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枉杀无辜之臣

朱元璋枉杀无辜之臣

明太祖朱元璋本来出身寒微，但他做了皇帝以后，暴虐无常，充分暴露出封建统治者的本质特征。当初跟随他打天下的功臣，在他的手下，多数未得善终;后来有些文武重臣也无辜遭到他的杀害，命运可谓凄惨。

李仕鲁是个读书人。朱元璋第一次见到他时，高兴地说：“我早就派人去访求你了，你怎么直到现在才来呀?”他让李仕鲁任贵州同知和大理寺卿，李在任上颇有政绩。后来朱元璋愈加迷信佛道，致使僧尼道士，“其徒横甚，谗毁大臣”，满朝文武敢怒而不敢言。惟李仕鲁和给事中陈汶辉多次谏劝，得罪了朱元璋。一次，李仕鲁对朱元璋说：“你既已沉溺于佛教，是不可能再听我们谏劝的。我现在把笏还给你，请你放我回去当老百姓吧!”朱元璋听后，二话没说，竟命令武士当场把李仕鲁活活打死。陈汶辉吓得投了金水河。

朱元璋杀王朴更是毫无道理。王朴原任吏科给事中，后来做了御史。御史这个官本来就是为纠察朝臣、谏劝皇帝而设立的。但有一天，因为他“遇事争之强”，向皇帝直谏，引起朱元璋的恼怒，命人将他拉出去杀头。王朴已被绑赴刑场，朱元璋又把他叫回来说：“你看怎么样?改过了吧!”王朴说：“我这个御史是你任命的，你怎能这样地摧残侮辱我?如果无罪，为什么要杀我?如果有罪，就不应该让我再活着。”朱元璋听后又火了，吩咐立即行刑。押送刑场的路上，王朴经过史馆时，向翰林学士呼唤：“请记住，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枉杀了无罪的御史王朴!”王朴就是这样被杀死了。因做御史而得罪朱元璋的还有一位叫严德珉的。他仅仅因为“以疾求归”，便被朱元璋黥面，而后被戍边，直到后来大赦才放还回乡。

另有臣下郑士利因“空印案”一事，向朱元璋土奏：“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他认为以“空印”为大罪不妥，且又因此诛杀大批良臣，未免有些过分了，谏议皇帝审慎从事。这本来是对朝廷的一片忠心，是非常坦诚的。但朱元璋见到他的奏疏，竟勃然大怒，把他交丞相御史审讯，还要追究他的“后台”。郑士利笑道：“朝廷只看我的意见是有用还是无用好了。象我上的这种奏疏，连自己也知道必死无疑，旁人哪里还敢给我出谋划策?我哪里还会有什么后台?”结果郑士利被流放，“空印案”牵涉到的许多人仍未能逃脱一死。在朱元璋当朝的洪武年间，文武官员中，象这样无辜被治罪乃至冤死的，的确是不少的。无怪有个洪武间免于死的左佥都御史后来说：“那个时候国法实在厉害得很，作官的没几个能保住脑袋的。”可见朱元璋的酷法严刑和臣下的畏惧心理。

客观地说，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初期，以暴力手段打击了一批独揽大权、恣行不法的新权贵，是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但他无故诛戮旧臣和敢于直谏的文臣武将，则充分反映了其性格残暴的一面，政治道义上暴露出专制暴君的狭隘虚弱性。由于他的残暴专制，到了后来，朱元璋则成了“孤家寡人”，言路日趋堵塞，进而也造成他政治上的失误。经国治世之道，除了需要“铁的手腕”，也需要温、良、恭、俭、让，更需要宽宏大量，让人讲话，这虽是对封建统治者而言，如今看来也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