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与《新生》周刊事件
杜重远，吉林怀德人，早年东渡扶桑学习窑业，归国后在沈阳开办了一个窑业公司，任过奉天省总商会副会长。“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曾任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常委兼政治部副部长。随南方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赴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新华日报》刊文称他是“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最坚决的民主战士。”
在上海期间，他投身书报业，利用传媒宣传抗日。最初是帮助邹韬奋编缉《生活》周刊。1934年亲创《生活》周刊，任总编。1935年5月，该刊第二卷15期发表了署名易水的《闲话皇帝》一文，由此触怒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揭开了《新生》周刊事件的序幕。文章中提到“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虽拥有皇帝的名，却没有皇帝的实权”“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矛盾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一部分人的罪恶”等等。文章泛论中外民主制度，并提到天皇是日本现代真正统治者的傀儡。日本驻沪领事竟以“妨害邦交”为口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无理要求禁止该刊发行，惩办该刊负责人，市长道歉，并担保将来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上海市政府屈辱地答应了日方全部要求，审判结果;杜重远因散布文字共同诽谤，判徒刑一年零七个月，《新生》周刊没收，并规定不得上诉，立即送监执行。
国统区有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闲话皇帝》在发稿前曾经过国民党当局的审查。国民党政府为推卸责任，要杜重远承认文章未送审，并约定按违犯报刊审查法定罪，判处罚金了事，罚款也不用杜重远支付。杜考虑，这次如不与国民党妥协，怕酿成外交上的大事件，从而蒋有可能对日方进一步妥协，以致更大程度损害国家、民族的利益，便同意假审判。然而国民党政府慑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竟背信弃义地以“触犯睦邻令，有碍邦交”罪名判刑。
面对着卑躬屈膝，妥协媚敌的国民政府，杜重远在法庭上疾呼“我不相信这是中国的法律”。他这悲愤的怒吼在申诉着民族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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