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朱彝尊·将之永嘉,曹侍郎饯予江上,吴客韦二丈为弹长亭之曲,并吹笛送行.歌以赠韦,即送其出塞》原文赏析

古诗《朱彝尊·将之永嘉，曹侍郎饯予江上，吴客韦二丈为弹长亭之曲，并吹笛送行。歌以赠韦，即送其出塞》原文赏析

韦郎旧隶羽林籍，曾向营门教吹笛。不听吴中白雪音，定呼邺下黄须客。平原相见转相亲，置酒夸君坐上宾。下若尊罍朝未馨，东山丝竹夜还陈。闲来坐我花间奏，玉洞飞泉响岩溜。古调多传关马词，新声似出康王授。问我东行到海壖，日斜江上惨离筵。还将北雁南飞曲，催送钱唐楚客船。船人擂鼓津头泊，红叶千山富春郭。忽作边秋出塞声，江枫岸柳纷纷落。哀弦促管不堪听，宾御闻之亦涕零。挂席远移严子濑，看山直上谢公亭。闻群欲问云中戍，雪消饮马长城去。广武营边折柳时，黄瓜阜上题书处。司农旧是出群才，此日征西幕府开。试向尊前歌一曲，梅花飞偏李陵台。

自顺治十六年(1659)秋郑成功、张煌言先后败退后，清廷即兴“通海案”大狱，严究酷治与郑、张水师暗通者。朱彝尊密友魏耕、钱曾及潘龙基先后于顺治十八年被捕，并于次年即康熙元年(1662)二月被惨戮死于杭州，山阴祁班孙则逼戍塞外，祁理孙后遁入空门为僧。形势严峻，朱彝尊为远祸也须避一下，于是值友人王世显赴永嘉知府任之便而随去温州。临行，乡间辈原户部侍郎曹溶设宴饯别于江上，朱氏写下了这篇七言歌行，时为康熙元年十月。

这是一首韵律参差多变，以繁音促节之声传述满怀难言之愤的长歌。要把握此诗情思，必须从主客三方的处境身份入手。曹溶原系明崇祯朝御史，入清后几起几落。时正从广东布政使罢官归里多年，而又即将降补山西，署按察副使，任大同兵备道，行将赴云中，朱彝尊在前不久则写过《送曹侍郎备兵大同二首》。曹溶的心态一直很矛盾，深有旧巢已破而新枝难栖的难言之哀，这几乎是相当一批降清的旧官吏所共有的感受。而朱彝尊这几年也惶惶不安，进退维谷。眼看恢复故国的大势已去，自己年已三十四五，早过而立之年，一事无成，且处境颇险恶。虽然他并非引起清廷严重侦查的异己者，便要获得信任者有所进取也还非其时。事实上他要到康熙十七年方始有转机，还有长长的十几个年头的漂泊江湖的历程在前面，由此足可察辨其苦闷的心境。但是，不论是曹溶，还是他朱彝尊自己，心头事都不可说、不能说，于是，正可借隐于弹唱的歌手畸人聿二来一吐胸臆。“韦郎旧隶羽林籍，曾向营门教吹笛”这起首二句，道出了这个聿二的身份。这原是“白头宫人”式的旧朝军营乐师一类人物，现今隐迹风尘，往来于尚未忘却前朝故情的大吏府幕间。清初这类畸人异士颇多，最著名的有柳敬亭、苏昆生，如翻检一下当时人的诗文集，可以搜集长长的一张名单的。现在聿二在曹溶家为座上客，而且看来也即将随曹氏去云中作塞外游。他弹曲吹笛为朱彝尊送行;而朱氏则借此高吟一阕送韦二出塞，隐约曲折地吐一吐悲慨、怅惘之情怀。

全诗每四句一转韵，每一韵构成一个小节，互为勾联地折叠推进。头四句写出韦二身份和形象，诗人说，倘若不听他弹唱的“吴中白雪音”如此高雅动人，必然会把他看做“邺下黄须客”的。当年三国时曹操之于曹彰勇猛善战而须黄，被戏谑称为黄须客。可见韦二形象乃一介武夫状。次四句是说曹溶极器重韦二，尊为“上宾”，朱、韦相识于曹氏处，一见面相亲如故。三人之间友谊的维系及投合，显然与他们身心的“旧隶”故明有关。“平原”是借曹植的“平原侯”指代曹溶，取其姓氏同。三人如何相见相亲?诗人以彻夜痛饮“下若”(箬)名酒——浙西长兴产的——到天明还未尽兴，“东山丝竹”的弦歌之声于夜仍起，来形容酒逢知己，弦唱不绝。接着又以“闲来坐我花间奏”四句表现韦二与自己的知音感。“玉洞”句以意象来表证韦二所奏乐曲之美; “古调”句则又紧扣韦二身世，说其调多关汉卿。马致远本色当行之传，而尤以“新声似出康、王授”来表示其曲乐更多前朝之声。康海、王九思皆明代戏剧家。“问我东行”四句切题目，是韦二送诗人。“惨离筵”与“北雁南飞”，透出一股悲慨氛围，良友分手，各奔一方，依依惜别。由此起着意写情态，借“擂鼓”催行的声韵，富春江两岸山头的红叶，笛子吹奏的“边秋出塞声”，纷纷落下的“江枫岸柳”，一句一象，或实或虚，造成“哀弦促管不堪听，宾御闻之亦涕零”的声情氛围。诗至此，形态上颇有白乐天《琵琶行》韵味，但阳刚高亢之气尤足多。

朱彝尊是由浙西水路折入钱塘江经严子陵钓台、谢翱的西台而去永嘉的，诗中专提到严濑 (钓台下卯七里濑水段)、谢亭，也非无意，严、谢均为高士，与当道不合作者，尤其是宋末元初的谢翱。在清初这些名字都属敏感的政治立场的象征。诗的最后二节，一节写韦二将去塞外。云中即大同，广武是山西雁门关附近县邑，黄瓜阜亦在该地区。这些都表明韦二是随曹溶赴任的，所以，接着以颂扬曹氏“是出群才”，司农是户部长官的代称，曹溶旧任户部会侍郎，故有此称。末二句实系朱氏送曹、韦，诗人说：请你唱奏一曲吧，我就借你一支《梅花落》调送你们到李陵台畔的云中去。

沈德潜在读此诗时说：“侍郎送行，是主;韦二在席，是客。篇中客多于主，而结处转送韦二，又以客为主矣，作法甚变”(《清诗别裁集》卷十二)。我认为这“变”的手法基于上述心态所需，非如此不足以传述特定的情思，而末段也并非只是转送韦二一人。在颂扬曹溶的“出群才”与“幕府开”的话语中，已透现朱彝尊自己的心向往之。事实上，到康熙三年，朱氏就投曹溶于山西云中幕，一住数年始转入潞河漕运总署龚佳育处。这些都是此诗结构、运意的绵密细致处，也是心绪的展衍入微处，应谨加审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