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隋唐五代散文·韩、柳对古文的重新定位

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隋唐五代散文·韩、柳对古文的重新定位

古文运动以复古为宗尚，但并非仅仅是文学形式上的复古，而包括复古之道与效古之文两个方面。就总括性的理论标榜而言，韩、柳与早期古文家是一致的。若就具体的内涵而言，韩、柳的理论与创作则表现出对早期古文家的某种偏离。这种偏离其实是他们本着创立新的文学散文范型的使命感^①，对古文的一次重新定位，这也是古文运动最终成功的关键。

早期古文家都提倡宗经载道，重视文章的教化作用。从萧颖士的“激扬雅训，彰宣事实”(《送刘太真诗序》)，李华的“化人成俗，安危存亡”(《崔沔集序》)，到梁肃的“道德仁义，非文不明;礼乐刑政，非文不立”(《补阙李君前集序》)，无不重视文章的社会作用，力主以文弘道，希望通过对道的承载来丰富文章的内容，改变骈文“内竭”的状况。但是，一方面他们有着以文章润色鸿业的观念，颂圣歌太平的需要使骈文依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位置; 一方面他们的“道”往往杂有佛教和道家思想^①，显得含混而空泛，因而缺乏群起呼应的号召力。韩愈、柳宗元则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对儒道内涵进行了全面的清理，以文章内容的变化带动形式的变革^②。

韩愈也要求古文能够承载“明道”的任务(《争臣论》)，不同的是他明确了以仁义为本的道德内涵，并将佛老思想从“道”中排除出去，使“道”趋于纯粹。“道”经他的阐发，已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且内化为一种文化承担的人格力量，从而成为其古文内涵和风格的核心。就这一点而言，他出色地解决了前代古文家空言明道的缺陷。

韩愈能把所明之道与社会现实加以关联，与他对儒家教义的尊信与拯世救时的热情难以割裂。先圣的仁义之道并不是古董式的教条，它应有经纶古今的生命力，因此，越是切入时代，越能发扬古道。韩愈以重建儒家道统者自居，也应有这一层含义。韩愈力排佛道、反对藩镇割据等时议，其实就代表了他对儒家学说的积极运用。由于其“明道”意识中融入了富于现实感的新鲜内容，所以韩愈的“约六经之旨以成文”(《上宰相书》)，绝不是一味遁入圣贤古训。

柳宗元也是深信“文者以明道”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过他赋予“道”更大的实践理性的品格。有时在他心中“道”与“事实”可以置换，如其《答吴武陵非国语书》曰：“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因“道”不是空幻理想，而是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所以他明确称之为“辅时及物之道”(同上)或“生人之道”(《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这典型地体现了中唐古文家对儒学的现实意义和当代生机的关注。由于柳宗元的 “道” 的内涵丰富，他也更为注重主体洞察与明辨的力度与水准^①。反映在写作上，如果说韩愈的论辩文擅长以气势夺人，那么柳宗元的论辩文则以析理精密见长，这与他更富于独立的批判意识有关。

韩、柳不仅“道”的观念与早期古文家有差异，在如何“明”道即道与文学性的关系问题上也与他们的前辈有明显区别。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充分体现了他们文学家的立场和文体建设方面的卓识，意义深远。

早期古文家与韩、柳都推崇先秦两汉的文章，但在对待屈原、宋玉及《楚辞》的态度上则基本相反。李华、贾至、独孤及等人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从实用主义的立场排斥《楚辞》，并且对诗赋等抒情文学也抱着否定的态度，希望以经、史为主推进古文的发展。而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则普遍高度评价屈原、宋玉诸人^②。由此可以看出前后期古文家对文学特性及功能的不同理解。早期古文家的明道观念实际上取消了文学的独立性，使文学处于政教附庸的地位。

韩愈则在强调“修辞明道”的同时，还看重个体生命情感对文章的影响，倡“气盛言宜”说与“不平则鸣”说。这也是他倡导的古文能较好地避免成为政教工具的得力之处。他在《答李翊书》中说：

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这来自《孟子》的养气论，落实在创作实践上的好处，是能将道德内化为生命，从而见人之所不及见，感人之所不能感，言人之所不敢言^①。其《荆谭唱和诗序》指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予以发挥：“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韩愈一方面把“明道”看成自己未得位时的文化责任^②，另一方面从个人屈抑的遭遇中汲取发愤于文学的力量。那么，他的古文内涵上的醇而能肆就不难理解了。

韩愈在提出“不平则鸣”的理论之际，作为实践印证，应包括柳宗元发愤抒情的创作成果。他们在重视古文的抒情潜能及其来源上，可以说也是桴鼓相应的。尽管柳宗元没有多作理论上的提炼，但他的创作姿态极具证实力。柳宗元的骚体赋、山水记、寓言和杂文等诸种文体的不同凡响，就与他文中寓有激愤之情有关。他曾在《对贺者》一文中说：“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痛哭。庸讵知我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对于这种情感经历与表现的深刻性，柳宗元是希望读者能认真对待的。

为了复兴儒家正统地位，韩愈孜孜以求。他还教导后学：“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答尉迟生书》)“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这里注重人的内在修养与文辞的关系，所秉承的是儒家“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的观念。但是，在这个大原则下，“韩愈难道真的在复古主义和儒学传统中裹足不前，不敢从不合儒道正统的来源寻求他的文学灵感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③。在韩愈生前曾有人批评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裴度《寄李翱书》)。“奔放”之评恐怕也可以与他在《进学解》中所自嘲的“言虽多而不要其中”互证。现代学者更愿意从正面注意这个问题。陈幼石指出：“韩愈可能并不是人人皆捧的那种见地独到的思想家和作家，像他那样为独创勇敢斗争，广泛实验，备受磨难的古文大师是绝无仅有的。也许他是自己所标榜的那种理想的儒者，但他的非儒倾向带有聪慧和自嘲的成分，很有可塑性，因此当韩愈意识到这些倾向时，他不受它们的诱惑，也不向这些弱点让步，而是谈笑风生地将它们舞弄一番。”^①看来韩愈擅长在亦正亦奇的某种张力之下，提炼主题的意义，个人的思想风范或表达风格随之凸显。这也是他的“明道”观落实在创作上而较少拘忌色彩之处。尽管后代对“道”与“文”的关系仍有继续探讨，但韩愈的“明道”说及其在创作实践上的印证，却占据了这个问题的制高点，在此后古典文章学史上难以被整体超越。

韩、柳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对待骈文的态度以及对文章复古的通达理解，也使他们超越了前代的古文家。从一开始，古文的提倡者即将矛头指向骈文，在对骈文的否定中推动散文的发展。同时，他们又以先秦两汉文风作为散文效法的典范。但这些早期的古文家普遍是复古有余，创新不足，赵翼论独孤及“其胜处有先秦、西汉之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廿二史札记》卷二○)之言可为代表。以先秦两汉散文浑厚质朴的风格纠正骈文“外侈”之弊本无不可，但若一味唯古是尚，彻底断绝与魏晋以后文学的联系，则恐怕亦如《北史·文苑传序》论苏绰那样：“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

韩愈也倡复古，反对六朝骈俪绮靡文风，要求文章在内容上承载儒家之道，形式上采用秦汉以前散体单行的样式，但却并非要使文章完全恢复先秦之旧，而是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以贴近当时生活的语言写作散文。对于骈文，也是有弃有取。一方面力弃陈言，摈除骈文中习见的词语、典故、意象，变繁复的典故为直接的表达。另一方面，他的复古技巧也从骈文的遗产中吸取营养。

自苏轼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韩文公庙碑》)，后人多将韩文直接三代两汉，而忽略了他对汉魏以来成果的继承。清人袁枚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唐以前，未有不熟精《文选》理者，不独杜少陵也。韩、柳两家文字，其浓厚处俱从此出。宋人以八代为衰，遂一笔抹杀，而诗文从此平弱矣。”(《随园诗话》卷七)刘开则说得更为明确：“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①从散体形式而言，韩、柳的古文与六朝组俪之文是相异相抗的，与这一段文学觉醒的历程似乎故意隔绝，但其实有着魄力非凡的纯文学立场。现代中外研究者也已充分肯定了他们善于开拓文学疆域的功绩，如日本吉川幸次郎在《中国文章论》中指出：“韩氏是在脱离四六固定节奏的过程中，留意着自由节奏而获得的，并且在这一方面取得了成功。要是从这一点来说，他或许比四六文作者更殚精竭虑于一句的音节之增损是可以想象的。”^②对于排比、对偶这些具有美感的形式，韩愈充分吸收，只是改变了习见的四六句式，从而“以能够反映‘盛气’的自然流动的韵律节奏来取代四六文的刻板韵律，亦即以语调的抒情性美感来取代形式的规律性美感”^③。

在古文艺术上的追求创新，柳宗元也不逊色于韩愈。对于学古与自立的关系，柳宗元本着重意的文学观，试图从根本上与骈文“粉泽以求工”之弊端划界(《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与韩愈一样，都讲究从根本上突破骈文程式化的路径，达到富于个性的自由创造。在创作中，也与韩愈一样，广泛取法经史百家外，还充分融会辞赋、骈文之长，可谓“天生斯人，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一)。借鉴骈文以增强古文的美感，这是古文成功于韩、柳的一个原因，所谓“骚赋功深，正以助古文之渊懿”(章士钊《柳文指要》卷五“南府君睢阳庙碑”条)。

韩、柳还在古文中广泛寄托他们的人生感慨、不平之鸣。韩愈时有“感激怨怼之辞”，柳宗元满怀骚怨之情。生气流转的形式和情感浓郁的内容，使得一些原处于文学边缘的文体获得了文学性，也使得古文充满了艺术的美感。在古文中抒写自己的真性情，这也是韩、柳古文成功的重要原因^①。诗赋的内容进入古文，诗赋的情韵也随之而来，钱穆已经精辟地指出：“韩柳二公，实乃承于辞赋五七言诗盛兴之后，纯文学之发展，已达灿烂成熟之境，而二公乃站于纯文学之立场，求取融化后起诗赋纯文学之情趣风神以纳入于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纯文学之阃域。”这是韩、柳的“以诗为文”^②。

韩、柳的论说文还有着独特的美感，这种美感来自“辩”的方式——即所要辩的道理与用来辩的事物之间具有互相悖反的美学风格。对于用来说理的事物的选择有时候是出人意料而又令人会心的，他们往往以日常生活经验乃至卑俗的事物发挥高远雅正的儒家之道，以俳谐滑稽的语言传达有益于世的内容。这种张力便形成了“奇”的风格，也达到了“陈言务去”的效果^③。

韩、柳二人的散文自有同处，而不同更是明显。人们常用比喻来说明韩、柳二家风格之异，如刘埙曰：“韩、柳之别，则犹作室——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他人田地;退之则惟意所指，横斜曲折，只要自家屋子饱满，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也。”(《隐居通议》卷一七)刘熙载谓：“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艺概·文概》)刘埙着眼于创体经营，刘熙载重在风格比较，各有会心。综言之，韩愈之文以气势胜，浩浩荡荡，汹涌澎湃;柳宗元之文以骨力胜，奇峰叠嶂，冷峭峻拔。韩文雄肆奔放，柳文沉郁内敛。韩文放荡中见法度，柳文严谨中富变化。语言上，柳文古丽峻洁，韩文流畅而时见险怪。二人各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并峙于唐代散文史上，并为后世效法而成为新的典范。他们在古文中所展示的审美样式与表达艺术，对此后中国散文史的发展前景有着决定性的导向意义。

古文最终成于韩、柳有多种原因。他们使 “道” 具有明晰而丰富的内涵，并将之最终落实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上，因而使之具有活泼的生命力; 他们主张文以明道，但不否认文学的价值与美感，并以不平之鸣作为补充，重视感情的真实流露;他们为明道之文确立了效法的典范，但在具体的创作中则兼法百家，尤其能运骈文之美于古文，以“文”“笔”交糅的方式消融了六朝以来“文”“笔”之间分明的界限。总之，他们用自己的理论与创作为古文重新定了位，拓展了古文的发展之路，昭示了古文具有多种风格的可能性。另外，他们都有足够的才华可供驱遣，以达到自己关于文学的理想境界。他们以自己的影响力吸引一批士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围，韩愈等人还可以利用士子向他们行卷的机会推行自己的主张，鼓励古文的写作，从而扩大了古文的作家队伍^①。在多种原因的交互作用下，唐代古文终于走向鼎盛。

注释

① 这种使命感,韩愈也许是最强烈的。“古文”之名的登场,就与韩愈的积极使用有关。据罗联添统计,在韩愈之前,仅王通和柳冕分别用过一次“古之文”来指称散文;韩愈笔下“古文”之名出现过六次。参见《论唐代古文运动》,载《唐代文学论集》,第8—10页,学生书局1989年版。① 陈幼石认为:“韩愈认为‘伪’的与其说是骈文传统,不如说是非儒家的佛老传统,韩愈认为‘杂’的不是‘四声八病’而是当时流行作品中的佛老成分。因此,韩愈所一再重申的复古主题应和以前萧颖士和李华的复古运动清楚地区别开来。”参见《韩柳欧苏古文论》第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② 参见葛晓音《论唐代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吴相洲《文以明道和中唐文的新变》,《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① 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第48页指出:“‘文以明道’这四个字中最中心一个字以柳宗元的思想体系来说不在‘道’而在‘明’……这‘明’的实践过程是‘以理析之’;而‘明’的目标是‘定其是非’。”② 参见户崎哲彦《略论唐代古文运动的第二阶段》,载《唐代文学研究》第五辑。① 参见张伯伟《唐代文章论略说》,孙以昭、陶新民主编《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第175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② 参见邓国光《韩愈文统探微》第9—10页,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③ 陈幼石通过分析《柳州罗池庙碑》,指出韩愈“怎样把这些非正统的特点与他的文学上复古的计划结合起来”。参见其《韩柳欧苏古文论》第27—28页。① 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第37—38页。① 罗联添《论韩愈古文几个问题》对历代有关韩愈吸收骈文之长的说法进行了分梳,见《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② 原文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二卷第35页,筑摩书房1968年版。佐藤一郎《中国文章论·引》第5—6页,赵善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此处用其译文。③ 柯庆明《从韩柳文论唐代古文运动的美学意义》,载《中国文学的美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① 葛晓音《古文成于韩柳的标志》认为:“韩柳变‘笔’为‘文’的主要标志是在应用文章中感怀言志,使之产生抒情文学的艺术魅力。”载《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② 《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四册第53页,东大图书公司1978年版。③ 参见柯庆明《从韩柳文论唐代古文运动的美学意义》。① 参见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