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政治·明代文学与党争

明代文学与政治·明代文学与党争

党争并不始于明代，汉代的党锢可算党争的滥觞。唐代的清流，宋代的元祐党人，也都有党争的事情。然而，历代的党争，都没有明代党争动员之广，历时之长，斗争之烈，影响之大。因而明代党争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引人注目。

如果说明初党争之势尚未形成，那么明中叶嘉靖朝的“大礼议”纷纷扰扰，已具党争之势，其影响及于整个嘉靖王朝。明后期的党争发端于万历初，时张居正(1525—1582)专政，培植私党，排斥异己，控制言路。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丁父忧，户部侍郎李幼孜首倡夺情，激起朝中公愤。翰林学士王锡爵、吴中行、赵用贤皆以为不可，不听;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相继论争，受到廷杖和贬谪处分。户部郎中杨应宿之流趁机弹劾正直官吏，以取媚于张居正，党争之势已成。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被压抑了十年的言路如江河决口，一发不可收拾。言官争砺锋锐，搏击当路;内阁培植党羽，媚上固宠;皇帝沉湎酒色，不理朝政。于是内阁与言官的矛盾愈演愈烈，大事小事，吵吵嚷嚷，朝廷上下，党同伐异，政府职能几近瘫痪。天启年间以魏忠贤(1568—1627)为代表的阉党正是利用了这一形势，操纵朝政，迫害忠良，演出了明代党争中最残酷最黑暗的一幕。崇祯初，魏党被定为逆党受到惩处，但党争并没有就此止息。整个崇祯朝都笼罩着党争的阴影，以致皇帝选择内阁辅臣不相信会推，而改用枚卜。即使在清军占领北京并进逼江南的形势下，腐朽的南明王朝内部仍然党争激烈，直至垮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党争就像传染病，感染了明末的每一个王朝，这些政权被折磨得筋疲力尽，气息奄奄，一旦受到外来攻击，顷刻瓦解。

对于明代党争，史学家们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孟森的《明清史讲义》第四章《议礼》有专门论述，其他的通史也都有或详或略的说明。谢国桢则将党争与结社结合起来考察，写出了《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对明末清初的党社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在《自序》中指出：“我觉得明亡虽由于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在结社。其间又可以看到明季社会的状况和士大夫的风气，是在研究吾国社会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写这篇文字，就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①该著作写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初版于1934年，对象是研究历史，目的是“唤起民族之精神”，故重点不在谈文学。但作者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党社与文学的关系仍然很有启发。

关于明代党争与明代文学的关系全面系统的研究，迄今还不见有专著发表。王齐洲有《明代党争与明代文学》一文，介绍了明代党争的基本情况，并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明代党争对明代文学的主要影响。一是“党争刺激了文学社团的勃兴”。文社是党争的基础，社内不仅切磋时文、关心政治，而且雅尚文学、交流情感，文学活动是文社的主要活动之一。如复社的几次大会都是社友创作诗文的契机，淮安望社更以创作诗歌为主，连阉党阮大铖(1587—1646)组织文社也以演出自己创作的《燕子笺》传奇来吸引社友。不同文社往往有不同的文学主张，如豫章大社主张“以今日之文救今日之为文者”，复社则志在复古，要求“文必六经，诗必六朝”，从而促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流派的形成。二是“党争对作家们的文学创作活动以至创作风格产生了直接影响”。如著名戏曲家汤显祖(1550—1616)是东林党领袖顾宪成(1550—1612)、邹元标(1551—1624)和高攀龙(1562—1626)的好友，因上疏批评朝政被贬，他不仅在与东林党人的诗文唱和中表达了与东林党相近的立场，而且创作《牡丹亭》传奇，高举起“以情反理”的旗帜，体现出具有市民文化特点的新文风。三是“明代文学中的不少优秀之作是对明代党争的直接反映”。如冯梦龙(1574—1646)的《沈小霞相会出师表》讴歌沈炼父子与权奸严嵩父子的斗争，张溥(1602—1641)的《五人墓碑记》记述苏州市民支持东林党人反对阉党的斗争，李玉(1610—1671?)等苏州派作家创作的《清忠谱》把苏州市民支持东林党人反对阉党的斗争搬上舞台，还有揭露阉党、歌颂东林党人的《玉镜新谭》《皇明忠烈传》，以及反映复社、几社文学活动的《国门广业》《壬申文选》之类党人文学选集，都是明代党争所带来的新的文学现象，值得我们重视^①。

在明代党争与明代文学的研究中，更多学者把眼光投向具体作家作品，揭示代表作品的政治意蕴和社会价值。

以传奇戏曲反映明代社会政治是明代文学的一个特色，而直接取材于党争的著名传奇有明中叶的《鸣凤记》和明末的《一捧雪》《清忠谱》等。

明中叶传奇《鸣凤记》相传为王世贞(1525—1590)门人所作^①，是一部反映现实政治斗争的作品，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和较高的评价。如徐扶明的《<鸣凤记>初探》认为：“嘉靖年间无名作家的《鸣凤记》，乃是取材于当时政治上的斗争。在那时说来，这个戏，可算是时事剧”，“嘉靖年间忠臣义士反对严嵩奸党的斗争，深深地激动了作者的心胸，因此，作者力图把这次事件的整个发展进程及其必然规律，用传奇形式表现出来，藉以赞颂最突出的10个忠臣义士共同斗争的功绩，从而激励时人和教育后代。”^②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七编《明代文学》部分也指出：“作品描写夏言、杨继盛为首的朝臣和严嵩父子的斗争，塑造了一系列忠臣的形象，同时揭露当时专制政治的腐朽和残酷，有一定的战斗意义。”^③应麟的《<鸣凤记>的时代精神浅析》(《辽宁省戏剧学校学报》1981年第1期)也持基本相同的观点。

《一捧雪》《清忠谱》的作者是李玉，两剧皆写于明末。《一捧雪》写的是明嘉靖年间内阁首辅严嵩之子严世蕃为贪得一只名为“一捧雪”的玉杯而陷害玉杯主人莫怀古全家的故事。对于作品通过对严嵩父子贪婪凶残的揭露，鞭挞了明代社会政治的黑暗腐朽这一主题，学者们不持异议。但对故事的本事，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该剧故事情节是根据“伪画致祸”的故事改编而成。关于“伪画致祸”，明人沈德符(1578—1642)的《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明清笔记《浪迹续谈》《广汇》《二申野录》《消夏闲记摘抄》《听雨轩杂记》《投辖小志》《词余丛话》《在园杂志》等也有类似的记载。也有学者认为是根据《虞阳丛书》所收《张汉儒疏稿》创作的，冯沅君便指出：“《一捧雪》是用严嵩父子谋夺《清明上河图》枉杀王忬事，至于改《清明上河图》为玉杯一捧雪，则似参照了钱谦益夺顾大章玉杯馈送阉党崔呈秀事……《一捧雪》之作，很可能就是深恨钱谦益这种取媚魏党的丑行，遂借传说中严嵩枉杀王忬的内幕，加以烘托渲染，以抒愤慨。”^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是根据明末作家曹家驹《说梦》卷二所载《掷杯记》故事改编的(参见徐铭延《论李玉的<一捧雪>传奇》)。当然，这些意见并无必然冲突，文学创作本不是对现实的照搬，作者综合各种史实和传说加以敷衍，也是很正常的事。

《清忠谱》直接取材于明天启六年(1626)阉党魏忠贤派缇骑到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而引发的苏州市民反对阉党的斗争，由李玉“草创于明亡之前，入清后经同里诸君的共同编定才刊行于世”^②。在明后期，阉党已经成为社会公害，因为“皇权的集中与皇帝的腐化，必然导致宦官的专权;宦官的专权与朝政的腐败，又加剧了党争”^③，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明末抨击魏忠贤阉党的戏剧很有一些，如陈开泰的《冰山记》、盛于斯的《鸣凤记》、穆成章的《请剑记》、高汝拭的《不丈夫》、王应遴的《清凉伞》、范世彦的《磨忠记》等。这些作品大都散佚，仅《磨忠记》保存下来，不过，该剧艺术上相当粗糙，影响不大。《清忠谱》是反映明末党争的代表作，作品不仅从一个侧面描绘了明末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且展示了明末江南一带市民斗争的广阔历史画卷，“故事本身即很壮烈，很有戏剧意味……剧中的主角虽是被削职的吏部员外郎周顺昌，但颜佩韦、周文元等五个人的性格、行动，也写得非常出色”^①，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时事政治剧。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这一时事政治剧中得到清晰的展现^②。

明代中后期直接反映党争的作品除戏曲外，还有一些诗文作品也受到大家重视。例如，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就是记载苏州市民反对阉党斗争的名作，霍松林的《反阉党斗争的赞歌——评<五人墓碑记> 及其他》(《人文杂志》1981年第1期)做了比较细致的分析。

在明代党争与明代文学研究中，著名戏曲家汤显祖也受到人们的关注。汤显祖不仅保持着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邹元标和高攀龙的友谊，他的儿子大耆、开运、开先后来都是源于东林党的复社成员，他的不少诗文也反映出与东林党相同的政治倾向。此外，他还在作品中表达了对异端思想家李贽(1527—1602)的尊敬，表达了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相接近的文学主张。汤显祖的戏曲创作虽然没有直接反映党争，但由于受党争的政治环境影响，他的作品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特点和自己的政治倾向。徐朔方在《汤显祖和他的传奇》一文中指出：“当时政治腐败和人民苦难的深重是使汤显祖的为人和作品充满反抗性的契机之一……同情东林党，和东林党在某些政治事件上步调一致，以及他自己在仕途上屡遭波折，这是使得汤显祖的为人和作品充满反抗性的又一个契机。”^③他认为：“批评当代政治是《牡丹亭》的内容之一。这一个内容发展成为《邯郸记》的主题思想。”(《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第360页)周育德在《“临川四梦”和明代社会》文中也指出：“‘临川四梦’取材于传统的故事。但是，汤显祖在处理传统题材时，却能从明代的现实社会出发，根据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给古老的故事以新的解释和大胆的改造，注入了自己政治生活的深切体会。于是，那些故事被汤显祖染上了浓厚的时代色彩，表现了鲜明的政治倾向。”^①蒋星煜在 《汤显祖对张居正之认识及其在剧作中的曲折反映》^②文中不仅对汤显祖在万历丁丑(1577)庚辰(1580)两科会试舞弊、张居正夺情起复、吴仕期伪造海瑞奏疏案中的态度进行了考辨，指出其有关诗文的政治意义，并且认为：“‘临川四梦’以及《紫箫记》都较多地写了爱情生活，但也颇多涉及科场和官场内部的斗争，主要是暴露和抨击了朝廷对人才的取舍和使用方面的营私舞弊……他对张居正的某些方面认识较为深刻，不满的情绪相当强烈，则也可能反映得多一些或夸张一些。”总之，党争和当时的黑暗政治断送了汤显祖的政治前途，却成就了他作为明代最杰出的戏曲家的崇高地位。

注释

①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页,中华书局1982年新版。① 参见王齐洲《明代党争与明代文学》,载《古典文学知识》1992年第6期。① 王达津认为,《鸣凤记》“疑万历末亲近徐阶的人所写”,“出于一位不知名的苏州文人”。参见其《评明人<鸣凤记>兼论其作者》,载《文学评论丛刊》第30辑第319—3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② 载《文学遗产增刊》12辑第29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③ 第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① 冯沅君《怎样看待<一捧雪>》,收入《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② 颜长珂、周传家《李玉评传》第52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③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第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①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10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版重印。② 由于李玉生活在明末清初,故有的文学史将他放在清代文学部分叙述。关于明末时事剧创作的研究,可参见郭英德《明清传奇史》第302—30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③ 载《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第337—338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① 载《汤显祖研究论文集》第8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② 载《汤显祖研究论文集》第147—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