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李贽
年年岁岁笑书奴， 生世无端同处女。
世上何人不读书， 书奴却以读书死。
明万历三十年(1602)春，正当李贽多病并欲急急辞世而作《遗言》的时刻，礼科给事中张问达正在捏造罪名，“劾疏”李贽。不久，李贽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遭捕入狱。也许是由于马经纶有理有据地驳斥，加之李贽一生“一介不取，清标苦节，人所难堪(难以相比);海内荐绅，谁不羡说”(《启当事书》)，才得以“于狱中作诗读书自如”(袁中道《李温陵传》)。《系中八绝》，即此时、此地之所作。须知，这也是李贽生平之谢世作。《书能误人》为“八绝”中一首，前有《书幸细览》，诗道：“可生可杀曾参氏，上若哀怜谁敢死!但愿将书细细观，必然反复知其是”;后有《老恨无成》，诗道：“红日满窗犹未起，纷纷睡梦为知己。自思懒散老何成，照旧观书候圣旨。”可见，只有弄清“系中八绝”，尤其是相关三首的有关内容，才能对《书能误人》有全面并深刻的理解。
在狱中，李贽积平生经验认识到：只读书，不联系实际，不明白事理，只能叫死读书或读书死，成为思想僵化的“书奴”。这才有“书能误人”的喟叹。但这并非提倡不读书。问题在于怎么读。怎么读才对?要“细览”。即使身陷囹圄，不是“照旧观书候圣旨”吗?那是读得既豁达，又有悟性。不“细细观”，如何“知其是”?能分辨是非正讹，难道不是“不幸”(入狱)中的“大幸”(“知其是”)吗! 对于李贽说来，悟性是有的，只是悟得稍嫌晚了些。所以他痛苦的自嘲“不是好汉”。在狱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际，“不是好汉”的自我总结，恰与“书能误人”的根本原因相联，这总结不能不认为是深沉的，同时也是深刻的。那么，李贽心目中的真正“好汉”是哪些人?是被他视为既“忠”且“义”的，有“大贤、大德”的水泊梁山的英雄们。不论怎么解释，无不表现出李贽对封建腐朽势力的强烈不满，自然也倾诉出压抑于心灵深处的愤懑与不平。
总之，读《书能误人》这首诗，既要与《系中八绝》相对应，又要与其“焚书观”及“藏书观”相对照，否则便难以洞其壶奥，得其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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