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荫下的默想·何其芳》全文与读后感赏析

《树荫下的默想·何其芳》全文与读后感赏析

我和我的朋友坐在树荫下。六月的黄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在我们眼前，在苍翠的山岩和一片有灰瓦屋顶的屋舍之间，流着浩浩荡荡的东去的扬子江。我们居高临下。这地方从前叫西山，但自从有了一点人工的装饰，一个运动场，一些花木和假山石和铺道，便成了公园。而且在这凉风时至的岩边有了茶座。

我们就坐在茶座间。一棵枝叶四出的巨大的常绿树荫蔽着。这种有椭圆形叶子的乔木在我们家乡名黄桷树，常生长在岩边岭上，给行路人以休息时的清凉。当我留滞在沙漠似的北方我是多么想念它呵，我以不知道它在植物学上的名字深为遗憾，直到在一本地理书上读到描写我们家乡的文字，在土壤肥沃之后接上一句榕荫四垂，才猜想它一定是那生长在热带的榕树的变种。

现在我就坐在它的树荫下。

而且身边是我常常想念的别了四五年的朋友。

我将怎样称呼我这位朋友呢？我曾在诗中说他常有温和的沉默。有人称他为一个高洁的人。高洁是一个寒冷的形容词，然而他，就对于我而言，是第一个影响到我的生活的朋友，他使我由褊急，孤傲，和对于人类的不信任变得比较宽大，比较有同情。就他自己而言，他虽不怎样写诗却是一个诗人。当我和他同在一个北方古城中的会馆里度着许多寂寞的日子，我们是十分亲近；当我们分别后，各自在一边受着苦难，他和肺病斗争而我和孤独，和人间的寒冷，最后开始和不合理的社会斗争，我仍是常常想念他；他是一个非时间和生活上的疏远所能隔绝的朋友。

这次我回到乡下的家里去过完了十三天假日，又到县城里来冒着暑热，等着船。又等了三天的船。正当我十分厌烦的时候，他坐着帆船从他那僻塞的不通邮讯的乡下到县城里来了。

但我们只有着很短促的时间。今天夜里我就将睡在一只船上，明天清晨我就将离开我的家乡。我的旅程的终点是在辽远的山东半岛的一个小县里。我将完全独自地带着热情和勇敢到那陌生地方去，像一个被放逐的人。

我们说了很多的话，随后是一片刻沉默。就在这片刻沉默里，许多记忆，许多感想在我心里浮了起来。

北方的冬天。已经飘飞过雪了。一种奇异的悒郁的渴望，那每当我在一个环境里住得稍稍熟习后便欲有新的迁移的渴望，又不可抵御地折磨着我。我写信给我的同乡，说想搬到他们所住的那个会馆里去。回信来了：“等几天再搬来吧，我们现在正过着贫穷的日子。”那会馆里几乎全是一些到北方来上学的年青人，常常因家里的钱寄到得太迟而受窘迫。但我还是搬去了，因为我已不可忍耐地厌倦了那有着熊熊的炉火的大学寄宿舍，和那辉煌的图书馆，和那些放散着死亡的芬芳的书籍。

搬到会馆后我的屋子里没有生炉火，冷得像冰窖。每天餐桌上是一大盆粗菜豆腐，一碗咸菜，和一锅米饭。然而我感到一种新鲜的欢欣。

因为我们过着一种和谐的生活。而我那常有温和的沉默的朋友那时候更常有着温和的微笑。在积雪的日子，我往往独自跑出去享受寂寞，回来便坐着写诗。那是一些很幼稚的歌唱，但全靠那位朋友读后的意见和暗示我才自己明白。所以他又是第一个影响到我的写作的朋友，他使我的写作由浮夸，庸俗，和浅薄可笑的感伤变成比较亲切，比较有希望。他自己是不常写作的。但有一次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册手抄本给我看，上面写满了用小诗形式记下来的诗的语言，像一些透明的露珠那样使我不能忘记。到现在我还能背诵出其中的一些：

 

“寂寞的秋

猫儿绕着我的脚前脚后”

“吹去爬到我书上的虫儿

使它做一个跳岩的梦”

 

他有着平静的忧郁，同时对于一草，一木，一个微小的生命都怀抱着温柔。他喜欢安东·契诃夫的小说。

迟晚的北方的春天终于来了，或者说已是初夏，因为在那古城里这两个季节是分不清的。每个院子里的槐树都已张开了它的伞；他的窗前已牵满了爬山虎的绿叶；我常常坐在他的屋子里闲谈，或者谛视着在那窗纱上抽动着灰色的腿的壁虎。他呢，他望着屋檐下的去年的旧蜂窝想念他的昔日。我们都感到最好以工作来排遣寂寞了。于是我们自己印一种小刊物来督促我们写作。

这小刊物印行了三期便没有继续，因为我被磨折于一种生活上的纠纷，一种燃烧着自己的热情，再也不能安静地提起笔来写一点什么。

那郁热的多雨的夏季呵，我第一次背起了爱情的十字架。

我常以我那位朋友的屋子为我的烦忧的托庇所，因为在那里我可以找到平静，友谊，和莫逆于心的谈话。有时我们一同缓步在那些曲折的多尘土的小胡同里，或者在那开着马樱花的长街上。

一晚上我们又走进了一个常去的荒凉的园子里。隔着暗暗的湖水，我们停下来遥望对岸的树林。我突然想起了家乡。而他也谈起他将来愿意回到乡下住着，常常坐在屋侧的池塘边的树荫下钓鱼，并且希望那时乡下的交通比较方便，邮差从池塘边走过时常把远方的信亲交在他手里。

不久他就凄凉地离开了那个古城，回到混乱的文化落后的家乡去寻找职业。没有发现适宜的工作却发现了肺病。他吐血了。这个悲哀的消息给我带来惊讶，忧虑，我想起了他瘦弱的身体，困难的家庭状况，和家乡的那种折磨人的社会环境。

全靠他自己，他和那可怕的疾病斗争了四五年还是坚强的站立着。在这中间他还断续地以劳力去换取一种极简单的生活。

在一封信里他写着：“我宁愿挑葱卖蒜，不和那些人往来。”那些人是什么人呢？不待推测，我就想到那是充满各地的闭着眼向社会的上层爬的人们。后来他又寄一些新的小诗给我，当我读到其中的这样一首：

 

“我愿是一个拣水雀儿

在秋天的田坎上

啄雨后的露珠”

 

我起了许多感触。我联想到一位古代的愤世者的话：“世间无一可食，亦无一可言。”

现在我们见面了。他更加瘦弱而我则带着风尘之色。让我们为着想起了那些已经消逝的岁月再沉默一会儿吧：那些寂寞的使人老的岁月。

我已经开始走入衰老的季节了，却又怀抱着一种很年青的感觉：仍然不关心我的归宿将在何处，仍然不依恋我的乡土。未必有什么新大陆在遥遥地期待我，但我却甘愿冒着风涛，带着渴望，独自在无涯的海上航行。

是什么在驱策着我？是什么使我在稍稍安定的生活里便感到十分悒郁？

我真像是一个命定的“浪子”，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厌倦了幻想，厌倦了自己”，回到家中去作一个安分的人。我真像是跋涉在沙漠里就为着“寻找口渴”。

对于明天我又将离开的乡土，这有着我的家，我的朋友，和我的童年的乡土，我真是冷淡得如一个路人吗，我责问着自己。我不自禁地想起了一片可哀的景象：干旱的土地；焦枯得像被火烧过的稻禾；默默地弯着腰，流着汗，在田野里劳作的农夫农妇。

这在地理书上被称为土壤肥沃的山之国，很久很久以来便已为饥饿，贫穷，暴力，和死亡所统治了。无声的统治，无声的倾向灭亡。

或许这就是驱使我甘愿在外面流离的原因吧。

是呵，在树荫下，在望着那浩浩荡荡的东去的扬子江的时候，我幻想它是渴望的愤怒的奔向自由的国土，又幻想它在呜咽。

 

1937年6月11日下午，莱阳

 

编者注：指山东省莱阳县，作者曾在该县任中学教员。

何其芳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到天津任中学教员，次年暑假离开天津，回到四川故乡度假。他此行共写了九篇散文，后结集为《还乡杂记》出版，《树荫下的默想》即为其中之一。

按理说，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作者离乡多年，返乡应该给他带来很大的精神慰藉，可是此篇的基调却是悒郁、寂寥，间或闪发出一星半点愤激的火花。这究竟为了什么？原来，何其芳已经离开了大学，踏上了社会，一方面冷酷无情的现实生活扑入了他的眼帘，拨动了他敏感忧郁的心灵，不再可能像比较单纯的大学生活那样，一味沉醉于幻想和憧憬的天地之中。另一方面，他毕竟还涉世不深，看不清前进的方向，找不到依靠的力量，仍未从根本上脱离他前些年创作《画梦录》时那种感伤、凄迷的氛围，这就是此文和《画梦录》中许多散文诗有同有异、同中见异的原因所在。

作品开头总提一笔：“我和我的朋友坐在树荫下。”表明此文和友情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此文又不同于一般的叙事散文，它具有浓郁的抒情因素，作者笔下的友人，一是遗貌取神，即不写朋友的衣着打扮、外貌模样，而是专从精神世界上落笔；二是不铺叙彼此交往的详细经过，而是特意挑选了几个片断，几个最触动自己心弦的生活场景，一句话，写朋友实际上也就是写自己，写过去的苦闷，今日的“默想”。

这位朋友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作者首先用蘸满感情的笔触，概括地交代了这是一个“高洁”的人，一个不怎么写诗却具有诗人气质的人，一个深深影响了自己的感情和生活方式的人。作者这次回到万县家乡，这位朋友又特地坐着帆船赶来和自己晤面，彼此情谊之深可见一斑。

接着，文章迅即转入了对往日的记忆和回想，这是作品的主要部分，写得十分精彩。就像电影的蒙太奇一样，作者让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迅速地在读者眼前掠过：“冷得像冰窖”的会馆生活，朋友从抽屉里拿出一册手抄本以及像露珠一样透明的小诗，谛视窗纱上爬动的壁虎，缓步地穿过曲折多尘的胡同和开着马樱花的长街……作者在每个场景上所用的笔墨不多，显得极其简洁空灵，而内蕴于这些场景之中的情谊却很醇厚，而且经过不断的叠加和强化，益发显得情深意切，耐人回味。这无疑是巧妙的“诗化”的写法，是重在激发读者联想的抒情美文的写法，和散文诗集《画梦录》有其一脉相通之处。

作品前半部分回忆往日聚首北平时的友谊，后半部分转入离别后分隔两地的情景，朋友回乡后，找不到工作，又害了肺病，但他还是顽强不屈，“宁愿挑葱卖蒜”，也不和社会上层人物妥协。作者叙述这些事实时仍然保持着简洁洗练的特点，但已带上现实社会浓重的投影，笔调渐渐变得沉重起来。作品最后索性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不断地询问和责备自己：朋友如此，自己又将怎样？“我的归宿将在何处”？“有什么新大陆在遥遥地期待我”？家乡如此贫穷，“我真是冷淡得如一个路人吗”？答案一时无法找到，不过它表明作者的视野已经开阔起来：由朋友而及于大众，由故乡而至于广阔的“山之国”。直到作品的结尾，作者终于幻想那浩浩荡荡东去的扬子江是在“呜咽”，是在“愤怒的奔向自由的国土”。如此行文，显然有别于《画梦录》，它无异于预告了作者今后的走向。

果然，“默想”变成了行动。此文写于1937年，次年作者即奔赴延安，开始了崭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