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有关先秦两汉文学的新出土文书·文学类出土文书

先秦两汉文学的文献·有关先秦两汉文学的新出土文书·文学类出土文书

1.《唐勒》赋残篇

于1972年与《孙子兵法》等书同时出土于银雀山汉墓。经整理，约二百三十字，篇题即作“唐勒”。赋文残缺严重，其中意思比较完整的句子约七八支简，其余或四五字，或二三字，互不连贯。较长的句子如下：

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唐勒先陈曰：人谓造父，登车揽辔，马协敛整齐调均，不挚步趋……

马心愈也而安劳，轻车乐进，骋若飞龙，免若归风，反驺逆驺，夜走夕日，而入日……

月行而日动，星跃而玄运，子神奔而鬼走，进退屈伸，莫见其□埃均……

《唐勒》赋的发现，对于研究先秦文学有重要意义。唐勒是屈原之后的著名楚辞作者。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除此之外，再未见关于他的任何资料。从《唐勒》赋残篇推测，其内容似乎是以造父御马为喻，谈论君主治国之术。残句中有“君丽义民”、“实大虚通道”、“去衔辔，撤……”“今之人则不然”、“竞久疾数”、“覆不反”等字样，是要求统治者御民以道，不要逼迫太紧，否则就会翻车。这种比喻和类似的思想，在屈原和孟子、荀子等人的著作中常可以见到。《唐勒》赋加以铺张形容，寓说理于形象之中，确实兼有“从容辞令”的特点。从文学的角度看此赋，其结构形式是“客主以首引”，再转入正文以陈事;其写作方式是陈述其事而言务纤密，描摹事物而铺采摛文;其语言特征是韵散相间，但多用参差错落的散体文字，而整饬骈俪的韵文也不少。总的来说，与宋玉赋作相类，但较之更加散文化，而文情不如宋赋充沛，文势不如宋赋奔放，文采不如宋赋华美，艺术成就显然不能与宋赋相比。从文体看，《唐勒》赋是一篇典型的散体文赋，清楚地反映了宋玉赋的真实性。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风赋》有某些相近之处，可证明宋玉赋不伪。唐勒赋与宋玉赋皆以二客对话于襄王之前为基本线索而展开辩论，以散句为主，也杂以韵语，而不像荀卿赋那样以四言为主，也不同于屈原赋那样多用“兮”字为句尾。这表明，在战国末期赋体尚未定型，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汉初以枚乘《七发》为代表的赋体，似乎主要承接宋玉、唐勒而来，而屈原赋之余绪则发展为抒情为主的骚体赋，荀卿赋则发展为以形容描述为主的咏物赋。

银雀山汉墓墓主是汉武帝初期一位初级军官，因职业关系，故有大量兵书随葬。同时竟又附有辞赋，可见当时武人也喜欢文学，足证文事之盛。此外，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中，也发现有《离骚》残句4字，《涉江》残句5字，以及不明作者的辞赋残句若干字。该墓主为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前165)，说明汉初贵族爱好辞赋早在建国后不久就开始了，而到了汉武帝时终于形成高潮，那绝不是偶然的。

2.《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久为学术界关注的《战国楚竹书》终于在2001年年底出版了，经整理，这批战国楚竹书共有简数一千二百余支，计达三万五千余字，其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文字学等，为楚国贵族迁郢都以前的随葬品，先于秦火。这批竹书中，竟有关于先秦文学、音乐的经典《诗经》的新材料。整理者定名为《孔子诗论》。

众所周知，今本《诗经》以《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为序，而竹书《孔子诗论》中的顺序却与此相反，其序与今本诗大序的论次也不同。由此可知，今本《诗经》雅、颂部分的编排，经过后人改动。而且据学者研究，也可以从中窥知三百篇的古代编排是以时代为类别的。《诗论》有这样的文字：“《颂》旁德，多言厚，其乐安而迟，其歌申而引，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后缺)……德也，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也，小矣。”由文字中“旁德”、“盛德”的并举，可知“多怨怼”是在说《小雅》;又可知从“旁德”到“盛德”以至《小雅》的“多怨怼”，孔子是在沿着时代的前后顺序讲。《大雅》“盛德”，《小雅》“多怨怼”，很明显大雅时代在前，小雅时代在后。而今本中，《大雅》有《板》、《荡》、《瞻印》及《召南》等的“怨怼”之作，明显与孔子“盛德”的概括相左。同时《小雅》中又有《楚茨》《信南山》《甫田》及《大田》等“盛德”之篇，又明显与“衰也小矣”判断不符。此外，确为周宣王朝的《江汉》、《常武》也被放到《大雅》中。孔子曾使“雅颂各得其所”，而“旁德”、“盛德”及“怨怼”的并举，似乎道出了“各得其所”的含义为何。究竟何时、何人、何种原因把孔子的定本弄成现在这样子，是值得研究的。

由《诗论》还可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孔子读《诗》、说《诗》的方式和态度。《诗论》与《论语》所记孔子言诗重“礼”、重德性修养一致。但孔子论《诗》又不仅限于此：如论《葛覃》《木瓜》，深味于诗篇所展示的民性民情，恐怕就不是一个“礼”字所包括得了的。而像对《宛丘》《猗嗟》等篇的叹美，更令人仿佛看到了“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痴迷。《诗论》中孔子有不谈“美刺”但同样不谈“教化”的倾向，如《关雎》《汉广》篇，孔子言其“纳于礼”，言其“智恒”，却绝无《毛诗序》中“后妃之始……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及“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那一套“教化”观念。有学者认为今本《毛诗序》是东汉经生杂抄三家，附以己意，以应和东汉“名教”要求的东西，其《诗》说在许多方面已去古儒甚远。对此，《诗论》正可以为证。此外，《论语》等文献都表明孔子言《诗》重《关雎》，其原由《诗论》也给出了答案。

另外，由《诗论》，不仅可以重新理解某些诗篇，而且对汉代今、古文异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出新的评价。《汉广》如《诗论》所说，是教导人不去追求汉水“游女”的篇章。这对我们今天探寻诗篇作于何种背景之下，对研讨周人当时面临的问题都有启发。今文家兴于汉初，还多少保存了先儒说《诗》的法门。古文家兴于两汉之际，上文提到《毛诗序》有杂抄三家之嫌，其对《汉广》解释与孔子之意全悖，就在于它存心去讲“教化”，所以在抄时遗弃了不少古说。这似乎也透露出今文向古文递变的轨迹。今文家是设法印证、强化诗篇内容，为的是“宗经、征圣”;而古文家则干脆把古代诗篇本身当作古人已经受过圣贤教诲后的制品了。

3.阜阳汉简《诗经》

阜阳汉简是1977年在发掘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时发现的。根据出土器物、铭文等材料判断，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因此，该墓出土文物的下限不能晚于这一年。《诗经》残简尚存长短不一的简片一百七十余条。经与今本《毛诗》对照，知有《国风》《小雅》两种。《国风》中只有《桧风》未见，计有残诗(有的仅存篇名)65首。《小雅》则仅存《鹿鸣之什》中的四首诗的残句。

阜阳汉简《诗经》是现存最早的《诗经》古本。虽然残简断编，破碎得惊人，仍十分珍贵，因为它毕竟展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我国文化史上最重要、最有价值、可读性最强的“经书”——《诗经》的早期风貌。《汉书·艺文志》云：

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言简意赅地叙说了《诗经》的源流及其在汉初的传播。经历两千多年漫长的岁月之后，三家《诗》皆以亡佚，流传下来的只有《毛诗》一家了。《阜诗》的发现，为研究《诗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们用《阜诗》与《毛诗》加以对照，可以看见存在着多达百字的异文，这些异文，是研究汉初语言文字的重要素材，又为探求《诗》义别开门径，极为难得。其异文大致可分为四类：或者是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异文，或者是意义可能不同的异文，或者是虚词的异文，或者是今本《毛诗》或《阜诗》的错字造成的异文。其中以第一类异文为数最多，包括古今字、异体字、假借字等等;而第二类虽为少数，但因可能反映了对整篇或整句诗的不同的理解，非常值得注意。《阜诗》的发现，无疑是我国文学史和古文献研究的大事。

4.《睡虎地秦简》

1975年发现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第11号墓，经整理，有10种古佚书，分别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日书》(乙种)。出土了1155支竹简，另有残片80枚，其中大部分是我国最早的法律文书。最早的可能写于秦昭襄王后期，最晚的写作于秦始皇三十年。其中最使文学史研究者感兴趣的是《为吏之道》，该书是供学习为吏者使用的教材，后半部分有8首韵文，格式和荀子的《成相》篇完全一样，有些近于今之渔鼓词。如：

凡治事，感为固，遏私图，面局陈棋以为籍，宵人慑心，不敢徒语恐见恶。

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

操邦柄，慎度量，来者有稽莫敢忘，贤鄙既治，禄位有续孰乱上?

清人及近代学者早就指出，荀子《成相》篇是效仿当时民间歌谣而写作的政治抒情诗。惜无古代同类作品可证，而《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成相杂辞》11篇早已失传。《为吏之道》的发现，证实了学者的推测，说明当时类似的民歌形式十分流行。由于韵文便于记诵，故被用来编写培训官吏的课本。云梦旧属楚国，荀子曾为楚相春申君门客，完全有可能接受楚国地方通俗文艺的影响。《为吏之道》的主体部分多用四言的韵语，如：

施而喜之，敬而起之，惠以聚之，宽以治之，有严不治。与民有期，安驺而步，毋使民惧……因而征之，将而兴之，虽有高山，鼓而乘之。民之既教，上亦毋骄，孰道毋治，发正乱昭。安而行之，使民望之……

这些句式与《老子》《管子》《韩非子》中的韵语相近，可见这是当时文坛风尚所致。《为吏之道》的思想观点，有的接近法家或道家，也有与儒家典籍《礼记》《说苑》相同的句子，反映了战国末期诸子百家互相吸收的历史潮流。此文可能写于秦昭襄王末年或孝文王、庄襄王时期，这时的文化政策还是兼容并包的。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还有一种法律文书《封诊式》，是对案件进行调查、检验、审讯等程序的文书程式。其中列举了不少案例，如杀人、上吊、被盗等，情节皆为虚拟，文字极为通俗、质朴，可能是当时口语，与《为吏之道》多用韵语迥然不同，对研究先秦语体文有一定价值。

5.《神乌赋》

1993年出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6号墓中的《神乌赋》共计汉简21枚，文迹汗漫，是出土简牍中唯一的赋篇。据发掘简报，尹湾汉墓的墓主，字君兄，在东海郡做过卒吏等职，其下葬时间在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可知其大致生活在西汉后期。

简而言之，《神乌赋》讲述的是一个恃强凌弱的悲剧，赞美的是夫妻生死与共的感情。故事生动感人，而且，寓以很深刻的思想内容。赋题作神乌。乌，俗谓乌鸦，也被冠以“孝鸟”、“吉鸟”等富有伦理色彩的名称。神乌赋谓乌“其性好仁，反哺于亲，行义淑茂，颇得人道”。乌既仁义皆备，实已通乎人道，兼以赋文所叙之事，亦足以“经夫妇，厚人伦”，故乌前冠以神字。

据专家研究，《神乌赋》是今天唯一保持原始面貌的汉代民间俗赋作品，其简文的出土，不仅对重新审视汉赋提供了珍贵的信息，而且对整个赋文学的研究也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就今存汉赋来看，如《神乌赋》这样熔叙事、咏物、抒情、说理为一炉，且兼有寓言性质的故事赋，是绝无仅有的。汉人咏物之作，多以人观物，以理附物，物与人始终处于异己的状态。究其本质，物仅有作者情志的比喻或象征意义，而非赋文的主体。《神乌赋》则不同，物被作为描述的对象，俨然是主人公的角色。在以作者的主观笔调敷衍为楔子之后，赋文很快进入了主题。神乌作为客观的角色，开始了它们的生命历程。情节的发展、跌宕、结局，角色的行为、声口、神情，语言的个性化与细节描绘的生动性，无不使该赋成为典型的、成功的叙事之作。

再者，《神乌赋》中大量存有通假字和异体字，是其又一大特色。当时已有官方的规范，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盖因国家之大、方言之多，文字与口语相比数量之悬殊，以及下层官吏和民间文化水准之不平衡使然。《神乌赋》中大量的通假字、异体字的存在也标示了其俗文学的特征。从口诵文学到文字记录，常常使得同字异形现象极为普遍。不歌而诵的赋文学传播方式，也使得赋的文字记录必然留下其印记。《神乌赋》的出土，说明了当其产生的时代，赋虽已有雅化的趋势，仍未失其俗文学的一些印记，也证明了当时通假字、异体字的运用十分普遍，更说明了我们今天所见汉赋，有可能经过人为的规范，未必都是其原始面貌。

第三，《神乌赋》的语言雅俗相宜，洗尽汉大赋的华丽。这当然与其产生的环境和作者的文学熏陶有关。其叙事风格浅白流畅、紧凑自然，描绘生动传神、要而不繁，对话神情毕现、引人入胜。还有，用典浑然无迹，深入浅出。可谓俗不伤雅，这也正是文人借鉴俗文学的一大特色。

此外，《神乌赋》的出土，还可以证明赋文学在以弃俗趋雅为其发展方向的同时，俗赋和亦雅亦俗之赋依然存在，不绝如缕。《神乌赋》正是赋的这条发展之链上极为重要的一环。

6.其他新见之先秦韵文

还有一些先秦佚书，内容与文学相距颇远，但文句整齐，语言有韵，与先秦辞赋似有一定的关系。如长沙马王堆帛书中的《相马经》，共5500字，前半段多用四言韵语，形容描写马的鼻目眉睫和骨相体态，像是歌诀或赋体。后半段用散句对前半段文句逐句逐段进行解释，体例有如《管子》的《心术》《白心》。据学者研究，该书是战国末楚人所作，属科技专著，不少专用术语很难懂，但居然采用韵语来表达，可见当时风气之盛。

马王堆三号墓有一批医书，其中《十问》假托10位古代帝王与医家问对，谈论养生、服食、呼吸、吐纳之术。以四言为主，间以杂言。全书10章，每章皆用韵，文笔优美流畅，与《相马经》之艰涩古奥又不相类。还有两种医书《合阴阳》《天下至道谈》，都是讲房中术的，皆有大量韵语，或四言，或五言。据研究，这批医书大致写于战国末，似为楚人所作，与《楚辞》当不无关系。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中，发现了亡佚多年的秦代字书《苍颉篇》，有540字，均以四字为句，二句一韵，60字为一章，每章一韵到底，最后三句用一韵。少数也有一句一韵的，不入韵的字有时使用韵部相近的字，以求和谐，且便记诵。有些句子依现代语音读仍是押韵的，内容也好懂。另一些句子则采用先秦古韵。先秦四言韵文，在甲骨文、商及西周初期金文中皆少见，西周中期以后的金文中渐多。《诗经》以四言为主，楚辞《天问》全是四言句。战国中期以后，散文中用四言韵语越来越普遍，秦石鼓文、秦末刻石亦皆四言。到了汉代，便正式形成以四言为主的辞赋体。其间发展轨迹，是很值得从考古发现的文物来加以探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