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国策》·司马错论伐蜀》鉴赏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古文观止·《国策》·司马错论伐蜀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1】。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 下兵三川【2】, 塞辕、缑氏之口 【3】, 当屯留之道【4】, 魏绝南阳, 楚临南郑, 秦攻新城、宜阳 【5】, 以临二周之郊 【6】, 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7】。周自知不救, 九鼎宝器必出 【8】。据九鼎, 按图籍, 挟天子以令天下, 天下莫敢不听, 此王业也。今夫蜀, 西僻之国, 而戎狄之长也。敝名劳众 【9】, 不足以成名; 得其地, 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 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 天下之市朝也, 而王不争焉, 顾争于戎狄, 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 欲富国者, 务广其地; 欲强兵者, 务富其民; 欲王者, 务博其德。三资者备, 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 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 西僻之国也, 而戎狄之长也, 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 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 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10】,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11】,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12】。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韩,周之与国也【13】。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 以因乎齐、赵【14】,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听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15】。”

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 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16】,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注释】

【1】司马错:秦人。张仪:战国时魏国人,人秦任宰相,封武信君。著名纵横家,

【2】三川:指河南宜阳,因境内有黄河、洛、伊三条河流而得名。

【3】轘辕:山名,在河南省偃师县东南。缑氏:古地名,河南偃师东南,因山得名,

【4】屯留;古地名,在今山西屯留县。

【5】新城:在河南襄城县。

【6】二周:指战国时东周和西周,周王室的两个小诸侯国。

【7】侵楚、魏之地:与上文“亲魏善楚”不合,疑是流传过程中误抄入的。

【8】九鼎:传说禹收天下金,“铸九鼎,象九州”,成为传国之宝。

【9】敝名:一本作“敝兵”。

【10】缮:补、治。

【11】四海:应为“西海”。

【12】危:应作“危矣”。

【13】与国:盟国。

【14】因:利用。

【15】完:万全的意思。

【16】 属: 归属, 归附。



【赏析】

《司马错论伐蜀》选自 《战国策·秦策一》。这篇文章记述了秦惠王时, 两个重要的谋士张仪与司马错, 从为秦国建立王业的目的出发,就秦国当时的主攻方向问题, 展开争论。张仪力主伐韩, 而司马错则极力主张伐蜀。当时司马错着眼于当时的实际形势, 考虑到利害冲突, 从事情的难易出发, 主张伐蜀。在论说过程中, 他步步进逼, 最终驳倒了张仪的伐韩之论, 说服了秦惠王, 使其出岳伐蜀, 大功告成。本文在写张仪与司马错争论时, 表现了他们不同的策士风度。

文章开始点出“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 这是全篇总纲。既而将两谋士对主攻方向不同的见解分别提出, 并说明了争论的焦点所在, 两位著名谋士各持一端, 引出秦惠王的垂询,“请闻其说”, 下文即就此将争论展开。

接着文章先叙述张仪申诉其主张伐韩的理由, 这段很能表现他作为著名纵横家的特点。张仪对伐韩与伐蜀进行权衡, 阐明自己所持的观点, 他先从亲魏善楚的连横策略开始进行分析, 设想“下兵三川, 塞轘辕、缑氏之口, 当屯留之道”, 魏就会“绝南阳”, 楚就会“临南郑”, 秦即可攻韩国的新城宜阳, 以致直接危胁二周。并分析此时周王只好将天子九鼎宝器献出, 秦可唾手而得。如此韩破周灭, 大功即可告成。那么“据九鼎, 按图籍”君临天下, 成就王业亦在情理当中。由此看来张仪所论伐韩确似功大利近。接着张仪又从反面论说伐蜀之弊, 认为蜀国地处偏僻之所,为戎狄之长, 远不及二周影响之大, 故此伐蜀于名于利皆似未得, 却敝兵劳众,利害相较, 看似不足取。通过上面对比分析, 张仪又以俗语为证“争名者于朝, 争利者于市”, 总结道“今三川、周室, 天下之市朝也”劝王争之,指出如伐蜀, 那么“去王业远矣”。张仪这段话正反对比, 力陈伐韩伐蜀之利弊所在, 貌似头头是道, 理在个中, 其发宏论举重若轻, 确似能迷惑人, 充分表现了他的辩才。

面对张仪这样的论辩对手, 对司马错来说确是严峻的考验, 然而司马错却似乎并不在意, 从容不迫, 抓住对方务虚不务实, 急功近利, 致使其看不清形势的弱点, 从秦国实际出发, 考虑到事情的轻重难易, 驳倒了张仪的伐韩之论, 阐明了伐蜀之利。文章先写司马错对张仪之说不以为然,开始对事理作清醒的分析, 从称王称霸的条件要求上, 提出欲称王就要地广、民富、德厚三资具备。从大道理上先压张仪一头, 然后指出就秦地小民贪的实际, 制定方针要选择易于成功的来做, 这就为秦将主攻何方, 确定了大前提。接着细致地分析了伐蜀的有利条件, 言蜀较偏僻, 且内乱,为功伐提供口实,以秦的实力攻蜀,如狼逐羊群,绰绰有余,既可广国,富民,同时也不劳伤兵力,这里既批驳了张仪称伐蜀敝兵劳众之说,反而阐明了伐蜀之实利。而后文章进一层阐述伐蜀不但得到以上实利,而且灭蜀后还可以得到诸侯的宽容,且不担恶名,是“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的一石三鸟的好事。司马错在说明伐蜀之利后,针对张仪伐韩之谋进行批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文章先指出攻韩,必担恶名,“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是危险的举动。接着司马错具体分析了周韩魏楚的关系,阐明伐韩劫周必会陷入诸侯之间错综复杂的头争中去,既得不到实利,可能还会失败,这里司马错针对张仪推论中的虚设假想,而实实在在地分析诸侯之间的关系,推论可能出现不利于秦的情况,指出了伐韩的弊端,比较伐韩伐蜀,避难就易,得出“不如伐蜀之完也”的结论,彻底地驳倒了强劲的论敌张仪,从而说服了秦惠王。

最后文章以惠王从司马错伐蜀之论,出兵伐蜀,大获全胜作结。这段补叙是从事实上说明了司马错论伐蜀的正确,也是以事实为张仪司马错二人的争论下的结论,这样从章法上照应了开篇,使篇章结构更为完整严谨。

这篇文章通过张仪和司马错两人的争论,生动地表现了两人不同的风貌,突出了两人不同的个性。在文章中张仪的论辩风格显现无遗,他的谈论重气势重辞采,夸夸其谈,务虚不务实,但高谈阔论,很有诱惑力。而司马错性格沉着冷静,看问题注重实际,分析问题清昕透辟,虽没有一般游说之士那种耸人听闻的华美辞藻,却能切中论敌的要害,表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目光深远的政治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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