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768—824)，字退之，南阳(今河南孟县)人。贞元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国子监祭酒，官至吏部侍郎。他任监察御史时曾上书请宽关中民徭，结果被贬为阳山令。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他随从裴度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乱，出了不少谋策。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迎佛骨入禁中，他又上书谏阻，触怒皇帝，几乎被处死刑，后贬为潮州刺史。韩愈的思想比较复杂，他反对迷信佛教，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六朝以来淫靡的文风，反对骈体文，提倡古文运动，但他却又支持宦官俱文珍一伙的势力，反对王叔文等人的政治革新派，以维护儒家道统为己任，等等，都表明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物。韩愈的散文成就更大。他的诗力求新奇，印象强烈，但有时“以文为诗”，有些流于险怪。
韩愈在文艺理论上是主张不平则鸣的，他说：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送孟东野序》)他的这篇愤慨朝奏夕贬的诗，就是“不得其平则鸣”的代表作。
唐宪宗李纯在元和十四年要把一块佛骨迎入禁中，准备了十分隆重的礼仪，要工农民众和文武百官焚香顶礼，跪路迎接。一向就反对佛教迷信的韩愈，上书皇帝，直言相谏，在奏书《论佛骨表》中，大胆指斥皇帝之所好所为，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唐宪宗见奏表非常恼火，下令杀掉韩愈，由于有裴度、崔群的齐力挽救，韩愈得免死罪，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从长安去贬所的途中，路经商县西北的蓝关，遇见了一场大雪，使征马难行，这时韩愈想到自己因革除弊政被贬，孤忠激愤，慷慨难平，加上贬途的阻难，更感悲伤，满腹怨情无处诉，偏巧在蓝关遇见了自己的侄孙韩湘，韩愈把过去的不平，仍有的忠直，眼前的困阻，未来的失望，都以诗的形象概括，写给了自己的亲人。
诗的首联从朝奏夕贬展开，这是写被贬之速。韩愈朝进奏章，劝阻迎接佛骨，晚上就接到了被贬潮州的上旨。这样对比因果的联系，把皇帝决断的经率，闻忠言而逆耳，以及专断寡恩的特点，都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在君主专制制度下，臣奏君贬是常事，特别是犯颜进谏更多受贬。然而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忠直耿介之士，特别有一种“临危不爱身”的品质，他们都与屈原一样，“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里的韩愈也有这种精神。但韩愈进谏当天就得贬，这是他前所未料的。对于被贬之速，韩愈抒发了激愤不平，中心点在于因由果报的时间之速。所以两句诗虽是直接流利的事态叙述，但内里却充满了怨责之情。
韩愈在诗的第二联中写的是被贬之冤。把朝奏夕贬的不平之愤又推进了一步。诗中表明，自己谏迎佛骨的表章，动机完全是一片忠心， “欲为圣朝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忠心为国，得到的是贬谪远州，这是无过之贬，所以是使人不能不激愤的。韩愈虽未料到朝奏夕贬之快，但对于强谏必然遭贬，却是早有准备的，那时就曾想，为了扫除朝廷里的弊事，自己不应苟且偷安，不敢因年老体衰而顾惜余生。韩愈“除弊事”有这种准备，并不意味着得此贬谪则可以心安理得，他在情绪中流露出，把一个怀有忠心、敢除弊事的老臣贬谪远方，是极度不公的，失望、愤怨，无可奈何的心情溢于诗外。
第三联写的是被贬之途。韩愈离开长安到了蓝田关，这时回望长安，眼中只见终南山上层云横遮，京城被阻断在远处，心中一片迷茫，不知“家”在何处。“家何在?”有身家无寄的渺茫感，有见逐于朝廷的失意感。而“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诗句，则是借景物以寓深情。大雪阻路，马难前行，这是自然实景，这景况出现在韩愈眼前，正好可以寄托韩愈当时的情感。诗人留恋长安，不忍离去，路上的雪拥马驻，正是人的内心意向的物态表现。所以直接看字面表现，好象是马不愿前行，实际正是人不愿前行的外化描写。这两句诗是眼前景与心中情的完美统一，它在韩愈诗中是很有艺术地位的。
第四联写的是被贬之悲。韩愈在蓝关偶然遇见了侄孙韩湘。这患难途中的亲人相见，诗人认为是有意的，是韩湘对韩愈有惜老怜贬之意，但韩愈也把它看成似有天意支配，让韩湘来给他的悲剧作一个收结：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中途上就说出了人到去处才可能说下的遗嘱，生时就料到了必将如何死去，岂非人生之至悲大痛!
在韩愈的诗作中，这是一首最动感情的诗，加上作为律诗的对仗工整、韵脚音节响亮，另兼，虽然愁思浓重，然而诗的意境却开放得很远，因而诗的动情力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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