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隋唐五代散文·韩、柳之前散文的缓慢演进

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隋唐五代散文·韩、柳之前散文的缓慢演进

开皇九年(589)，隋文帝灭陈，统一全国。南朝虽然结束了，绮丽的文风却依然持续。隋文帝尚质黜华，于开皇四年(584)下诏改革文体，“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隋书·李谔传》)。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亦主文风改革，与西魏末年仿《尚书》作《大诰》的苏绰一起开唐文复古的先声^①。然而李谔在反对齐、梁文风的同时，将建安文学亦纳入“竞骋文华”之列加以排斥。这种主张因为剥夺了文学的抒情功能而显得过于功利，也违背了文学的发展规律，以质朴矫华靡的努力因此难免偏颇。时机没有成熟，欲将文学强行拉离自己的发展轨道，虽有政令作保证，也有官员因文风得罪的实例^②，终究成效不大。何况，李谔所上之书自身即是骈文^③。隋末，王通于其《中说》中也反对绮靡文风，重视文学的政教作用，显示出一定的复古倾向。但是，终隋一代，散文几乎没有发展，唯骈文尚有些许佳作。

唐初文坛上，骈文也还是主流。以虞世南等十八学士为代表的宫廷文士，踵继江左余习，代表着当时的一般风气。尽管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如唐太宗对文风不振的现象有所警觉，在贞观年间修撰南北朝各代正史的史臣也每每痛惜于文风颓靡对朝政国运的危害，但大唐立国之初，齐梁文风仍发挥出习惯性的力量。这种文运与国运未甚稳称的状况，也反映在唐初史传文学的成就上。一般说来，唐初史家如令狐德棻等人都勇于在理论上指责六朝文风，但他们在修史的实践中却不易摆脱浮华的骈俪之风的影响^①。不过，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所修《梁书》《陈书》则能不囿于时风，多用散行之笔，“一洗六朝芜冗之习”，这也被后世史论家看作是韩柳振起古文的一种前兆^②。

唐初贞观年间政治开明，作为广开言路政策的有力成果，是出现了魏征等人所写的一批充满政治热情的谏疏之文。这些直言极谏者或许还没有改造文章的自觉意识，但所阐发的内容显然具有新的时代精神。如魏征的 《论时政疏》《论治道疏》《十渐疏》等文，以古圣贤事例为佐证，以隋为鉴，谋求长治久安之道，在立言气概上颇具汉初政论文之风^③。

在崇尚四六的文学主潮之外，还有少数别具手眼的作家，这应以王绩为代表。他以随意、不矫饰的语言抒写个人情怀，在初唐文坛上，尤为难得。《答冯子华处士书》《五斗先生传》《无心子传》诸文，俱风神萧散，造语自然。《五斗先生传》是最早追摹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一篇佳作。王绩从陶渊明等与南朝文学异质的魏晋遗风中得到滋养，这对唐代文章走向兴盛的历史进程而言，有着积极意义^④。

在唐代文章由骈趋散的过程中，陈子昂“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唐以及后来的古文家对他都很推崇，独孤及谓“陈子昂以雅易郑，学者浸而向方”(《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梁肃以唐文三变，首变在“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补阙李君前集序》)，陈子昂也因此被看做古文运动的先驱。尽管他“兴寄”、“风骨”的理论主要是在诗歌方面力挽颓波，从理论和创作上为盛唐诗的辉煌开辟道路，但其批判精神和审美追求，同样真切地预示着唐代古文将独具一代之盛的前景，所以韩愈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其实伴随着唐帝国的建立，在骈文创作日趋技巧化与程式化之际，一些具有反省力的人士已感到繁碎浮艳的文风与大唐气象的不相称，如名臣魏征不满前代君臣“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的著述之风(《群书治要序》);四杰更为有意识地寻求壮实刚润、“雕而不碎”的境界(杨炯《王子安集序》)。所以，陈子昂重建文学传统的呼唤是有历史底蕴的。

陈子昂的散文创作，“诸表序犹沿俳俪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陈拾遗集提要》)。由于怀抱人生理想，又敢于对现实政治发出“切直之言”，因此如其《谏灵驾入京书》《谏刑书》诸文，基本革去浮词，体现出一种新的文风。

经过唐初近百年的发展，与壮盛的国运以及高朗的时代精神相适应，文坛上初露运散行之气于骈俪之辞的可喜倾向。开元年间并称为“燕许大手笔”的张说、苏颋(李肇《国史补》卷下)，在发挥文章体国经野的功用时，对骈文中过度巧饰的因素加以淡化。清人孙梅称张说“笔力沉雄，直追东汉”(《四六丛话》卷三二)，东汉是骈散之界尚未分明的时期，这种回归对唐代散文史而言也颇有意义。张说写墓志还力避“六朝骈俪，为人志墓，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的积习(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墓铭辨例》)，无论在内容的写实上，还是在笔法的通达上，都对后世古文家在这一体上的创新有所启示。

这一时期，抒情性文章呈现出动人的魅力，尤其是出于诗人之手的书信等短章。如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在三个时空中转换，写得优美如画。清新流丽的文字背后，是诗人对山水真诚的情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盛唐之文可以称为“诗人之文”，这在李白尤其如此^①。他的《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虽是干谒之作，却写得清新俊逸、豪气逼人。即使是如《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样的偏于骈俪之文，也是逸气飞动，使人不觉其为骈体，孙梅即称李白“诸宴集序，雅思骚骨，俪而逸者”(《四六丛话》卷三二)。

除了王维和李白，其他一些诗人的文章也不失生机盎然。虽然只是初露散行之气，但是其中有着他们作为诗人的感受和情怀，有着盛唐明朗浪漫的气息，有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对现实的关注。其中写景的文章，景物描摹细致灵动，充满情趣，具有诗的意境。这种写景、抒情的特色，后来在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中再次体现出来^②。

从天宝中期起，由一批同游交好、为文旨趣相近的古文家，体现出文章由骈而散的转变已成大势。萧颖士、李华、贾至等人“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萧颖士、李华的周围，因为师友关系，还各自聚集了一批文士^③。李华弟子独孤及、独孤及弟子梁肃也相继名重一时。他们以宗经复古相号召，散体文创作的数量明显增多，文体与文风改革的理论探讨更为活跃^④。

由骈趋散的气候之所以在此期渐成，除了作家队伍的壮大之外，还与科举制的弊病受到集中批评及适度改革有关。例如，经学大师赵匡约在大历年间上《选举议》，认为进士试诗赋助长“巧丽”之风，“无益于用”，因而主张停试诗赋，而代之以“笺表议论铭颂箴檄等有资于用者”。所试策文，也要“贵观理识，不用求隐僻、诘名数，为无益之能”。赵匡的这一停试诗赋的主张，在过了几年之后，赵赞知贡举时就曾一度实行^①。虽然唐代进士试诗赋的制度自形成以来只是暂有更改，但文风丕变也能在科举核心文体——赋体的创作形态上有鲜明反映。也就是说，在律赋最成熟的中唐时期，一种具有平易古朴的语言形态的新体文赋也趋于定型。从这种多元态势中，不难理解骈散抗衡沟通的各种可能性^②。另外，建中元年(780)令狐峘知贡举时，所试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策问，制策和对策开始用散体^③。总之，散文的声势从文坛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契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

当然，这些古文家推进文体与文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尚未能取得摧陷廓清的成效。他们好言明道，却不善于将明道与社会生活作有机的贯通;他们向往先秦两汉的文体文风，却未能广泛地含英咀华而自开生面。因而其古文往往缺乏个性和感染力。相对而言，元结较有独到之处。

元结之文朴拙瘦削，历来评价颇高，欧阳修谓“次山当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其笔力雄健，意气超拔，不减韩之徒也”(《集古录》卷七);《四库全书总目》亦谓其“文章戛戛自异，变排偶绮靡之习……盖唐文在韩愈以前毅然自为者，自结始”。元结虽也感叹“文章道丧”(《刘侍御月夜宴会序》)，反对浮华奢靡的文风，但是并未如其他古文家那样，以宗经为目标。李商隐为元结文集所作的序中称他“不师孔氏”，这正是元结独标一帜之处^④。他的文章虽有劝戒教化之意，但又重“道达情性”(《刘侍御月夜宴会序》)，所以其文“多退让者，多激发者，多嗟恨者，多伤闵者”(《文编序》)。如批判社会、针砭时弊的杂文《七不如篇》《丐论》《恶圆》《恶曲》等，皆是有所激发，简洁明快。值得一提的是，在韩愈心目中，元结属于唐代善以文章鸣天下的人(《送孟东野序》)。韩愈推重他的原因，固然基于其对社会人生的强烈的道义关怀，同时也在于元结古奥矫峻的行文风格甚为投合韩愈尚奇的文章好尚，而这种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柳宗元冷峭峻拔的文风^①。

除了直抒忧世之意的论体文外，元结的记体文也颇见特色。如《菊圃记》，由菊之不遇而感慨人的自处之道，寓议论于叙事之中，较之单纯说理的文字，文学性已大为增强。

元结有一些铭序以道州山水之胜为对象，按照景物的变化，各自成文，递相连接，遂成一个系列。这种形式明显为柳宗元《永州八记》所本^②。而元结山水散文写得最好的当为《右溪记》，此文突出了山水遭际与人生境遇之间的可比性。无论在景物的摹状上，人与山水的关系上，还是在以“记”体作为山水散文的形式上，《右溪记》 都可以看做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重要先驱。然而这种有情致的散文，此时似尚未受到其他古文家的大力呼应。

从李华、萧颖士、元结、独孤及到梁肃，作为韩愈前辈的这两代古文家^③，其作用还只是为中唐古文运动提供前期准备。到了贞元、元和年间，韩愈以“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振起唐文，被“后学之士，取为师法”(《旧唐书·韩愈传》)。当韩愈在北方影响文坛的时候，柳宗元在南方贬所也致力于古文创作，并积极影响从学者。韩愈关于文体文风改革的主要方针和实践精神，柳宗元都做出了建设性的呼应，两人共同达到了唐人散文创作的最高峰，实现了“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的使命(《新唐书·文艺传》)，在历史上留下了“韩、柳”并称的美名。而这两位古文巨子之间有形与无形的合作，亦是中国文学思潮史上的佳话。

注释

①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第121页则谓刘勰 《文心雕龙》中的理论便可看做古文运动的理论依据。② 《隋书·李谔传》载,开皇四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③ 曹道衡、沈玉成所编《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489页认为,这表明李谔所反对的不全是骈文,从文中“雕虫小技”、“先制五言”的提法来看,矛头所向应是南朝人潜心的诗赋。① 李少雍《唐初史传文学的成就》(《文学遗产》1989年第四期)一文指出:“唐修八史的四六文的特色,主要表现于史论和记言上。清人浦起龙说:‘其中章奏大篇无论,他如立谈口语决难,猝办四六,而时流吐属,鲜非骈俪。’(《史通通释·核才篇》)”② 清人赵翼认为:“古文自姚察始。”参见其《廿二史札记》卷九。③ 郭预衡指出:魏征等人的真诚,反映出“唐初庶族文人的一种新的情感,和六朝士族文人以世胄自负者不同,而与汉初的贾谊等人相似”。《简说唐代文章之变迁》,《文学遗产》1988年第4期。④ 关于王绩祖述陶渊明的文学史意义,参见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第75—79页,蔡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① 明代王志坚《四六法海》曰:“太白文萧散流丽,乃诗之余。”② 孙昌武《盛唐散文及其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一文认为,盛唐抒情散文的价值不可低估。抒情散文描摹景物和创造意境方面的成就,为多数古文家忽略,却为柳宗元等人继承,因而创造出古文中文学性最强的作品。③ 参见钱基博《韩愈志·古文渊源篇》,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④ 关于其理论议题的范围及深度,参见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217—2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① 赵赞知贡举一度停试诗赋,始于建中三年。此事的意义,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391页认为“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进士科所试的诗赋,只讲究格律声韵,词采华美,缺乏思想内容,与现实脱节……第二,这种弊病受到指责,已成为一种社会舆论”。② 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73页提到开元、大历年间的赋坛“从形式说,也在前期的基础上继续发生变化:律赋已经开始形成;古赋虽有不同程度的骈俪色彩,但已脱出繁缛轻靡的余风,而显示出简洁遒劲的新貌;新体文赋的雏形也已出现”。③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219页指出:“它说明:一、文体的改革已相当普遍,朝野所共同接受。二、这种改变已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现象。”④ 参见孙昌武《读元结札记》,《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① 王运熙《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一文指出:“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不提当时名声很大的古文运动前驱者萧颖士、李华而独提元结,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的文学好尚,决非出于偶然。”载《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第23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黄炳辉《次山文开子厚先声说》(《厦门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则认为柳文简古、尚奇、有理趣的特色实际源于元结。② 参见王琦珍《略论元结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③ 何寄澎《简论唐代古文运动中的文学集团》将古文发展分为三代:第一代大致活动于天宝至大历年间,有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等人;第二代活动于德宗建中至贞元中期,主要有萧存、韩会、梁肃;第三代从贞元中期至文宗大和年间,有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载《唐代研究论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