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议修礼书状》原文|注释|赏析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苏洵《议修礼书状》原文|注释|赏析

苏洵

右洵先奉敕编礼书，后闻臣僚上言，以为祖宗所行，不能无过差不经之事，欲尽芟去，无使存录。洵窃见议者之说，与敕意大异。何者? 前所授敕，其意曰： 纂集故事而使后世无忘之耳，非曰制为典礼，而使后世遵而行之也。然则洵等所编者，是史书之类也，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而善恶自著者，是史之本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则是制作之事，而非职之所及也。而议者以责洵等，不已过乎! 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庭之礼，虽为详备，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处，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识其所去者，果何事也? 既欲去之，则其势不得不尽去，尽去则礼缺而不备，苟独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则适足以为抵牾龃龉而不可齐一。且议者之意，不过欲以掩恶讳过，以全臣子之义。如是而已矣! 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恻怛而不忍言者，而后有隐讳，盖桓公薨、子般卒，没而不书其实，以为是不可书也。至于成宋乱、及齐狩，跻僖公、作邱甲、用田赋、丹桓宫楹、刻桓宫桷、若此之类，皆书而不讳，其意以为虽不善，而尚可书也。今先也之所行，虽小有不善者，犹与 《春秋》之所书者甚远，而悉使洵等隐讳而不书，如此，将使后世不知其浅深，徒见当时之臣子。至于隐讳而不言，以为有所大不可言者，则无乃欲益而反损欤! 《公羊》 之说灭纪灭项，皆所以为贤者讳; 然其所谓讳者，非不书也，书而迂曲其文耳。然则其实犹不没也，其实犹不没者，非以彰其过也，以见其过之止于此也。今无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后世将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汉志”，凡汉之事，悉载而无所择，今欲如之，则先世之小有过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后世无疑之意，且使洵等为得其所职，而不至于侵官者，谨具状申提举参政侍郎，欲乞备录闻奏。

“状”是古人写作的一种文体，用于下对上陈述事情，本文是苏洵向参政侍郎呈献的一篇议论文，文中体现了作者撰写史书类文章所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观点，文章深入浅出、议论纵横，析理深慎，行文自然，掩卷深觉作者议论之剔透，观文又无刻意谋篇之痕迹，实为古代文学中“状”类文章之佳品。

苏洵自从得到翰林学士欧阳修和枢密韩琦的推荐，朝庭曾召试舍人院，但洵托病不试，于是授之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任上，他与陈州项城(今河南项城县)县令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后就死了。本文便是在修《礼书》过程中，苏洵因修礼观点与臣僚不甚相同，故而上书参政侍郎。

文章伊始，开门见山地引入了同僚对撰写《礼书》的不同见解，其同僚认为，祖宗的所作所为，不可能是没有过错的，在编撰礼书时，对于祖宗的“过差不经之事，”要像割草那样，“欲尽芟无使存录”。对此，苏洵并未简单苟同，而是十分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他首先指出，臣僚们的这种议论，是不符合诏书原旨的，在封建专制社会中，皇帝至高无上，其意旨是不容违背的，敕，指诏书，苏洵是奉敕修礼，先概括地讲，臣僚的说法，是“与敕意大异”，从根本上否定了臣僚们的观点。随之，较为具体地指出，授敕之意，是要“纂集故事而使后世无忘，”而不是要把《礼书》写成经典文献，礼节仪式制度之类，让“后世遵而行之。”可以清楚地看到，臣僚们的意见是与原旨大相径庭的。这一层写了上状的因由，与臣僚的歧见，并从根本上概括地反驳了“臣僚上言。”

接着，作者从文体的角度提出，他奉敕编修的《礼书》，属于史书之类，而撰写史书，则应“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只是要如实的记载，让后人知晓，故而“善恶自著”，这才是写史的文体。如果仅记载先人的善行而舍去其恶，那是创作文学作品，而不是苏洵“职之所及。”由此可见，臣僚们对苏洵撰修礼书时的责难，实乃“不已过乎”。随之，进一步引申到现在朝庭上的“礼”，虽然已经相当详细完备，但相互矛盾之处亦是屡见不鲜，“非特一二事而已”，若想将矛盾之处去除，又不知应去除的是些什么，其原因就在于，如果去除了矛盾处，相应的那段内容就不得不去掉，如果去掉了一段段相应的内容，那么朝庭上的礼也就会变得残缺不全，毫不完备。如果只是去掉相矛盾的那一部分，而保留其某些方面，那么通篇《礼书》就会出矛盾，不整齐划一，更何况上言的臣僚之意是为了掩盖先人的过错，以全臣子敬上之意。作者从文体的角度，说明其所修的礼书当持的写法。随后，借用历史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较之空泛的道理更有说服力，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作者首先引用了孔子修《春秋》的史实，苏洵认为孔子修《春秋》时，有些历史上的事情没有记载，主要是因为孔子“恻怛”，不忍心写入的缘故，而臣僚们所说的是要隐瞒先人的恶行，如春秋时齐桓公的死和子般的被杀，只是提到而已，并未详细记载，因为孔子认为这是可以不记载的，而至于成宋之乱，齐国的狩猎，鲁僖公的继位，以及鲁国按因亩征收的军赋，鲁宣公十五年时的“初税亩”等等，这些事情都是直书不讳的，这些事情虽为不善，但不是不能写入史书的。至此苏洵指出，如今先世的所作所为，虽有小的不善，而与《春秋》所记载的事情尚相去甚远，若都隐讳不写，就会使后人不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徒见当时之臣子，”那些被臣子隐讳未被记载的史实，本以为可以不写，其实是想有益于先世反而损害了他们，“欲益而反损”，事与愿违。作者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道理，又进一步举出《春秋》、《公羊传》 中记载的关于纪国与项国为齐国所灭的事为例，这种事情原是圣人所避讳的，然而，虽然避讳，但不是不记载，只是记载时用较委婉的言词罢了，这样的事情仍是被如实地记载下来。所以，作者认为，史实没有被去除，这并不是要宣扬先人的过失，而是记载下来，告知后人，以此为戒。在这里，作者十分自然地表达了自己对修礼书的见解，史书不仅要忠于历史，不择善恶，秉笔直书，遇事而记，而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使“后世无忘之。”为了更为深化不择善恶，秉笔直书，遇事而记的观点，苏洵还抓住人类心理上的一个特点加以说明，如果没有原因就把历史上的事情除去不载，后人将会因为不了解真相而产生大的疑惑，这自然十分不利，作者以班固作“汉志”为榜样，凡是汉代发生的事情都作了记载，并未因事情的善恶而加以选择。现在修礼书就应象班固那样，因为先人的“小有过差”，并不足以“害其大明”，白璧微瑕，不足为虑，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后人不产生疑惑，这也是撰修礼书者应尽之责。通观全文，作者从多角度论证了自己的修史观点，不仅从历史上，还从文体上、心理上等诸多方面论及了修史要“不虚美、不隐恶”。从作者忠于实录精神的修史观中，也折射出作者刚正不阿的性格，编修礼书，非人云亦之事，若曲意逢迎者修之，随意隐恶扬善，其史书之价值，岂不荡然无存。

著文立言，晓人以理，本文不足七百字，但事非曲直，讲得清清楚楚，文中语言，质朴简约，流畅婉转，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读来似闻随意之语，但井井有条，头头有道，高度体现了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也展示了苏洵散文独特的艺术魅力。据《老泉先生集考异》所云：此篇“破庸人之论，直造西汉。”或问：“方西汉何等文字?”曰：“刘向《请与礼乐疏》，吾邱寿王《禁民挟弓弩对》篇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