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诗歌·张耒·有感》鉴赏

《两宋诗歌·张耒·有感》鉴赏

张 耒

群儿鞭笞学官府，翁怜痴儿傍笑侮。

翁出坐曹鞭复呵，贤于群儿能几何？

儿曹相鞭以为戏，翁怒鞭人血满地。

等为戏剧谁后先？我笑谓翁儿更贤。

这是一首未标明题意的感事诗，也是一首以揭露官僚作威作福而百姓遭殃为主旨的讽刺诗。它的外壳是“儿童游戏”，它的内容是官府恶行。此诗七言八句，几乎句句在“讽”。诗中不断变换手法、变换角度，层层进行深入讽刺，使全诗充溢着令人称快的辛辣“讽”意。

且看诗人是如何开展这场“游戏”的：

首先，“群儿鞭笞学官府”，一群儿童模仿官府审案，令堂卒死劲地抽打“犯人”。接着，拉出一位老者(即“翁”)在旁嗤笑做游戏的儿童为“痴人”，即“翁怜痴儿傍笑侮”。其实，其“翁”自己才是一个令人讥笑的“大痴”! 因为他自己在讽刺自己。鞭笞(chī痴)，鞭打。官府，此指当官者。翁，老者，此指当官之翁。傍，通旁。

诗人拣选了题材，纳入“儿童游戏”之中进行表现，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此乃诗人之绝妙匠心。

怎知此“翁”在自己讽刺自己呢?下一句“翁出坐曹鞭复呵”，不是明白无误地告知人们：那个坐堂审案的、又鞭又呵的官翁，就是他自己，也不正是儿童游戏中的被模拟者。自己为人所嗤，还在笑人发痴，这还不令人笑得捧腹吗?坐曹，即官府升堂审案。呵，骂、训斥。

诗人在此列出“翁”之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更增加了诗歌讽刺的辛辣度和逗笑的戏剧性。

在下边相续的两句中，诗人又写了“儿曹相鞭”与“官翁怒鞭”一组鲜明对照。它含有更加深刻的讽刺：儿童们“相鞭”，不过以玩乐取笑而已;而“官翁怒鞭”，却是以人命为戏。看看这样对比，多么辛辣，又多么深沉啊!

诗至最后，提出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即翁与群儿，两者谁为贤?这是说，孩子扮成官府打人，与官府打人，表面看来似乎都在“逢场作戏”，但究其性质与结果，却是完全不同的，决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假打，后者是真打。试想，谁贤谁劣，谁是谁非? 岂不是皂白判然吗?于是诗人在最后一句当评判贤劣，分别是非之际，以“我”的第一人称站了出来，笑谓翁曰：“儿更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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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诗，在我国诗史上曾有久远的传统，在《诗经》中，就有若干烩炙人口的讽谕诗。比如：讽刺厉王暴政的有《板》、《荡》和《桑柔》、《民劳》等诗;讽刺幽王的，则有《正月》、《瞻卬》和《十月之交》等;还有暴露讽刺奴隶主统治危机的诗篇，如《节南山》和《巧言》等。两汉以还，这个诗歌讽谕的传统仍在延续，名诗佳作，代不乏人。及至唐代，它即蔚为大观，成为诗苑中勃勃盛放的奇葩。

盛唐大诗人杜甫，既自己创作这方面的诗歌，又赞美初唐开启诗文革新的陈子昂《感遇诗》上继风骚，还称道同时代的元结《春陵行》，合乎“比兴体制”，肯定诗歌“兴寄”的巨大作用。元结则更强调诗之教化、规讽功能，要求诗歌干预现实生活。及至中唐，诗界出现了白居易和元稹的进步诗论，更是大力提倡创作讽谕诗(详见《与元九书》)。白居易还以《诗经》中的“六义”为量诗标准，既批判梁陈艳体诗，又倡导讽谕体诗。晚唐诗人杜牧，提倡诗文“主意说”，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务必反映现实，补察时政，并以“美刺相辅为用”，作为实现其主张的重要途径，并做到了身体力行。后来，皮日休、吴融和张为等人，继承白居易诗论传统，也强调诗歌的美刺巨大作用，推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

这个传统，在宋代诗坛上也在继续传承与发扬。这在尊杜崇白诗派中，表现特别突出。其中“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就是一位在这方面有所成就的诗人。现在选读的这首讽谕诗，正如有些诗论者所评说那样，它融嘻怒笑骂、冷嘲热讽为一炉，又严肃、又风趣，不似白诗“刺”味有余，“讽”味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