶的本来面目。

伪儒

魏晋之际的大诗人阮籍在《詠怀诗》第六十七首中，也尖锐地讽刺了那些矫揉造作的伪善礼法之士：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梁。外厉贞素谈，户风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屈周旋仪，恣态愁我肠。”

洪生指的是鸿儒，这些养尊处优的大儒以古代礼制为凭藉，他们的服饰容仪从表面上看也遵守礼仪规范，他们区分尊卑等级次序，待人处事颇能纲纪分明。他们朝见时神色庄重，手执圭璋。总之，鸿儒们似乎是无可挑剔的，他们的一切行动无不遵守礼制，显得道貌岸然。待到写够了这些鸿儒的装模作样之后，诗人笔锋一转，写鸿儒的表里不一：他们在外高谈礼法，但在家中却尽干一些肮脏的事，偶尔他们也不慎说出一两句真心话，但随即又假装正经，大发仁义道德的高论了。原来上述鸿儒种种循规蹈矩的礼法行为，无一不是在装腔作势，他们呈现在外的只不过是委曲周旋的假象!这些揭露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

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堪称一幅伪儒群丑图。作家运用冷隽的笔墨，入木三分地刻划了各个层次的儒生的无行。例如严贡生正在向别人吹嘘自己“为人直率，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正在此时，“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对他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明明关了别人的猪，却说自己从来不知占乡亲半点便宜，将严贡生的言行相对照，我们就不难看出严贡生是何许人物了。儒生范进在母亲死了以后，吃饭时连银镶杯箸甚至连象牙筷子都不敢用，似乎恪守丧礼，“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若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范进的孝道于此可见一斑。又如杜慎卿口头宣称不爱好女色，说女人都不是好东西，但在实际上却忙于纳妾，欣赏女优。严监生的小舅王仁宣称，“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但他却抵御不了二百两纹银的诱惑，怂恿严监生在自己亲妹王氏没咽气之前，扶正了侍妾。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真假、诚伪的区分。

腐儒

有些儒生倒是真诚地服膺儒家学说，但是他们食古不化，不知变通，故而又走向迂腐拘执一途。《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叔孙通为汉高祖拟定朝仪，鲁地有两位儒生不听征召，他们认为：“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这两位儒生因为不知变通而失去了及时为国家立功的机会，遭到叔孙通的嘲笑。唐代大诗人李白到山东漫游，他的浪漫作风被一些腐儒传为笑谈，李白为此写下了一首《嘲鲁儒》，给这些腐儒描绘了一幅肖像：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没水滨。”

这些老儒只知道背诵五经章句，而与时代现实完全脱离，他们对如何治国安民一窍不通，完全是时代的落伍者。他们穿着宽大的儒服，行动迟缓，举止笨拙，显得滑稽可笑。诗人指出这些腐儒于世无补，奉劝他们躬耕没水之滨，以他们的劳动作为对社会的唯一贡献。

以上我们讨论了儒雅风范的一些反面表现，从中我们看到，要培养儒雅风度，既要内在的诚心，又要善于变通。不诚，就会走向怪异或虚伪;不善变通，又会导致盲目信古，成为被时代抛弃的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