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科举制度·时文与传统文学的分流

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科举制度·时文与传统文学的分流

八股文之排斥学问、不切实用已如上述，那么它与文学写作的关系又是怎样呢?不难想象，当然也是相抵触的。事实上，正因为人们对八股文体裁僵化、困人神智的憎恶，诗古文作家总是有意识地将自己与时文作家区分开来，于是能文之士明显地划分为时文作家与文章作家(包括诗文赋词曲)两个阵营。诚如刘绎所说：“文无所谓今古也，盖自制义兴，而风会趋之。学者习乎此，则纡乎彼，于是遂视如两途。”^③

但由于科举主宰着仕途，人们面对八股文显出万般无奈的矛盾心理。道光年间山东作家王偁有诗云：“菟册思将坚处钻，求工八股学寒酸。固知此物原无用，不到名成弃转难。”^①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早将门敲开，好快点丢掉敲门砖，专心治古文词之学。袁枚《答袁蕙攘孝廉书》说：“仆科第早，又无衡鉴之任，能决弃之，幸也;足下未成进士，不可弃时文。”^②古文名家朱仕琇说：“近世李西涯、王济之、何大复、高子也、王道思、唐应德、王贻上、李厚庵俱早宦，何病于学?若储同人以老诸生，自述科举败其业，尤甚病也。”^③都是这个意思。为此家族长辈谆谆告诫后学：“做举子业，宁苦三年，不苦一世;若不肯苦三年，则苦一世，终无有成。”^④这种现实策略，使时文和诗文两种文体不是到作家扬名立万之日才分疆划畛，而是在幼学启蒙时即已分道扬镳。李绂《应敬庵纵钓居文集序》云：

今人以应科目八股之文为时文，以古人论议序记碑铭之作为古文，判然若秦越。其甚陋者，以学古为戒，切切然若厉人生子，惟恐其肖之，以为妨于科目也。^⑤

毛奇龄《吴应辰诗序》云：

旧习举义者，戒勿为诗;而为诗者，谓为举义家，必不工。^⑥

在这样的教育中长成，两种文体在士人心目中常判若泾渭，势若水火，“工于时艺未必长于古文，或好古之士，又以八股为不急，往往略焉”^①，甚至出现汪懋麟《雄雉斋选集序》的更绝对的说法：“方今制科取士，专试时文，士皆斤斤守章句，习程式，非是则目为外道，而于诗尤甚，曰旁及者必两失。然则诗非绝意进取、山林穷僻之徒，未有能专工者也。”^②不仅如此，两派作者还从各自的价值观出发相互轻视，“好古者每薄视时文，为时文者亦笑其违时而取困”^③。其相轻的理由不只在对方不切于实用或不切于时用，更在于写作才能此长彼短，一人不能兼擅。蒋汾功《从兄绍孟杂稿序》说：“国家功令在制举业，而诗文之学未尝不见推于世。是故言乎决科之利，则制举业为先，而诗古文为后;言乎行远之功，则诗古文为重，而制举业犹轻。斯二者情相左也，各有所专，遂各有所就，而兼工者难矣。兼其可兼，又利其所利，蕲两得者，益难言之。 ”^④正因为如此，应㧑谦评毛先舒时文说：“读制艺，洵是今时名手，然坚苍之致，视古文如出两人，可异也。盖吾兄之为古文，其高者理博群书，文成篆隶，欲与汉、唐作者争衡，而制艺则未免求悦于时人之目，宜其异也。”^⑤他显然也认为古文与时文不能兼工，所以劝毛先舒：“吾兄以古文传可矣，不必兼也。”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兼工两种文体的作家，那通常被认为是禀承杰出才能的人^⑥。一般人遇到古文、时文兴趣上的抵触，总是先时文而后古文，先取功名后读书。就像曹谔廷说的：“尝考古人大有成就者，皆自弱冠左右即了科举一事。故志欲早得志于场屋，然后一意读书，为古人之所为，以偿其夙愿。”^⑦这显然是个很艰难的历程，所以彭蕴章《又书何大复集后》说：“唯聪明之士不为举业所困，始得早屏俗学，致力于古文辞。甚矣其难也。”^①在他看来，何景明、李攀龙所以能倡古文辞以振兴一世，不外乎两人都是少年登第，较早挣脱了举业的桎梏，这才能潜心研究诗古文辞。若未第而学诗古文词，便意味着走一条无希望之路，即抱一种超越功利的胸襟，纯粹以爱好从事它，所谓“虽迫之以风雪而不睹，困之以饥寒而不知，又安有穷通得失世俗悲欢是非毁誉在其胸次哉”?高兰曾答其子问古文法，缕述自己不顾功名、力学古文的经过，最后告诫说：“然我国家功令，制科取士，非八股则不能寸进，飞附青云之列，汝其审图之。”^②这里的权衡实际上就是曹丕《典论·论文》所谓“目前之务”和“千载之功”的斟酌，它不只是及身富贵和寿世荣名的选择问题，同时也是如何看待事功的问题^③。事功因素的介入，使举业的权重有所增加。本来无论选哪一方都很简单，现在多数人都不愿放弃另一方，那就只有选择“早得志于场屋，然后一意读书”的道路，而这不啻是在用青春与科举相博。结果除了像新城王家、武进庄家那样的簪缨世家，家塾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子弟能够顺利取得功名外，大多数士子都不免为输家。老于场屋，白首无成，固然是血本无归，即便侥幸博得一第，而后从事文学，终究也嫌太迟了。

乾隆年间古文名家朱仕琇曾自述“生平精神十九耗于时文，以隙治古籍”^④，古文家方濬颐《答于汉卿书》也称抱诗癖者垂四十年，通籍后始弃帖括而为韵语^①，四川名诗人彭端淑晚年回顾写作经历则说：“余一生精力尽于制义，四十为古文，五载成集;近五十始为诗，今已二十五年矣，总计前后所作六百余篇。”^②至于中年绝望于科举而走上文学道路的，如罗以智《魏伯滋攘臂吟序》载己与魏“两人从未冠时辄喜为杂体诗，方锐志于应制文字，不复专门为之涉猎焉而已。既而年各四十，皆淡于进取，夙好数辈结吟社，恒擘笺迭相唱和”^③，沈希辙序黄臣燮诗称“少岁沉沦举业，间一吟弄，存亦綦鲜。一自橐笔遨游，蜡屐登览，燕云蜀栈，还往如梭。当夫霜月晓风，船唇马背，新知旧雨，茶熟酒酣，辄复衔其山川，形为歌咏”^④，梅曾亮《黄铁香诗序》称作者“尝戒诗，专科举学，一不自得，复以诗释戒，诗愈昌”^⑤，陈栩《栩园诗话》载沈宗畴“幼习举业，未尝留意诗词，三十后两耳聋废，绝意仕途，乃纵情诗酒”^⑥，这都应该看做是一种庆幸之情，出于憾恨和无奈。这种遗憾和无奈贯穿在前文所引的许多文字中。还有一段更沉痛的议论见于陈玉璂《徐竹逸愿息斋文集序》：

唐宋以来，好学者有分年法，自八岁入小学，至二十四五莫不贯穿经史。有失序者，更展一二年。今世士子，少壮之年多耗于帖括，有志为古文者，往往在举制科之后。其不能举制科者，废然知返，亦多在迟暮之时。呜呼，时至迟暮，欲仿古人分年课程之功，盖已难矣。^⑦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再三被人提到的读书分年法，这显然是清人的一个情结，对自身启蒙教育深感不满和无奈的情结。他们对个人乃至本朝文学总体上无法与前人竞争的所有憾恨，都可以追溯到这一点。

八股文作为仕途的敲门砖，对科举及第者固然是已陈之刍狗，在科举绝望者也弃若敝屣。这决定了它在价值上面临永恒价值与社会评价的分裂。时文可能有一定的社会评价，但肯定与永恒价值无缘。韩程愈《明文潭抄序》写道：

明朝以八股开科取士，士之喜功名而爱富贵者，争尽心趋之。自头童至齿豁，无论薄海内外，其不专心致志者寡矣。(中略)其应功名应富贵而少藉径于八股者，自不得不为之;而功名富贵既得，与终不可得之人，则学士大夫多不肯俯首就缚而终于一八股已也。是则八股者，取功名取富贵之瓦砾也。(中略)大明三百年养育栽培，人文辈出，其间道德性命、经济闲适之士，咸奕奕赫赫，落落磊磊，而量其本心，似皆不欲以八股独见重于后世也者，其轻重盖可知已。^①

钱谦益像庞天池一样，也断言时文必不传^②。在与人书中又说：

余观唐末尝录有名儒者方干等十五人，赐孤魂及第。每念瞿元初(纯仁)、邵茂齐(濂)、顾云鸿(郎仲)，辄泫然流涕。唐以诗取士，如干者虽不第，其诗已盛传于后世。而三君子之擅场者，独以时文耳。呜呼，今之时文有不与骨肉同腐朽者乎? 三君子之名，其将与草亡木卒，澌尽而已乎!^①

我们所见到的最深刻地阐述时文与文章的价值对立及其根源的文章，是陆庆曾的《冒辟疆文序》。作者首先提出朝廷科举和民间月旦两个评价体系的并存、对立及其舆论力量：“科目之权在上，文章之权在下。在上者重之而适以轻，在下者轻之而适以重，其势然也。”在这种形势下，科目之士和文章之士的现实成功与实际的成就感产生极大的反差：

缙绅先生掇巍第者，其业既效矣，出其文章悬诸国门，罔不家拱璧而人灵珠也。而海内有意之士一寓目而窃议者什之九，以为若辈倖而获耳。夫居温食厚，不堪留名人之一盼;纡青紫于万夫之上，不考以服蓬室陋巷之寒儒。当此时，王公大人亦复志气摧阻，穷愁卑贱之不若，安能以富贵骄人哉?今若夫高古淹博之流，虽遭时不偶，而挥洒翰墨之间，娱玩篇章之圃，内有性情之乐，外有朋友之助，即小得失庸何伤? 故礼俗之家嫉之若仇，而风声日远。^②

这种反差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由否定时文价值进而对科举能否测验写作才能产生怀疑。周镐《汪恬庵先生时文序》云：“自世以科名为轩轾，而文无定评。其得者必不肯曰天也幸也，文之功也，其失者亦不敢曰天也屈也，文之罪也。”所以究竟“科第重文章耶，文章重科第耶”就成了让人困惑的问题。顺理成章的结论是两不相关，所谓 “科第不足重文章，即文章亦何足重科第”^③。这一方面令“工为制举业者必兼为诗，即上不以此取士，又无人督之使必为，而士若非此无所容于世者”^①，另一方面让人产生“古之取士以经史词赋，故文学与名位常相合;今之取士以帖括制义，故文学与名位常相离”^②的印象。这种印象甚至波及试帖诗，导致试帖诗在人们观念中也产生价值的分裂。陶元藻《唐诗向荣集序》说“有素以诗名而工为是诗者，亦有素不以诗名而工为是诗者”，这就是说试帖诗与诗才无关。即使工于此体者，“第工于一日，工于一题，使异日易题为之，而工者又忽拙。盖作者每狃一偏之论，以求合于体裁，是以下笔辄重浊而不灵，而俗响浮言，层见迭出”^③。

基于这种价值观，作者对时文、试帖与诗古文辞的态度也有所不同。申《耐俗轩课儿文训》云：“书记序传之文切于人事，人自不能废也;诗歌声韵之文，无益人事而人自乐为之者，性情之业。独时文一道不切人事，无益性情，苟非设科取士，则无一人为之矣。”^④时文结构之复杂与表现技巧之简单，令写作者享受不到创造的乐趣，唯余愤怒和无奈。陈文述为厌薄举业的侄子葆鲁选时文，题两句告诫道：“切莫横行学螃蟹，只须依样画葫芦。”^⑤时文的这种德性让人说不出的厌恶，又让人哭笑不得，以至有人戏拟为画中之猪，或骇然问其故，答：“牛羊犬马各有专家，曾见有以刚鬣为点染者乎?今所流传字幅、诗文词赋以及杂言小说，无不可书之屏障，曾见有录荆川、鹿门、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⑥所以同样是写作，在诗古文辞和时文之间，作者的学习态度和写作目标遂有崇高、苟且之分。罗孚尹《与罗元玉》有个通俗的比喻：

吾辈作时艺，如业履然，履无十日之寿，而业之者亦只计其售耳，不问之十日以外也。作诗作古文辞，若铸宣铜，虽售只一时，而作者之心则无有不欲其久远者。^①

李绂《火余草诗自序》也有较典雅的比喻：

昔诸葛武侯初南征孟获诸蛮，晚乃出祁山，君子惜其精锐之力不及用诸中原。今诗歌古文辞，泸水之役也;帖括制艺，祁山之师也。^②

其实反过来说，“今帖括制艺，泸水之役也;诗歌古文词，祁山之师也”，才更切合“惜其精锐之力不及用诸中原”的意思。但李绂意在强调，人们对诗古文词和帖括制艺投入的精力终究是不同的。唯此之故，人们对作品的珍惜程度也全然不同：诗古文辞，零章片楮必加收拾^③;举业程文，则塞向覆瓿，弃之恐不及。八股文通常不入文集，试帖诗也不入诗集，少数名家工为此体，不忍自弃，或坊贾射利，往往单行其书，如王鏊《守溪文稿》、吴锡麒《有正味斋试帖》之类，但那也要做得好到超过或不亚于作者的古近体诗才行^④，否则只能起个像锡缜《时文未弃草》那样的名字，示自我解嘲之意。

注释

③ 刘绎《存吾春斋文钞》卷二《笃志堂古文存稿序》,同治刊本。① 王偁《历下偶谈》续四,道光十一年自刊鹊华馆三种本。②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一七《答袁蕙攘孝廉书》,第3册第11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③ 朱仕琇《梅崖居士文集》卷二七《又与石君书》,乾隆四十七年家刊本。④ 彭任《草亭文集》《示儿仁方》,民国十三年刊本。⑤ 李绂《李穆堂诗文全集·穆堂初稿》卷三四《应敬庵纵钓居文集序》,道光十一年阜祺堂重刊本。⑥ 毛奇龄《西河文集》序一○,乾隆年间萧山书留草堂刊本。① 汤来贺《内省斋文集》卷二○《许师六文集序》,康熙五十五年刊本。② 顾图河《雄雉斋选集》卷首,康熙刊本。③ 黄定文《东井文钞》卷一《史耕应时文序》,清刊本。④ 蒋汾功《读孟居文集》卷三,乾隆刊本。⑤ 应㧑谦《应潜斋先生集》卷七《与毛稚黄论制艺书》,咸丰四年刊本。⑥ 张世炜《秀野山房二集》徐时夏序云:“国朝仍前朝八股取士之法,学者无不争事帖括。父命其子,师教其弟子,舍是莫由矣。而为诗古文辞者,非有兼人之才弗能也。”道光二年重刊本。⑦ 焦袁熹《此木轩文集》卷一《答曹谔廷书》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稿本。① 彭蕴章《归朴龛丛稿》卷一○,同治刊本。② 高兰曾《苏省旅居与秉礼论作古文书》,《自娱集文稿》卷六,道光二十八年刊本。③ 如董沛《正谊堂文集》陆廷黻序云:“始余弱冠后馆陈氏之旧雨草堂,而君馆徐氏之城西草堂。是时余与陈氏昆季方为科举之学,力务进取;而君与徐柳泉先生习,独好为古文,岸然而负异。余尝语之曰:勤一世之力,以侥幸于后世不可知之名,君之为古文是也。夫文之传于后者,未有不传以名位,而声施远焉者也。且上之所以求士,与士之所以自待者,将第为后世之名计耶?君用其言,由是稍稍为科举之文,亦遂取科第以去,以循吏称。”④ 朱仕琇《梅崖居士文集》卷二二《又答雷副宪书》,乾隆四十七年家刊本。① 参见方濬颐《方忍斋所著书·二知轩文存》,联经事业有限公司影印本。② 彭端淑《白鹤堂诗稿·晚年稿序》,同治六年彭效宗重刊本。③ 罗以智《恬养斋文钞》补遗,合众图书馆丛书本。④ 黄臣燮《平泉诗稿》卷首,道光十四年刊本。⑤ 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卷五,咸丰六年刊本。⑥ 陈栩《栩园诗话》卷三,光绪间刊本。⑦ 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序四,康熙刊本。① 韩程愈《白松楼集略》卷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康熙刊本。② 参见康乃心《莘野文集》卷八《论文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莘野先生遗书》稿抄本。① 钱谦益《与人》,周亮工《赖古堂名贤尺牍三选·结邻集》卷一三,宣统三年国学扶轮社石印本。② 冒辟疆辑《同人集》卷一,道光间冒氏水绘园刊本。③ 周镐《犊山类稿》,嘉庆二十二年启秀堂刊本。①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一九《与镜庵书》,康熙刊本。② 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八《潘饮人诗序》,康熙刊本。③ 陶元藻《泊鸥山房集》卷一,衡河草堂刊本。④ 申颋《耐俗轩课儿文训》,清刊本。⑤ 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卷一○《苏孙侄秋赋归适举一子赋此示之即赠三娣王雪清夫人》自注,同治十三年重刊本。⑥ 钱泳《履园丛话》卷二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又见王用臣《斯陶说林》卷八,光绪刊本。① 周亮工辑《赖古堂名贤尺牍二选·藏弆集》卷三,宣统三年国学扶轮社石印本。② 李绂《李穆堂诗文全集·穆堂初稿》卷首,道光十一年阜祺堂重刊本。③ 关于清代诗人对作品的珍视和搜集,参见蒋寅《中国古代对诗歌之人生意义的理解》,《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④ 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五,光绪八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