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的主要内容,《革命军》导读
《革命军》是20世纪初年影响巨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作品之一。邹容著。1903年5月上海大同书局印行出版。出版时正值全国革命思潮弥漫之际，《革命军》很快在各地翻印传布。如黄兴在湖南大量印刷，“散布到军商各界”。日知会派人到上海购买数百册，携回武汉散发。海外华侨亦以 《革命军》排满言论激烈，大为欢迎。后邹容以“苏报案”入狱，各地为了躲避清政府的查禁又将《革命军》改名 《图存篇》、《救世真言》或《革命先锋》等辗转翻印出版，据估计，销数累计超过100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量的第一位。全文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辛亥革命》第1册，以及《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单行本。
邹容 (1885—1905)，原名绍陶，字蔚丹，亦作威丹。四川巴县人。1897年应巴县童子试失败。次年从日人学习日语和英语，接受 “新学”，同情变法。1901年至上海进广方会馆学日语，次年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这时，他学习许多西方的政治书籍如《民约论》等，以及有关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书籍。1903年春因宣传反清革命并参加反对腐败的清廷留日学生监督实行“剪刀除辫”行动后，被迫返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爱国学社，并在拒俄大会上登台演说，及筹组“中国学生同盟会”，同时写成 《革命军》。5月，由革命人士集资出版，并在 《苏报》上撰文介绍。不久，“苏报案”发生，邹容自动投案入狱，后被英租界会审公廨判刑三年。1905年死于狱中。
《革命军》全书两万余字。自署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文前章太炎作序，邹容自序。正文共分为7章：(1)绪论，(2)革命之原因，(3)革命之教育，(4)革命必剖清人种，(5)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6)革命独立之大义，(7) 结论。
《革命军》首先介绍了近代西方政治理论，称它为近代革命的 “宝方”、“金丹”，倡言中国效法西欧及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书中强调说：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期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而应用这些 “公例”“公理”于中国，要使中国脱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的“羁绊”，使“中国获得独立”并与“世界列强并雄”，亦“不可不革命”。
其次，指出革命的对象是清政府，要“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书中揭露清政府的极端腐败：剥削农民，还美其名是轻税、薄赋的“皇仁”;对工商业者，用极重的税捐、厘金和洋关，已达 “敲骨吸髓”，而搜括所得，只供宫廷淫乐，恣意挥霍。清政府对外是卖国政府，把大片中国土地送给侵略者：“剖我同胞的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不仅如此，清王朝还将自己称为“发祥之地”的东北三省，“今乃再拜顿首，奉献于俄罗斯”。揭露了清政府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 的本质。
再次，反对思想上君主专制观念的束缚，强调要“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邹容认为数千年来“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所往而非奴隶”，而统治阶级也拼命鼓吹忠、孝 “为垂教万世之二大义”。他从近代国家和国民的观念反驳说： “以言于忠于国则可，以言于忠于君则不可。何也?人非父母无以自生，非国无以自存，故对于父母国家，自有应尽之义务焉，而非如一姓一家之家奴走狗者所得冒其名以相传习也”。因此，要革命就必先“拔去奴隶的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他认为西方的“法人革命前之奴隶，卒收革命之成;美洲独立前之奴隶，卒脱英人之制缚。此无他，自认为国民耳”。
最后，申明了中国革命独立之大义。书中强调这是与英、法等近代革命出于相同的原因：“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击，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种殄种之难者”。因此而提出 “欲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不得不革命而保我独立之权”。书中并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制订了在中国建立“中华共和国” 的二十五条纲领。
《革命军》在当时起了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推动作用。正如邹容在自序中所期望的“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鲁迅亦高度评价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 ‘革命军马前卒邹容’ 所做的 《革命军》。”
参考文献
让更多人喜爱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