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诗
仅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
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
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
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
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 马后载妇女。
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
还顾邈冥冥， 肝脾为烂腐。
所略有万计， 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 欲言不敢语。
失意几微间， 辄言毙降虏，
要当以亭刃， 我曹不活汝。
岂复惜性命， 不堪其詈骂。
或便加棰杖， 毒痛参并下。
旦则号泣行， 夜则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 欲生无一可。
彼苍者何辜？乃遭此戹祸。
边荒与华异， 人俗少义理。
处所多霜雪， 胡风春夏起。
翩翩吹我衣， 肃肃入我耳。
感时念父母， 哀叹无穷已。
有客从外来， 闻之常欢喜。
迎问其消息， 辄复非乡里。
邂逅徼时愿， 骨肉来迎己。
已得自解免， 当复弃儿子。
天属缀人心， 念别无会期。
存亡永乖隔， 不忍与之辞。
儿前抱我颈， 问母欲何之？
人言母当去， 岂复有还时？
阿母常仁恻， 今何更不慈？
我尚未成人， 奈何不顾思？
见此崩五内， 恍惚生狂痴。
号泣手抚摩， 当发复回疑。
兼有同时辈， 相送告离别。
慕我独得归， 哀叫声摧裂。
马为立踟蹰， 车为不转辙。
观者皆歔欷， 行路亦呜咽。
去去割情恋， 遄征日遐迈。
悠悠三千里， 何时复交会？
念我出腹子， 胸臆为摧败。
既至家人尽， 又复无中外。
城郭为山林， 庭宇生荆艾。
白骨不知谁， 纵横莫覆盖。
出门无人声， 豺狼号且吠。
茕茕对孤景， 怛咤糜肝肺。
登高远眺望， 魂神忽飞逝。
奄若寿命尽， 旁人相宽大。
为复强视息， 虽生何聊赖？
托命于新人， 竭心自勖厉。
流离成鄙贱， 常恐复捐废。
人生几何时， 怀忧终年岁！
蔡琰是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她成长于读书官宦之家，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如果世态安宁，生活该是美满幸福的。但是生逢乱世，她的遭遇却十分不幸。她早年嫁给河东卫仲道，不到两年丈夫便死了。自此，各种打击接踵而来。她回到娘家，父亲，在董卓作乱事件中被执，死于狱中。接着，她被董卓部下的乱军掠虏，受尽折磨，转辗没入南匈奴，陪伴左贤王12年。随后又抛下两个儿子，被
曹操赎回，重嫁于董祀。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名门闺秀，经过了这么多苦难与摧残，其身心创伤确非一般可比。当她还在灾难过程之中，也许由于生存的威胁，来不及抚摸伤痕，心灵麻木了，得过且过而已。而一旦恶梦般的灾难稍稍平息，她追怀往事，痛定思痛，自然会苦楚难当。—个人受到了严重损害，其直接的行动反应是自卫，当他不能自卫，便会积愤于心而宣于言表。不论自卫行为或宣泄积愤，其心理状态都是维护自身的尊严和精神价值，以取得自己的心理平衡。当被损害者被掠夺到投告无门，但还有一枝笔杆听他使唤的时候，便会把自己全副身心寄托在笔杆的运用中。古今一切惊天动地的文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蔡琰这首诗之所以成功，首先因为她内心里积蓄了重重迭迭的痛苦。她在痛定思痛之后，能用严竣的目光，审视构成痛苦的原因，记忆所历痛苦的深广质度，借助于诗歌形象把自己心理上要求的补偿展示出来，护卫了自己的精神价值。痛苦的部分使读者同情，补偿的措施使读者获得安慰。读者阅读蔡琰的悲愤诗，在内心世界经历了与蔡琰相同的过程，从失到得都取得读者的承认。这就是蔡琰诗以及一切艺术作品的魅力之所在。这里顺便说几句：上边说到精神价值的损失与补偿，作者与读者都经历着同样的过程。损失愈多，补偿愈厚，作品便愈成功。得失的过程虽然相同，但作者与读者的具体经历是不一样的。作者的失，是由事实上的失，肉体上的失而产生的精神上的失;作者的得只是通过写作而获得精神上的得，作品完成之日，便是精神获得补偿之时。失之在前，补尝在后。而读者的失与得却是同时进行，同时在阅读欣赏的过程中实现。作者的经历使读者连类所及而产生了感动，这是失;而读了作品便会马上意识到作者喊出了自己同样的心声。因而，获得了安慰，这就是得了。感动与安慰同时实现，感动了就是安慰了。所以，读者的得与失是同时实现的。内心积蓄的痛苦越深，而又能准确地把它宣泄出来，于作者便得到了精神补偿，而于读者便获得深深的感动与满足。愈是这样的作品，便愈是成功的作品。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蔡琰《悲愤诗》在怎样程度上宣泄出内心的痛苦，怎样使读者获得感动与满足，进而由此对《悲愤诗》艺术价值的高低作出判断。
《后汉书·黄祀妻传》指出： “后感伤离乱追怀悲愤，作诗二章。”这首五言古诗是其中的一章，可见此诗是在“追怀”、“感伤”之中，对人生、对历史作了综合思考之后而作的。在这首诗中，蔡琰把个人命运的悲剧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去思考，而不是只看到一已的不幸，孤立地怨天尤人。诗一开头就揭出一切不幸的总根子：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这种认识比许多古代作品只孤立地写个人悲欢离合有更高更广的视野。这句话等于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直截了当地对汉家天子进行斥责。事实上正是由于汉皇廷的腐败，权柄旁落于外戚、宦官手中，他们互相厮杀，才招致董卓作乱，引出了一场祸国殃民的大灾大难来。
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少帝刘辩立，何太后临朝，其兄大将军何进执政，谋诛宦官，而何太后不从。于是何进召董卓入京以胁制太后。因事机不密，何进反为宦官所杀。何进部属袁绍攻入宫中诛杀宦官，董卓乘机进京把持朝政，废少常，杀太后，立刘协为献帝，血洗洛阳，胁迫刘协迁都长安。袁绍起兵讨董，王允与吕布刺杀董卓。蔡邕此时亦被入狱而死。董卓原部李催、郭汜又攻陷长安，大肆掠劫，长安被夷为空城。蔡琰被掳亦在此时。其后催、汜内讧，互相厮杀，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等袭击李催，蔡琰又转入南匈奴。这段复杂纷纭的历史，蔡琰以董卓乱天常为纲，理出了清晰的历史线索——图篡弑，害贤良，逼迁都，挟人主，义师讨董，身陷胡羌。这不仅显示了她高度的洞察才能，而且表明她能摆脱了父亲之死的感情纠葛，用严峻的态度去审视历史的是非，董卓当权，蔡邕拜中郎将并封侯，后被王允执入狱中而死。对此，蔡琰不置一辞。却把极大同情倾注于广大百姓，她的笔下是这样的一幅历史画面：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这是怎样的胸怀?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绝境中，她仍然代表无辜百姓向苍天质问： “彼苍者何辜，乃遭此戹祸?”这种民胞物与的精神，正是
屈原以降的最可宝贵的中国诗人的传统。蔡琰的悲愤是时代的悲愤、人民的悲愤!正由此故，悲愤诗能震撼历代读者心灵，从而保证了它的美学力量。
痛社稷沦亡，悲生灵涂炭，是悲愤诗感人力量之所在，这是一种群体共生精神的高扬，对于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志士仁人，诗歌能长久地震摄他们的心灵，表现他们的意志与要求。但是并非每个具体人都会被这种精神所打动的。因为每个人的具体处境不同，有人可能对自己命运以外的事情不予关心。倘若诗歌能深入地揭示包括每个具体人都可能遭遇到的命运悲剧，那么，作品所迸发出来的力量，就可能具有更为深广的效果。悲愤诗除了揭示了社会悲剧，还展示了极其感人的个人命运的悲剧。
诗的第二段着重叙述由自己的特殊命运，而引出的一场感情上的大搏斗。这场搏斗写得高潮迭起，使人窥测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宛如深广的海洋。作者没入匈奴，已经居住了12年，而且已经生下了两个儿子，倘使是个情感较为淡薄的人，她内心的痛苦可能由于环境逐渐适应而趋于减少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她对于异邦的人情风土，始终是格格不入的。一提到自己的居处，便觉得这是远去家邦的边地，这边地是荒凉的，陌生的。这里的人情风俗给她留下总体印象不仅与内地截然不同，而且是“少义理”的。用这个比较含糊的措辞，似乎是经过作者小心翼翼的选择。蔡琰在父亲被执入狱之时，便获致了罪人家属的身分，董卓乱军焚掠蔡邕时怎样把她虏获，接着又怎样没入左贤王去卑的帐营，后来又怎样再转到陪伴左贤王生儿育女，其间具体情形已不得而知，但这个转辗虏掠的过程本身，肯定包含她曾受过的许多委屈和侮辱。特别从汉人的婚姻观念看去，其身心所受，更有难言之痛。然而这一切毕竟已经过去，她不愿再触动这些心底深层的伤疤，不过细心的读者会由这个“少义理”的用词中，想象她身世的悲苦。她虽然已经同左贤王生下两个儿子，看来也没有多少夫妻温暖，要不，怎会不置一辞?全部家庭温暖，夫妻情分所留下来给她的直觉感受是“多霜雪”， “风肃肃”!她是一个怎样悲凉的孤独者啊!时光的流驶并没有使她的思乡之情趋于淡化，日日夜夜都沉浸在无穷的哀叹之中。她靠想象中的安慰来支撑自己，想念什么呢?父母已经去世了。想象见到家乡的亲人吧，见到亲人，可以听到一些家乡的消息。偶尔，果真有些客人来了，可是一探听清楚，却又不是自己的乡亲，反而增加了更多的失望。这段时而欲言又止、时而倾心而诉的内心独白式的诗文，已经向读者展示出一颗已经被撕得完全破碎了的心灵。但是，她受到的摧残却没有完结。一个更使人无法忍受的难堪事件又发生了。蔡琰这出人生的悲剧又展现出新的高潮。
“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她日盼夜盼的夙愿，终于在一个早上突然实现了，而且来接自己的又是骨肉乡亲。这多么令人兴奋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暂时的欢欣，却成了更大不幸母子分离的序曲。
悲莫悲兮生别离，何况是母子间骨肉分割?更何况从此别后，就“存亡永乖隔”?这真是不幸人生的顶点了!诗中对母子分离场面从四个角度进行浓墨重彩的描写，渲染出极强烈的悲剧气氛。首先，从主人翁的角度，直抒胸臆，说出“不忍与之辞”的苦楚，进而借用儿子的话语传出母亲最痛悲的心声： “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继用客观白描的手法描写割别的惨象： “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最后，转向在场人物的感动：马儿不动了，车轮不转了，旁观的人群为之叹息，甚至连过路的也被牵落泪珠。四个方面，四个角度，都指向同一中心，复沓回环，渲染出极强烈的悲剧气氛，创造出让人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
作者在前边两段分别写了苦难的人民和苦难的自身，最后一段把笔触转向了苦难的家园。这一层递进一层的布局使悲剧主题塞满了所有空间。读者也一步步地被全面地笼罩起来，毫不自觉地与作者一起艰难呼吸，喟叹悲惨的人生，诅咒那个使人绝望的时代。
流浪者的思乡之情，有如一根根割不断的纽带。儿时最平常的一草一木，都会在记忆中触发出无限深情。何况蔡琰自异域归来，带着阔别12年的思念，将要到家门了，不用说总怀有一些喜悦和希望。她之所以要写出这一段关于家园的文字，大概是以这种感情为发端的。须知，她在匈奴生活的时候，倘若“有客从外来”，便会“闻之常欢喜”。现在，她已踏人家门，她见到的是： “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她所听的是： “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这是个什么家呢?还谈什么喜悦和希望?她确是无言可说了。能够用语言说出自己在痛苦，还表示自己尚有知觉。如今，她连知觉都没有了：站在那儿，只觉肝肺破碎——“怛咤糜肝肺”，抬起头来，感到魂魄飞扬——“魂神忽飞逝”!一句话，全部神经麻木了，死了。活着回家，只换来了死的感觉。今后呢? “虽生何聊赖”!换成今天的话，便是：用死的感觉去迎接无赖的生涯!
这一段诗歌写得极为沉重和浓缩。仿佛空气凝固了，大地僵化了，人生也只是一道枯竭了的河床，一切都成了槁木死灰，没有丝毫活气。这是全诗的高潮，是悲愤的极致境界，也是艺术的极致境界。作者心中的痛苦在此获得充分的渲泄，因而也借此获得了补偿，取得重新心理平衡，写完了悲愤诗的蔡琰，她的心情肯定比先前轻松得多。欣赏《悲愤诗》的读者因共鸣而产生了痛苦却换来了艺术上的满足，所有读完此诗的人都会在啧啧喟叹之后而有所领悟。作品导游了一代代心灵从痛苦而复归平静;作品自身也因之一代代通向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