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冲和《龙藏寺》，擅场或出永禅师。
山阴面目迷梨枣，谁见匡庐雾霁时。
《龙藏寺碑》，隋碑。碑额题《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开皇六年(586)立，现存河北省正定县。正书三十行，行五十字，额楷书题十五字。碑阴及碑侧有题名五列，无撰、书人姓名，但欧阳修《集古录》称为张公礼撰。人们历来对此碑推崇备至，评为隋碑第一。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取隋》还说： “《龙藏》统合分隶，……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陆(柬之)传其遗法，唐世未有此耳。”包世臣这首诗是专论《龙藏寺碑》的。
从审美风格上看，包世臣认为《龙藏寺碑》的特点是“中正冲和”。所谓“中正”，亦即风度端凝，体势纯正，安静浑穆，法度井然;所谓“冲和”，亦即圆融安详，自在满足，风韵内含，简朴虚和。它之所以具有这类特点，主要是由于既上承北碑的淳朴古质，而去其寒俭之风，又溶入了南碑的逸丽、浑美。上引康有为对《龙藏寺碑》的书评，正是从其融合南北，承魏开唐这一书史递变上立论的。近人杨守敬的《平碑记》，更从它对初唐书坛风格的关系这一角度指出： “细玩此碑，正平冲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可见，它是近于虞、褚一派的。
初唐虞、褚一派特别是虞世南平正冲和、风流蕴藉的风格，来自陈、隋间的书家智永亦即永禅师(见伊秉绶《杂题法帖》一诗赏析)。包世臣诗中说： “擅场或出永禅师”。 擅场，一般用来称技艺高超出众。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 “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潮。康有为诗句是说， 《龙藏寺碑》之所以在隋代能压倒众碑，下开初唐诸家先河，很可能是因为它出于智永一派。包世臣之所以作出这一判断，不只是由于虞世南的“平正冲和”与《龙藏寺碑》的“中正冲和”极其近似，而虞世南又亲承智永传授，而且他还看到，智永在隋代书坛上的影响既广且大， 《龙藏寺碑》不会不受其影响。
值得介绍的是，作为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智永学书是极其勤奋的。他住在永兴寺时，不但以“退笔冢”传为书坛佳话(见王文治《论书绝句》赏析)，而且唐李绰《尚书故实》还记载说，当时人们争先恐后地前来求书和请题匾额，门庭若市，甚至连智永居室的门槛都被踏穿了，于是用铁皮包起来，人们称之为“铁门限”。特别是智永还曾亲自临写《千字文》八百本，散发到社会上，江南各寺院各留一本。所有这些，对《龙藏寺碑》会有影响，甚至书碑之人可能出于智永传授，何况该碑和智永的书风颇有相通之处?包世臣在自注中还把它和智永的《千字文》作比较，指出：
隋《龙藏寺》出魏《李仲璇》、 《敬显隽》两碑，而加纯净，左规右矩，近《千文》而雅健过之……
他认为《龙藏寺碑》不但近似而且胜过智永的《千字文》，似乎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再说智永反复临习的《千字文》，相传是梁武帝因酷爱王羲之书，命人拓出王书中各不相同的字一千个，一字一纸，命大臣凑合编排而成的四言韵语。智永所临习的，就是这本集王《千字文》，它保存了王羲之书的基本风貌，不像王羲之其他法帖那样往往伪讹或失真。苏轼《跋叶致远所藏永禅师千文》写道： “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这也是说智永《千字文》能妙传王氏家法，堪称典型。因此，包世臣认为既然《龙藏》或出于欲存王书典型的永禅师，那么在此碑中必然可看出王书的某种真面目来。所以包世臣自注道：
《书平》(即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谓右军字势雄强，此其庶几(此碑差不多接近这种字势)。若如《阁帖》所刻，绝不见雄强之妙，即《定武兰亭》亦未称也。
这是说， 《龙藏寺碑》还有其雄强的一面，它接近于王羲之书的真面目，其他如《淳化阁帖》所刻的王羲之诸帖，还有历来被推为最能保存王羲之杰作《兰亭序》真面目的《定武兰亭》，都不足以称字势雄强。由此可见包世臣对《龙藏寺碑》的极力推崇。
“山阴面目迷枣梨，谁见匡庐雾霁时。”山阴，今浙江绍兴，王羲之因与王述不和而辞官，定居会稽山阴。王羲之《兰亭序》开端也有“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之语。包世臣在这里用借代手法，借山阴这一地名来指代王羲之其人其书。枣梨，枣木梨木，指代碑帖传刻效果不佳，见杜甫《李潮小篆八分歌》： “枣木传刻肥失真”。包世臣是说，王羲之包括《兰亭序》在内的书法面目，由于一再传刻而扑朔迷离、真伪杂糅。事实正是如此，就以王书代表作《兰亭序》来说，唐太宗曾命赵模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太宗死，以真迹殉葬。因而历来传世摹本、石刻，面目各别，又经再三临摹，品类繁多，并争讼不已，其中石刻虽一致首推“定武本”，但包世臣还认为“亦未称也”，亦即认为不无失真之处，这真是“山阴面目迷枣梨”了。
论书诗的最后两句，还暗用了苏轼题咏庐山的诗。匡庐，即庐山，一称匡山，在江西北部，相传殷周间有匡姓兄弟在此结庐隐居而得名。苏轼《题西林壁》写道：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于王羲之的书法，横看成岭，侧看成峰，面目各别，意见不同，就因为不见庐山真面目，枣木传刻颇失真。而且包世臣认为，多雾的“庐山”永远不可能烟消雾散，王书的真面目只有在《龙藏寺碑》或智永《千字文》中可约略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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