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丹子》简介|鉴赏
轶事小说。大约成书于东汉末年。旧题燕太子丹撰,显然是假托的。此书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燕丹子一卷。”《汉书·艺文志》未录,故可推知班固时尚未成书。东汉王充《论衡·感虚篇》、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篇》有关太子丹受质于秦、逃归燕国的怪诞记载,与今本文字有异,可见此时尚未形成定本;而西晋张华《博物志·史补》中的文字,除个别字句外,却与今本相同,在魏晋以前写定,当属无疑。今本三卷,系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内容与一卷本完全一致。
卫人荆轲刺杀秦王赢政事,发生在燕王喜二十八年(公元前227年)。这个惊心动魄、反抗强暴的事件,必然会在秦汉之际引起巨大反响,经过“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的编造、附会,内容不断丰富,情节也更加曲折,主要人物也由荆轲变为燕太子丹。司马迁在《史记》里取其较为可信的材料,编写《荆轲传》,排除了怪异和传说的内容。他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刺客列传》)岂不知传奇性正是“闾阎小论”的特点,是民间传说的生命。在司马迁之后,有关燕太子丹和荆轲的故事,继续丰富、发展和完善,甚或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传说,经文人加工写定的一个本子,这就是我们目前见到的《燕丹子》。明代胡应麟说:《燕丹子》“其文彩诚有足观,而词气颇与东京类,盖汉末文士,因太史《庆卿传》,增益怪诞为此书。”(《少室山房笔丛》),是很有见解的。
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据清孙星衍校本刊刻的《平津馆丛书》本。一九八五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程毅中的点校本,是目前较好的本子。
《燕丹子》是以燕太子丹为中心线索,从他“质于秦”写起,写他逃归、报仇、失败的故事。其中着重刻划了燕太子丹和荆轲两个人物形象。燕太子丹是一个礼贤下士、报仇雪耻又急于求成的年青统治者的形象。燕太子丹在秦思归,秦王跟他说:必得乌鸦生白头,马长出角,才能放你回国。丹仰天而叹, 果然乌白头,马生角。在回国途经的桥上,秦王设计了陷害的机关,但燕丹走过时, “机桥不发”;到了城门,城门未开,丹学鸡鸣,引众鸡悉鸣,于是才得出城而逃。燕太子丹逃归的奇特、怪异的故事,神化了燕丹,也表现了对弱小者的同情。小说突出描写了燕丹的礼贤下士。他尊重鞠武、田光,更待荆轲“为上卿”,亲身为之驾车、陪同出游和“置酒高会”。小说通过黄金投蛙、杀马进肝、玉盘盛手三个细节,进一步刻划了这一点。一次出游时, “轲之东宫,临池而观”,偶拾瓦砾投蛙,太子丹即令侍者送上黄金,用金子来代替瓦片,以示对荆轲的重视;只因荆轲偶言“闯千里马肝美”一句,太子丹即把自己的千里马杀了,把马肝烹了送来;又因他赞操琴美人为“好手琴者”,太子丹即断美人之手,盛在玉盘,进献荆轲。小说对太子丹的刻划是多角度、多层次的。如在善待荆轲的同时,就写了太子丹因个人受辱,急于复仇,不善忍耐和气量偏狭的缺点;又写了他不愿用危难中投奔燕国的秦将樊于期的头去行刺秦王,表现了他的深谋远虑。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荆轲。他既是勇士,又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典型。他有感于太子丹“遇轲甚厚”,故欲“当犬马之用”,为之人虎狼之国,行刺秦王。为了强调荆轲是个见过世面、喜怒不行于色的大智大勇之士,小说运用了夸张和反衬的手法,来加以刻划。如田光荐荆轲时说: “臣观太子客,无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用夏扶、宋意、武阳等人的不足,来衬托荆轲的大勇大智。因此他才能在易水之上,唱出: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之曲,义不反顾;他才能在去咸阳路上,不与屠者争肉的轻重,颇识大局;他才能在秦廷之上,镇定自若,掩饰了武阳的失措,从容行刺。有趣的是,在小说中荆轲行刺秦王成功,秦王乞听琴声而死。秦王从姬人琴声中悟出“负剑拔之”、“奋袖绝屏风而走”之理,荆轲遂拔匕首掷秦王不中,功亏一篑。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咏荆轲》诗中赞叹说: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明代胡应麟称《燕丹子》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 (少室山房笔丛》) 《燕丹子》与隋以前的其它古小说相比,艺术上确有许多长处,如篇幅宏大,情节生动,注意刻划人物;脉络细密,结构严谨,与“粗陈梗概”者较,特点是显著的。究其原因,无非是因《燕丹子》属杂传性质, 历史事件本身就比较曲折,经过长期的流传以后,故事不断完善、丰富;而在写法上,又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战国策》、《史记》中的有关描写。应该说, 《燕丹子》是秦汉之际集体创作的一篇杰出的轶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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