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佛教·名教与佛法之辨·神灭与神不灭

儒学与佛教·名教与佛法之辨·神灭与神不灭

神灭与神不灭的含义是指人的形体死亡后，精神是消亡还是继续存在，是“神灭”还是“神不灭”? 这个问题本是先秦以来中国各学派讨论形体与精神关系时的一个主要论题。佛教传入中国后，神不灭论曾被认为是佛教的理论基础，是三世轮回的因果报应说赖以存在的基石：“佛之有无，寄于神理存灭。”(萧琛《难神灭论》)因此，许多佛教徒都大力宣扬和捍卫神不灭的理论，而攻击反对佛教者也往往把矛头集中在对佛教神不灭理论的批判上，以至于在南北朝时期，围绕着神灭与神不灭，中国思想舞台上展开了一场理论上的大论战，这场论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儒学与佛教在理论上的分歧与斗争。通过这场论战，儒家的无神论思想得到了充实与发展。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不多谈鬼神，他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因此，“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 述而》)。何晏注：“神，谓鬼神之事。”孔子虽然不谈鬼神，但他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他的学生樊迟曾向他问智，孔子回答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论语· 雍也》)这就是说，最为明智的事，是要尽力做好民事，敬事鬼神，但不要谄鬼神、依靠鬼神。这是孔子从重人事出发而形成的鬼神观点，即仅把鬼神作为一种追终溯远、神道设教、教化百姓的一种手段，而不必去探讨鬼神是否存在。重视人们的当下生活，对天命鬼神存疑形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无神论倾向。这种无神论倾向在王充、范缜等人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但是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却盛行着人死灵魂不灭的观点，认为人的肉体死了，但精神—灵魂依然存在。人死后灵魂升天，形体则埋于地下。与这种观点相通，古代有一种“招魂”的风俗，即人死之后，将死者之衣升屋，北面三呼，认为这样可招回死者之魂。灵魂不死是中国古代宗教迷信观念中的一种重要观点。尽管这种宗教迷信观念与印度佛教的业报轮回等基本理论并不相同，但佛教传入中国后，却依附吸收了这种传统的思想观念而得到了传播。

印度佛教最初并没有中国古代宗教中那么明确的灵魂观。这是因为，印度佛教是以反婆罗门教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为了反对婆罗门教关于有万能的造物主(大梵天)和不死的精神主体(神我)，佛教从缘起性空出发，始终将“无我”视为它区别于各种“外道”的主要标志之一。但这同时也给佛教业报轮回的解脱理论本身带来了难以自解的内在矛盾：既是“无我”，又如何“轮回”并实现“解脱”?“若无实我，谁能造业? 谁受果耶? ……谁于生死轮回诸趣，谁复厌苦趣涅槃?”(《成唯识论》卷一)缘起性空说必然要否定任何实体，但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教义在逻辑上又必然要找一个轮回报应的主体、承担者。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坚持“无我”的佛教又不得不提出“补特伽罗”、“中有”、“果报识”、“佛性”、“如来藏清净心”等假设之“我”来充当轮回与解脱的主体。这些假设之“我”在印度佛教中虽然只是服务于出世理论的“方便说”，不占主导地位，但它传入中国后，却很快就与中国的灵魂不死、祸福报应说结合在一起，轮回之“我”借助于传统宗教观念而获得了新的意义，灵魂不灭与业报轮回一起构成了在中土最为流行的佛教神学理论之一。例如，传为汉代安世高所译的《阿含正行经》中说，如果人行恶，死后“魂神”就会“入泥犁、饿鬼、畜生、鬼神中”。而三国时康僧会译出的《察微王经》中，更是直接使用了“魂灵”一词，认为“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这样的译经必然影响到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许多中国人就是用传统的迷信观点去接受佛教理论的，认为“佛道言人死当复更生，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牟子《理惑论》)。由于中土人士认为“佛之有无，寄于神理存灭”，因此，佛教徒往往从涅槃解脱的角度把常住的佛性与“冥传不朽”的“心神”、“我”等直接联系在一起，以“佛性我”、“佛识”、“真神”、“阿赖耶识自性清净心”等来表示业报轮回的主体与超凡入圣的解脱之因，把印度佛教中的心性论与非“无我”的倾向统一到主体自性心识上来，从而使印度佛教中的无我说与轮回解脱论这个始终未得圆满解决的内在矛盾，在中土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神不灭论成为中国佛教的根本教义。其中最典型、最系统的中国化的佛教轮回转生说，是慧远关于神不灭的三报论和梁武帝的“神明成佛义”，它们都是中印文化交融的产物。佛教理论经慧远、梁武帝等人糅合中国的灵魂观加以认证，最终形成了天堂地狱那一套轮回报应说，以致在中土发生了极其广泛、深远的影响。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佛教信徒的范围，成为下层大多数民众所信守的生死观念。

范缜像

佛教徒的做法，引起了“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的不满。南北朝时期，一批儒家学者如郭祖深、荀济、范缜等都激烈地排佛。郭祖深针对梁武帝佞佛太过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陛下昔岁尚学，置立五馆，行吟坐咏，诵声溢境。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都下佛寺五百余所。”“天下户口亡其半。”(《南史》卷七○，《郭祖深传》)他认为，佛教的盛行，必然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纲常名教的至上性，给社会带来祸患。荀济则攻击佛教扰乱纲常名教：“其释种不行忠孝之义，贪作甚者号之为佛。”“今释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纲纪紊乱矣。”这近乎大骂佛教了。在当时所有的反佛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范缜站在儒家立场上，对佛教“神不灭”理论的批判。范缜批判的对象主要是以梁武帝为代表的在当时社会上影响较大的、将佛性理解为人的灵魂的“神不灭论”。在对佛教的批判中，范缜写下了光辉的无神论篇章《神灭论》，为丰富发展传统儒家的无神论思想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范缜是南朝齐梁时的哲学家和无神论者。他出身微寒，“好危言高论”，不畏权贵，尤其对梁武帝媚佛而导致南朝佛教的炽盛的状况深恶痛绝，认为“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敝，思拯其溺”。于是，范缜对佛教的盛行给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和风俗所带来的危害作了深刻的揭露，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佛教的理论基础，对佛教宣扬的“神不灭论”作了有力的批判。当时，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经常聚集着一批名士和名僧在“讲论佛法”，而范缜却勇敢地站出来发表不同的意见，“盛称无佛”，并用偶然论反对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论。后退而著《神灭论》，既鲜明地表达了一个儒者不信鬼神的无神论观点，又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论证和阐发。“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南史》卷五七)后萧子良又派人以“恐伤名教”相威胁并以“中书郎”官位相引诱，要范缜放弃自己的观点，但范缜明确地表示绝不“卖论取官”，断然拒绝了萧子良的威逼与利诱，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后梁武帝崇佛，几乎将佛教抬到了国教的高度，为了消除范缜《神灭论》对佛教的不利影响，他亲自组织了曹思文等王公贵族及僧人六十多人写了七十多篇文章对范缜进行围攻。范缜又写《答曹舍人》进行反驳。这场辩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儒学与外来佛教的冲突与斗争。

范缜站在儒学立场上，针对佛教的神不灭论，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形谢神灭。范缜认为，人的形体与精神是不离开的。“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形体与精神的关系是“质”和“用”的关系，“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于神不得相异”。“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之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有刀刃之质，必有锋利之用;锋利之用，绝不能离开刀刃之质。范缜不具备现代生理学的知识，因而也不可能科学地说明精神与形体的关系，但他肯定精神本身并非物质实体，而是人的形体的一种作用则是正确的。

范缜批判佛教神不灭论的深层原因之一是要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儒学正统地位不断受到佛教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排挤。“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当时南朝佛教兴盛的生动写照。寺院拥有独立的经济，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享有与门阀士族地主相同的政治特权，形成了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佛教势力的增强，加深了僧侣与门阀士族之间的矛盾，增强了佛法与名教之间的摩擦，也危及到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领衔地位。而神灭与神不灭之争实际上就是当时社会矛盾的曲折反映。神不灭论代表佛法，神灭论代表了儒家名教。范缜的神灭论既体现了儒家名教对佛法的基本态度，又表现了儒家无神论思想的不彻底性。它一方面希望根本上驳倒佛教，另一方面又因自己理论上的局限而误入了佛教徒的思辨圈套。当佛教徒拿出“圣人之形犹凡人之形，而有凡圣之殊，故知形神异矣”来诘难时，范缜从形质神用的观点出发，不得不说，正像“金之精者能照，秽者不能照”一样，“圣人”与“圣人”由于体质不同，故精神也就不同，“岂有圣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佛教徒又问：为什么同是圣人，彼此之形又有所不同? 范缜只得勉强回答说：“圣同于心器，形不必同也。”这正如马的毛色不同，但可以同为千里马;玉的颜色不同，但可以同为美玉。范缜不了解思维问题并不单纯是生理问题，人的生理结构的好坏可以影响人的思维水平，但人的思维能力最终是在社会实践中得以发展的。天生的“圣人”与“凡人”是不存在的。当佛教徒又拿出儒家经典中倡导的“立宗庙”、“祭鬼神”来为神不灭论辩解时，范缜更是无能为力了，他只好打击“神道设教”的旗号，甚至承认了有与人“各自为类”的“鬼”的存在。这说明，范缜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但由于受时代条件和他的儒家立场的局限，他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形神关系问题，未能科学地说明与人的形体不可分离的精神作用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但如果我们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考察范缜的神灭论，可以说，虽然范缜的神灭论没能制止佛教的泛滥，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佛教理论发展的方向。中国佛教自此以后逐渐转向了对心性本体的阐发而不再停留在形神等问题上，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传统儒学对佛教发展的影响。而范缜的神灭论思想也是在同佛教的斗争中提出来并逐渐完善的，因此也可以说，外来的佛教从反面刺激、促进了传统儒学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正是在与佛教的斗争中，范缜克服了以往儒家无神论者在形神关系上的二元论缺陷，把形体与精神的关系说成是“质”与“用”的关系，也就是将精神看作是人体的一种机能、功用，从而丰富、发展了传统儒学的无神论思想，为儒学无神论思想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儒学和佛教在相互冲突中不断发展的实例。这种文化的冲突与文化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值得玩味和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