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喻歌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
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
牌子铁裲裆，钅互鸐尾条。
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裲裆。
前头看后头，齐著铁钅互鉾。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
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
南、北两朝乐府民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色彩和情调。正如《乐府诗集》说： “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胡适也说： “南朝乐府，是儿女文学，北朝乐府，是英雄文学。”以畜牧为主，以骑射为业的北方少数民族，向以能骑善射，好勇尚武著称;再加上当时各族间常起争端，战争频繁，长期的行伍生活和艰苦的环境，使北方人民的性格锻炼得十分勇武刚强。因而，北方民歌大多反映了战争和人民的尚武精神。
北朝乐府民歌以“梁鼓角横吹曲”为主，现存60多首。其中有《企喻歌》四首，集中代表了北方民歌的风格特色。
第一首，可以说是一首英雄的颂歌。 “欲作健”，就是要作健儿。 “鹞子”，是一种捕食小鸟的猛禽，样子象鹰。 “两向波”，波是播散，两向波就是向左右飞逃。诗中说： “男子要作那勇猛的健儿，结伴的同行不须多。就象那鹞鹰振翅冲天而飞，群雀惊惶得左右逃散。”这首诗，充满了作一番伟大事业的豪情壮志，体现出以勇武自喜的英雄本色。后两句，比喻十分生动，使人仿佛看见健儿轻骑蹈阵、以少敌众、所向披靡的英雄形象。
第二首，描写的是兵马和军容。 “大泽”，是水草所聚之地。“著膘”，形容马肥。 “著膘”就是上膘。 “牌子”，指盾牌; “铁裲裆”，是金属制的兵甲，即铁背心; “钅互鉾”，是金属头盔; “鸐尾条”，鸐是长尾雉，即用鸐的长尾装饰头盔。诗中说： “军马放牧在大泽之中，水草丰美，马儿长得膘肥体壮。我们的军队身穿铁制的军甲，手持盾牌，头盔上装饰着美丽的羽毛。”本诗以颇为自豪的口吻，夸草场、夸军马、夸装备、夸阵容，一切是那样雄壮有力，令人振奋、鼓舞。作者很善于抓取有代表性的事物，一幅兵强马壮、军容强盛的壮观景象，仅用“马”、 “牌子”， “裲裆”、 “钅互鉾”等几个具体形象，便得到生动的表现。
第三首，紧接前一首，描写了行军的队列。这支强大的队伍，行起军来，风纪整肃，队列整齐，精神百倍，所向无敌。诗中采用了重叠、对举的句式： “前行看后行”对“前头看后头”; “齐著铁裲裆”对“齐著铁钅互鉾”，这是与军旅整齐化一的服饰、纪律严明的队列和节奏分明的步伐十分合拍的。
如果说前三首都是对行伍生活的赞叹，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那么最后一首，则从另一个侧面描写了战争，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性。整个北朝的历史，始终伴随着战争。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错在一起，使得这些战争异乎寻常的残酷。 “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便是当时人民大量死于战争的真实写照。《古今乐录》载，此诗最后本来还有“头毛堕落魄，飞扬百草头”二句，更加形象地描写了战争中的腥风血雨，令人毛骨悚然。无怪战士出征前要心怀战死的恐惧和忧伤。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二句。既形象地状写了出征士兵那种自伤自怜、无可奈何的心态，也表达了对战争的怨愤，蕴含着广大人民的反战情绪。
此诗所表达的悲哀是深广的。这悲哀远不只是战争带来的死亡，既然上阵，生死已置之度外。他们真正忧虑的，是死后要横尸荒郊，“野死不葬乌可食”，无人掩埋，更无法得到亲人的凭吊。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七尺男儿来说，这是比死更加惨烈的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男儿真象一条任人践踏的虫蚁那样不幸和可怜。这首诗一反前三首的好勇尚武，对普通士兵的悲惨命运发出深切的同情，实际上是对穷兵黩武的封建统治者提出控诉，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由此可见， 《企喻歌》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北方民歌的特色：虽然数量上远比南朝民歌为少，但却具有更为丰富和现实的社会内容。南朝民歌不过是些里巷市井的小儿女情事;北方民歌则纵横戈壁，驰骋疆场，相当全面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特征，具有较强的战斗性，堪与汉乐府“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相媲美。
从语言风格来说，《企喻歌》气势豪迈，感情明朗，爽直坦率，质朴无华，充分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雄健、骠悍的性格。第一首，径将自己喻为鹞鹰，将敌手比作群雀，充满“以刚猛为强”的英雄气概;第二、三首，赞美兵马阵容，件件军甲，行行队列，一一道来，如数家珍，自豪自信溢于言表，正如《古诗源》所说， “有同袍同泽之风”;第四首，伤悼将士的不幸，揭露战争的残酷，也是直吐胸臆，描画惨景，悲壮激越，令人动容。总之，北方民歌完全不同于南朝乐府的浅唱低吟、缠绵宛曲;而是慷慨悲歌，壮怀激烈，音韵铿锵，掷地有声，是名副其实的军乐、战歌。如果说，南朝乐府富于阴柔之美;那么，北方民歌则充溢着阳刚之气，是英雄文学，壮士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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