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汉奸是怎样造成的》原文|注释|赏析
我为了暨大招生的事，到过香港一趟，住了近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因为教育部驻港办事处附设在蔚蓝书店里，我不得不常常到那边去，有时为了收寄信件，有时为了有事要接头。
这时在蔚蓝书店里办公的，有林柏生、梅思平、朱朴之、樊仲云几个人。除了林柏生，其他的人都很熟悉。
他们天天在蔚蓝书店会面，没有什么公可办，便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发发牢骚，骂骂人，成了习惯。他们都是自命为郁郁不得志的人物，仿佛国家亏待了他们什么的。虽然他们各有 “使命” 在香港，但好象都未能满其所欲。抗战正在“白热” 的时候，然而他们不谈那一套，他们谈的是他们自己的切身的事。
有一天，他们谈起，某一个地方有一个谈相的人很高明，他们都曾找他相过，说的话很灵验。
“你何妨也去试试看呢? ”
我摇摇头，并不去答理他们。“不疑何卜! ”
再有一天，一位朋友，在某军里服务的，经过香港。他说，会相面。于是，他们这一批人，个个都要他相相。
他们说的什么 “眉毛运” 、“鼻头运”等等，我一句也听不懂。
他说，某某人近五十岁正走运，应该可以发达，某某人便大为高兴。
他说，某某人现正“走”着某某运，他也十分的有兴头。
“你为什么不也来相一下呢?”又是一次的邀请。
我实在觉得厌恶极了!我忍耐不住，便正颜厉色的说道： “为什么要算什么命，看什么相呢?我们国家民族正在与敌人作生死战的时候，我们的运命与国家的运命是分不开的。国家胜利了，我们的运命当然是不会坏的;万一不幸抗战失败了，我们还会有什么好运可走呢?”
他们默默的不作一声。
我自觉做了一次傻事。为什么要对他们讲这种大道理呢?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正在进行着卖国的勾当，所以才会那样的“患得患失”。要是知道一点风声，也许把“话”还要说得凶些。
过了几天，李圣五到旅馆里找我。谈了一会，他也是满肚子的牢骚，把那些执政的人说得一文不值。那时，他也正在失意的时代，方由外交部某官“下台”，重进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
伪组织在南京“成立”的时候，那一批失意的“官僚”，便都到了南京来，走马上任，过其“官瘾”。
我到这时候，方才恍然大悟，明白他们所以要不时的“求神告佛”，“看相问卜”的原因。
因之，我也顿时恍然大悟，凡是患得患失，时时要求神告佛，看相问卜的，到底那是些什么人。
官僚政治，在中国已是根深柢固，不易拔除，象是一座大洪炉。凡投到这大洪炉里的，不问是什么顽铁，无不立被炼成“绕指柔”的精钢;除非他本是一颗金刚钻一类的人物，才不会“同流合污”。要是曾一日为官，似乎终身便带些官脸、官气、官味。据说，曾经做过“总长” 的人，这个头衔便终身不会除脱开去。有一位素来可敬的学者，不幸“出山”过一次，便被人称为 “总长” “总长” 的直到于死。听人说，他自己也并不以此称号为忤。
林、梅、李诸逆，都是曾经尝过“官”趣的。所以一旦下野或“还我初服” ，便有些不甘寂寞，静极思动起来，无时无刻，都想要重行登台。此路走不通，便要走他路; 大道走不通，便要走小路; 此处不留人，便别求留人处。他们所追求的是个人的功名利禄，富贵荣华，以及居室、姬妾、饮食等等的享用。
这样的 “官僚们” ，天天都在寻找“知己”，寻找“用我者”，寻找他们的主子。只要主子肯垂青到他们，置之左右，饵以高官厚禄，便会鞠躬尽瘁，为其所用，那主子是何等样人，他们却不想去问一下的。
得意时恣意享受，失意时求神问卜，便是他们生成的“面相”。一日无“君”，便觉得栖栖惶惶，寝食难安。国家民族的存亡，老百姓们的生死，饥馑，与他们根本痛痒无关。他们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宁愿做汉奸，受万人唾骂，受万世唾骂，却不肯寂寞自安。
这便是汉奸之所以造成的原因，也便是中国官僚主义的深厚的流毒所聚之结果。
官僚主义不从根铲尽，汉奸是永远不会绝迹人间的!
(1945年12月15日《周报》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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