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无谓的争论
抗战前期曾发生一场文艺思想论争——批判文艺“与抗战无关”论。这场论争，发生在1938年底，是由《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编者梁实秋所写的这样一段《编者的话》引起的：“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于是，当时文艺界的一些人士，便起来指责梁实秋只征求“与抗战无关”的材料，而排斥抗战题材，同时也批判他把一切抗战作品统称为“抗战八股”。
然而，这样的批判显然有欠公允。梁实秋的这段话，无论是放在当时，还是拿到现在来看，都是比较全面有理有据的，他“最为欢迎”的是“与抗战有关的材料”，这就突出了重大题材;他又肯定了“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也是好的，这就兼及了一般题材。所以，当时的文艺界人士对梁实秋的批判就有了一些强加的意思，虽然他们的愿望是好的，认为写作“与抗战有关”的作品有助于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于抗战有利。然而，社会生活本身是纷纭复杂的，有着多方面的内容，抗战时期抗战是生活的主流，但决不是生活的全部。认为抗战时期一切作品都必须与抗战挂钩却也是走上了“与抗战无关”的另一个极端。
一篇作品的好坏优劣，是并不以其题材为唯一标准的。老舍的直接描写军旅生活的长篇小说《火葬》，其艺术成就并不一定比得上反映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的《四世同堂》，巴金的《抗战三部曲》不仅难与《激流三部曲》相比，甚至远逊于他同期小说《憩园》和《寒夜》。一个具有长期艺术实践的作家，往往都有他们独特的题材领域和主题范围，只有处理于他们熟悉的题材时，方能写出伟大的作品来。因而，假如把抗战时期的一切作品都限定在“与抗战有关”的范围之内的，就会影响到文学的全面发展，文学的园地里就会只剩下一种单色花。
这场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从开始便失去了公允，而最终也未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反而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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