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地域文化·辽金元时期地域文化生态与文学创作格局

辽金元文学与地域文化·辽金元时期地域文化生态与文学创作格局

辽金元三朝历经数百年，即使在元统一前其辖地范围也达数千里之广。北方地域文化，只是对其基本文化风貌的一个总体概括。具体而言，由于地理背景、行政区划的不同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沿袭，在这块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多种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形态，由此而构成了北方地域文化生态体系丰富多彩的面貌。文化生态是文化适应其生存环境而生成的存在形态。它反映着文化发育的地理背景给予文化的作用和制约。一定的文学形式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生存、发展和完善的。一般来说，文化生态的分布也决定了文学创作的大体格局。因此，我们讨论辽金元文学的地域文化特色时，便不能不将三朝文学放在具体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来考察。如果只着眼于元统一前的北中国，这

一地区的文化生态主要包括了总属于中原汉文化圈的燕赵文化带、河汾文化带、齐鲁文化带和汴洛文化带、京都文化带等，此外，辽金元时期的北方地域文化生态中还包括了辽南文化带，这一地区自战国以来历代王朝都作为直接统治的区域，经过契丹、女真及蒙古几代的开发，其文化已相当发达，在辽金元三朝出现了不少知名的文士，其创作也颇有特色。北方中原文化圈的外围是北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草原文化圈。所谓北方地域文化也就是这些文化带的组合与融会。由于文化生态环境的熏染和制约，各文化带上的文学风貌也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对此大略描述如下。

(一)燕赵文化带及其文学 燕赵文化是辽金元时期北方地域文化的核心，这一文化带的地域范围大致包括了今天的河北和河南南部部分地区，相当于金时的中都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和大名府路，包括在元时的中书省内。北京由于辽金元时期已成为京城，因而北京地区在燕赵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京都文化，故当另论。燕赵文化成熟于战国时期，由于处于汉、胡交界之地，历史上战争频仍，是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发生冲突与融合的主要交会地，因此这一地区人口中各民族血缘融合的成分比率当为最高。至辽金元，这种民族对峙与融合进入一个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时期，成为燕赵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唐代之前，燕赵地区，特别是燕地，始终处于政治、文化的边缘地带，自契丹人在北方建立辽朝，进而设燕京为南京，金、元继之以燕京为中都、大都，从此政治中心北移，燕赵地区也由此成为中央直隶的“腹里”之地。燕赵之地特有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造就了其“好气任侠”、“博戏驰逐”的文化性格，由此影响到其文学雄峻古朴、悲壮慷慨同时又纵情逐乐的审美特征，这在辽金元时期表现得很突出。

至唐，随着燕赵地域位置的日趋重要，一向比较萧条的文坛始有起色，出现了高适、贾岛等著名文学家。金元之时，燕赵文学迎来它的黄金时代，首先是金元文坛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士，著名者如金代的蔡松年(真定人)、蔡珪(真定人)、赵秉文(磁州滏阳人)、王寂(蓟州玉田人)、王若虚(真定槀城人)、李纯甫(阳原人)、李冶(真定栾城人)、杨果(安国人)、白华(真定人)，元代的白朴(真定人)、胡祗遹(武安人)、魏初(阳原人)、安熙(真定槀城人)、刘秉忠(邢州人)、卢挚(涿州人)、张弘范(定兴人)、张之翰(邯郸人)、张埜(邯郸人)、刘因(雄州容城人)、苏天爵(真定人)、李文蔚(真定人)、郑天廷(相州人)、许有壬(相州人)、许有孚(相州人)^①。由上列名单可看出，这些人由北向南主要分布在保定—真定—邯郸—相州一线，形成了一个以真定为中心的作家群落。其中蔡松年、赵秉文、王若虚、白朴代表了当时诗、文、词、曲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最高成就。这一时期，燕赵文学创作方面最有特色的是词、曲。蔡松年直接承继苏轼词风，开创金元词一脉清刚健爽的“北宗”风范，直与南宋词相抗礼。受燕赵尚游冶博戏文化传统熏染的燕赵文人，在元曲创作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使真定成为杂剧艺术的一个策源地和创作、传播的中心，落籍真定的白朴被誉为“元曲四大家”之一，所作《墙头马上》《梧桐雨》典型地体现了燕赵文学的艺术追求。

(二)河汾文化带及其文学 打开地图可以看到，在今山西北部宁武县管涔山发源的一条长长的河流，向东南流经太原至新绛而西折入黄河。这条纵贯山西省中部的河就是汾水，而黄河沿山西西部边界几乎与汾水平行自北向南流去，两河之间就是我们说的河汾文化带。这是华夏文化最古老的发祥地之一，至辽金元仍然保持其强盛的活力。多山的地势，多民族长期杂居的历史，兵匪战祸连绵不绝的处境，农耕与畜牧生产方式的长期并存，等等原因，形成了晋人既纤俭习事、温雅柔顺同时又好气任侠、豪放倔强的文化性格和多元开放、敢为天下先的胸襟气度。作为河汾文化的产物，晋文学也有着敢于创新、开放兼美的特色。较之燕赵之地，河汾间的文学积累要丰厚些，但其文坛的真正繁荣，并形成一个具有地域文化意义的创作群落还是在辽金元时期，仅金诗总集《中州集》的诗词作家，晋人占了所收255人中的三分之二，由此不难窥见当年盛况之一斑。这一时期河汾文化带的文学创新，还突出地表现在杂剧的创作上。新绛是锣鼓杂剧的发源地，元杂剧主要活动区域。河汾间著名的元曲作家有乔吉(太原人)、郑光祖(平阳襄陵人)、李行甫(新绛人)等。

金元之际河汾文学集团的形成和创作，当是三晋文坛和北方文坛上一个值得关注的有着重要文学史意义的现象。这一文学集团形成的标志是元人房祺所编《河汾诸老诗集》，它辑录了河汾间8位诗人(麻革、张宇、房白皋、陈赓、陈庾、曹之谦、段克己、段成已)的诗歌201首。这8位诗人生活在河、汾之间，皆与元好问相游从，其行踪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域性。《河汾诸老诗集》实际上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金末元初出现了一个以元好问为盟主的有着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人数众多的晋地诗人群体，或可称为河汾诗派。元好问的创作无疑代表了这个诗人群体的艺术典范，代表了当时晋诗乃至整个辽金元诗歌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元遗山的创作是河汾文化对中国文学史最有价值的贡献。清人赵翼曾这样解释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元遗山)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此固地方为之也，时为之也。”^①元好问是北魏鲜卑拓跋氏之后，生长于富于“豪健英杰之气”河汾地域文化环境中，又亲历了鼎革易代的社会巨变，故为诗也雄健苍凉，体现了与南宋诗迥然不同的中州风格。同时，元好问在创作中并不固守一隅，还注意学习汲取多种艺术风格来丰富自己的创作，如其词就有“集大成”之誉^②。金元之际元好问频繁活动于太原、大都、真定、东平几个北方主要文化中心之间，实为北方各文化区域的联系纽带和公认的文坛旗手，这一点正体现了河汾文化开放兼美的精神。

(三)齐鲁文化带及其文学 齐鲁文化源深流长，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延续至金元时期，在经过与游牧草原文化的撞击和融合后，齐鲁文化与文学依然文质彬彬，熠熠有彩。这一文化带的作家主要集中在东平和济南一线。金末元初战乱之际，汉人世侯严实崛起于东平，中原衣冠为避战乱纷纷前往依附，大批文士学人聚集于此，其中不乏文学才子，元好问也曾长期留居于此，与文学之士交游，并设帐授徒。所谓“东平四杰”阎复、徐琰、李谦、孟祺，即为元所选中之翘楚。东平文化圈中文学成就突出者有：杜仁杰(济南长清人)，金末入东平幕府，与元好问相交数十年，为当时著名散曲作家。王恽(卫州汲县人)，后入元仕宦显达，年轻时曾于东平府受业于元好问，“诗篇笔力坚浑，亦能嗣响其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六)。其词“清浑超逸”^①，“淡宕可喜”^②。东平本地人中也产生了许多文学俊彦，如高文秀，著名杂剧作家，人称“小汉卿”，作品多达三十余种。当时同以文章名世的“三王”——王旭、王构、王磬，其中前二人均为东平人，王旭诗、词、文皆可道，其诗尤佳，“随意抒写，不屑于雕章琢句，而气体超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六)。比较早的东平籍著名诗人有赵沨(?—1196?)，其诗得赵秉文褒扬。此外，在金代文坛享有极高声誉的党怀英生长于紧邻东平的泰安，也当属于同一地域文化范围。东平地处鲁文化圈内，受儒学传统濡溉，东平文人创作也多有儒雅真醇之味。

金元时期齐鲁文化带的另一个文学中心是属于齐文化圈的济南，齐地尚武好勇的民风和齐人粗犷刚烈的文化个性，也使此地文人的创作多具有豪放慷慨的风格。稼轩词在南宋词坛“异军特起”，“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四库全书·稼轩词提要》)，却始终不入“雅词”和“正宗”之列，但在金源文坛却备受推崇，究其深层原因，当是稼轩词所体现的北方文化精神不合于南宋词主流的审美理想。实际上，辛弃疾(济南人)早年生活于金，学词于金，受到齐鲁文化的滋养，自然也就形成了不同于江南文弱之地的词风。距稼轩百年之后，元代济南又出现了一位著名词人刘敏中，所作颇类稼轩风神。与其说这是刻意模习所致，不如说是同样的地域文化环境成就了他学稼轩的愿望。在元曲创作领域，济南作家同样也表现出了这种刚劲雄健的风格，如在张养浩的散曲和武汉臣、康进之(济南府惠民人)等人的杂剧中，我们不难感到齐鲁文化的深厚底蕴。当时的齐鲁文化带上还有许多知名的文学之士，不一一列举。

(四) 汴洛文化带及其文学 古老的黄河以潼关为转折点，急转90度，穿越中原大地直奔大海，所流经之地(主要在南岸)形成了一条代表农耕文明发展极致的文化带。几乎在同一纬度上的古都洛阳和汴梁像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它东西两侧。以汴洛为标志所形成的这个文化带，构成了中原文明的基础与核心，长期以来也是北方文学的创作中心。但到了金元时期，随着国家南北分治和政治中心的北移，汴洛文化及其文学呈现衰弱之势，未再有成就杰出的文学家出现，许多中原文士或避乱南渡，或北上谋生，文坛相对冷落乏彩。金贞祐二年(1214)迁都南京(宋称汴梁)，大批北方文士也随之南下，如著名文学家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等，汴洛文坛一时群星荟萃，对于汴洛文坛当有积极的作用。然而时仅二十年，并且这些作家实际上属于一个特殊的京都文人圈子，就地域文化属性而言是游离于汴洛文化的，所以在论汴洛文学时，可忽略不计。

不过由于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文学创作活动并未完全沉寂，仍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家。较重要的有：金末诗人辛愿(福昌人)，号溪南诗老，与元好问交善。时逢金末丧乱，“其枯槁憔悴，流离顿踣，往往见之于诗”。元代蒙古族诗人马祖常(光州人)，后入元廷曾任礼部尚书、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职。其诗文在当时影响很大，《元诗选·马祖常小传》称：“后生争慕效之，文章为之一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河南出现了两位颇具文学修养的著名理学作家：许衡(1209—1281)，字仲平，世称鲁斋先生，怀州河内人，长期隐居故乡和苏门山等地，为程朱理学在北方最专诚有力的拥护者和推行者。其诗词风格淳厚朴实，颇多深沉感慨，有较强的现实性。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洛阳人。以古文著称，叙事简要，格调高古，结构严谨，亦不乏生动活泼，黄宗羲《明文授读序》认为“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二位理学家的文学创作出现于文坛，显示了汴洛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其文学创作尚理覃思的特点。

(五)京都文化及其文学 处于燕赵腹地的北京在辽金元时期是一个地位特殊的地区，其文化也与燕赵不同。北京的这种特殊的文化地位是在辽金元时确立的。契丹先将幽州升为南京(又称燕京)并建为陪都，金朝人改称中都且正式迁都于此，元改称大都仍为京城，由此这座城市便成了北部中国进而成为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形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有着多元性、包容性、等级性和享乐性等特征的京都文化。这种带有独特地域色彩的京都文化对于文学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

当时的京都实际上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的中心，其文化必然是多元性的和包容性的，这也决定了文学创作者的民族、身份及来源的广泛性。从地域看京都作家来自全国各地，金和元统一前相当部分是从真定、东平和太原等文化中心分化出来的，元统一后又增添了许多江南文士，如赵孟��、虞集等;从所属民族看，以汉族文人为主，也包括了许多有着很高汉文化造诣的女真、蒙古、契丹等少数民族作者，其中许多是皇族、贵族身份，如金朝的完颜氏、辽金元三朝的耶律氏等。其次，由于作者的来源地各有不同，文化渊源和师承也不尽一样，所以其创作的风格也不像其他地域的作家那样有着比较明显的共同性，不过地处北方且居中央的地域文化环境，也会使久居京都的作家在创作风格形成一定的趋同性，如一些江南文士(如金代的洪皓、元代的赵孟��等)在京的创作普遍变得醇厚质朴起来。因而，体现不同地域文化的文学风格共存兼容并不断融合，特别是元统一后南北文风的交汇互动，构成了当时京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

京都文化的等级性和享乐性对于文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由于京都首先是权力中枢，市民自然被划分为权力阶层和非权力阶层，作家也以其身份等级而分成界限分明的两类：一类是官僚作家，或称宫廷作家;一类是布衣作家，或称民间作家。前者以写作诗、词、文、赋等传统文体为主，为自娱或官僚文人圈子传阅型的自我消费，以雅为尚;后者专门从事以杂剧为主的曲文学的写作，面向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力求风格通俗。这种由权力等级而导致的文坛两极化现象在作为地方权力中心的其他大都市也都存在，但京都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典型，其文学史意义是重大的。作家队伍的等级化产生了一批服务于大众文化市场的专业作家，由此促进了戏曲和小说等叙事文学的成熟。短小的诗文类作品，完全可靠兼职完成，而大型剧本、小说的创作则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况且官僚文人作家以其上层社会的身份也难以屈身创作“下里巴人”的杂剧剧本和供说书人用的话本小说。当时的京都文坛，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聚集了一批如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这样一批专业的勾栏作家，由此使大都成了元杂剧的一个最重要的创作和传播中心。杂剧、小说等俗文学在京都的兴盛，也得益于京都文化的享乐性。设想如果没有统治集团和市民阶层对于享乐的需要，特别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歌舞戏曲的喜好和扶持，没有京城的享乐风气，杂剧、小说这样的娱乐性通俗文学便很难有发展壮大的适宜土壤。虽然京都文坛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正统文学作家，其成就也居全国上流，但最具京都文化特色的当是出于非权力阶层文人之手的杂剧剧本和通俗小说。

元实现天下“混一”，也改变了南北分治时期的地域文化生态。南、北两大文化系统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交融与整合，南方文坛与北方文坛随之而重新复合，南方各文化带上的文学创作此时也各呈异彩。由于本章着重讨论作为辽金元三朝文学共同的主体文化形态——北方地域文化特色，故对南方文学的地域文化生态未加描述。

注释

① 相州,今安阳,地处豫北,历史上为赵文化辐射范围,秦、汉后各朝均在河北区划内。① 《瓯北诗话》卷八,(清)湛贻堂刊本。②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词话丛编》本。①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词话丛编》本。② 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下卷,《词话丛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