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说与作——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原文|注释|赏析
“人家说了再作,我是作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作,我是作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三十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到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 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 “一月 不梳头” ,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闻先生的书桌,任它凌乱不堪,众物腾怨,闻先生心不在焉,抱歉地道一声: “秩序不在我的范围 以内。”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 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红锦包”香烟,成为不离手的腻友,因它能为他思考问题助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密麻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苦功,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 ,但他“作” 了。作出了卓越的 成绩。
“作” 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 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 “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可以一下楼”的主人。
“作”了再“说”,“作”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术家、思想家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政治家、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 “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作”。这不再是“作了再说”或“作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作”。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气,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象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作”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与“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大勇的革命烈士,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1980年2月12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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