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鸟瞰
中国现代学术中的古典文学研究，若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算起，已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在新世纪伊始回顾过往，我们清楚地看到，古典文学研究不仅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参与了现代文化形成的历程。作为古典文学中最辉煌的一页——隋唐五代文学的研究，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卓著成就，也集中体现了古典文学研究观念、方法、手段的一般样态和演变，因此可以说是古典文学研究中最值得我们反思的一段学术史。
自20世纪初中国学术走向近代化以来，隋唐五代文学的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那就是：(1)民国年间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的草创期;(2)50年代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主导下的隋唐五代文学研究;(3)80年代以来在现代学术思潮影响下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的全面发展。
(一)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唐诗是这个诗歌王国的王冠。对唐诗的研究，历来积累了数量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文献。进入20世纪以来，研究唐诗的学者明显分为新旧两派。以王闿运、宋育仁、高步瀛等人为代表的旧派学者，仍然以传统的诗话、评点的方式来阐释和评论唐诗，产生了 《湘绮楼说诗》《三唐诗品》《唐宋诗举要》等一批著作。而新派学者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通过对诗学传统的清理来思考、寻求中国新诗的理论依据和发展方向。第一位对唐诗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是胡适。他在20年代初撰《国语文学史》讲义，后修订成《白话文学史》，从白话文学的新视角对唐代文学史作了新的诠释和评价。首先，他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将唐代文学划分为前后两段，认为“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8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
李白、杜甫分属两个时代，“李白结束八世纪中叶以前的浪漫文学，杜甫开展8世纪中叶以下的写实文学”。其次，他将初唐比做唐代文学的儿童期，开元天宝比做少年期，自安史之乱爆发，“从杜甫中年以后，到
白居易之死，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方才进入成人期，“从
杜甫到白居易这一百年是唐诗的极盛时代”。第三，注意利用新发现的敦煌文献，不仅为唐代文学史增添了王梵志这位诗人，而且从白话文学的视角发现了白居易特殊的诗史意义。这三点都影响深远。
20世纪到30年代，唐诗研究进入第一个辉煌的时期。优秀学者兼诗人闻一多1930年开始发表《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当时，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八项研究计划，除《诗经》《楚辞》外，六项是关于唐诗的：全唐诗校勘记、全唐诗补编、全唐诗作者小传订补、全唐诗人生卒年考(附考证)、杜诗新注、杜甫传记。闻一多将大量精力用在整理基本资料上，近年清理他留存的大量手稿，有关唐诗的计有《少陵先生交游考略》50页、《全唐诗人小传》553页、《全唐诗汇补》8页、《全唐诗补传》88页、《全唐诗校勘记》43页、《全唐诗辨证残稿》52页、《陈子昂》42页、《岑参诗校读》372页、《诗的唐朝》6页、《说杜丛抄》75页、《唐文学年表》21页、《唐风楼捃录》84页、《唐诗》165页、《唐诗人生卒年表》6页、《唐诗人生卒年考》50页、《唐诗要略》39页、《唐诗校读法举例》10页、《唐诗笺证》71页、《新旧唐书人名引得》100页、《璞堂杂记·唐诗》30页。他的工作已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当时西南联大的另一位学者李嘉言受闻一多《〈全唐诗〉校读法举例》(《文哲月刊》1-5，1936)启发，写出《全唐诗校读法》(《国文月刊》9，1941.7)，将《全唐诗》的错误及原因概括为七种类型：(1)甲集附载乙诗，其题下的署名遗漏，因而误为甲诗;(2)甲集里的诗，其诗意与甲的行事不相合，则此诗往往为乙诗误入;(3)甲集里的诗，其诗意与题意不相合，则此诗往往为乙诗误入;(4)多人同题，往往有误;(5)同诗异题，致多重出;(6)形近而误;(7)声近而误。他一一举例示范，为校读、整理《全唐诗》提供了富于启发性的参考依据。
30年代，还出现了几部系统的唐诗研究著作，即费有容《唐诗研究》(大东书局1926)、许文玉《唐诗综论》(北京大学1929)、胡云翼《唐诗研究》(商务印书馆1930)、苏雪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杨启高《唐代诗学》(正中书局1935)。这些书都有明确的研究理念，论述的条理和逻辑性都有所加强。民国年间的唐代文学研究相对较少，除朱炳煦《唐代文学概论》等通论著作、文学史或陈柱《中国散文史》外，专门的研究只有龚书炽《韩愈及其古文运动》(商务印书馆1945)一书及少量论文。而民国年间的唐代小说研究却很有收获，最有成绩的学者当然是鲁迅，他的两项工作都对唐代小说研究意义重大，一是辑校《唐宋传奇集》，二是编著《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史略》(1923)被胡适许为“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其中分析了唐代小说的繁荣与行卷的关系、作品题材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及“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假小说以排陷人”的现象。他精辟地指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这一结论深为学术界所赞同。冯沅君于1948年撰写《唐传奇作者身分的估计》(《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一文，从唐传奇和科举制度的关系探讨了唐传奇作者的社会地位，指出科举制度造成了一个新社会阶层——进士集团，它在三个方面和传奇发生密切的关系，一是充当传奇的主人公，二是决定了传奇作者的生活态度和作品的浪漫氛围，三是进士科试文艺刺激了传奇作者的才能。其结论不仅使人所共知的文献记载得到妥帖的解释，也使学界对决定唐传奇内容和艺术特征的文学环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是第一部研究唐代小说的专著，着重对故事内容作阶级分析，在当时可视为一种新的探索。
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中起步较晚，唐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研究也是如此，直到193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情况才有改观。郭著重视对范畴历史演变的研究，以问题为纲，抓住史学家的文论、韩柳古文理论、司空图诗论等几个主要问题，勾勒了唐代文学理论的主要线索。稍后出版的罗根泽《隋唐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43)，搜集资料最勤，不仅注意诗格、诗论著作，凡诗文中的片言只字、笔记中的零楮碎札，甚至佛道二藏中涉及诗的文字都搜罗无遗，详加排比，谨慎持论，揭示了唐代文学理论诸多概念的内涵，至今富有参考价值。
在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上，陈子昂、张九龄、
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元结、孟郊、韩愈、白居易、贾岛、李贺、李商隐、杜牧、罗隐、韦庄等，都有一些研究专著、评传、年谱、论文发表，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水平上较前人明显有所提高。作家生平考证的成绩尤其突出，如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罗庸《陈子昂年谱》、夏承焘《韦端己年谱》、李嘉言《贾岛年谱》、苏雪林《李商隐恋爱事迹考》，都是值得称道的业绩。但从文献研究的角度说，他们的工作还略显粗略，尤其是与当时历史学家的著作相比。当时，一些历史学家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唐代文学文本作了扎实的研究，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刺激，也为日后的唐代文学研究积累了知识。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寅恪。他不仅以《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与若干篇论文弘扬了钱谦益开创的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文史研究方式，还以高屋建瓴的文化眼光观照唐代文学，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问题，如古文运动的散文革新和传奇小说的关系等，在当时的唐诗学中开一代风气，影响深远。另一位成就卓著的唐史学家岑仲勉也在1940年前后连续发表七篇考证白居易集的论文(《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解决了不少关键问题和疑难点，为白居易集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他还积累了《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三种笔记，对唐代文献作了全面的考证，成为80年代唐代文献研究和整理的先驱。
20世纪初敦煌文献的发现，为世人打开了一个唐代文献的宝库，其中的文学文本立即引起研究者的关注。1919到1920年间，王国维见到狩野直喜所录敦煌文献中的《云谣集》等文学作品，撰《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东方杂志》18-8)，开敦煌文学研究之先声。变文的出现引发了讲唱、戏曲、小说、弹词、宝卷等通俗文学形式的研究;曲子词的出现澄清了历史上对词体发生的种种疑难、猜测。唐代文学研究由此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部门，也带来唐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民国年间出现了三种唐代文学史，一是朱炳煦的《唐代文学概论》(群众图书公司1929)，二是胡朴安、胡怀琛的《唐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1)，三是陈子展的《唐代文学史》(作家书屋1944)。其中胡书内容较平实，也较一般。朱书对“文学”的理解是传统方式的，包括经史著译，但中心放在诗文，论述相当有条理，剖析也较细，附录作品丰富。陈书篇幅不及朱书之半，也没列出许多参考文献，但看得出它吸收了前出著作的许多见解，又融入自己的心得，文字简练而内容却相当丰富。论小说和词的两章较有新意，前者将唐代小说家的生卒年、代表作及其作品为后世戏曲小说改编的情况列成表格，颇便观览;后者不仅详论词的起源，对晚唐五代主要词家也一一作了评论，就其篇幅而言显得较为充实。
就总体情况而言，文学批评相对文学史研究显得落后。到40年代，一些年轻学者在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知识的启发下，开始有意识地探索新的批评方式。程千帆有感于清代学者考据与批评异途，“使考据陷入繁琐，批评流为空洞”，尝试以“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写出《诗辞代语缘起说》《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等角度和方法都很新颖的论文，为朱自清所称赞。钱锺书的名著《谈艺录》(开明书店1948)虽以传统的诗话形式写成，但批评眼光却代表着现代水平，广博的文学修养使他对古典诗歌艺术的认识和体会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他提出的“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的见解，对今人把握唐诗的特征产生很大影响。
(二)
建国后唐代文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系列唐代别集、总集的校理、笺注和研究资料的汇编工作有计划地开展起来。尤其是《敦煌变文集》《敦煌曲子词集》编成出版，《全唐诗》《唐五代词》《唐诗纪事》《太平广记》《艺文类聚》《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等大型总集分别出版了校点本和影印本，一批唐人别集和笔记也得到初步整理，为唐代文学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这一时期出版的传记、年谱、评论专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比民国年间迈进了一大步。
历史唯物论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也给唐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刺激。学者们由此摆脱中国固有的历史循环论的思维模式，以进步和发展的观念来看待历史，以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来阐释文学现象，不仅使“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传统文学史命题得到合理的解释，也使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与文体、风格研究有了基本的理论支点，使文学史叙述有了逻辑序列和系统的因果解释，从而产生了现代意义的文学史写作。但由于受教条主义和狭隘文艺观念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唐代文学研究明显带有庸俗社会学的印迹，单一的政治标准限定了人们的视野，将众多复杂的文学史现象拒斥在学术研究的大门外，同时也造成对文学史现象解释的肤浅和牵强，对作家作品评价的失当。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相对民国年间的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而言，这是个蜕变同时也是徘徊的时期，成果的积累和时间不成比例。
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成果，是有关文献和传统学问形式的研究。如语言学家王力所著《汉语诗律学》，可以说是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古典诗歌格律、声韵、句法、修辞等问题的经典著作，1958年由新知识出版社印行。书中讨论古体诗、近体诗的部分主要以唐诗为对象，提出的一些基本定理和结论至今无以逾越。词曲研究方面，出版了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这都是集成性的成果。作家研究则有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孙望《元次山年谱》、施子愉《柳宗元年谱》、卞孝萱《刘禹锡年谱》是代表这一时期研究水平的著作。唐代别集校注方面，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后者直到“文革”结束后方得出版。万曼《唐集叙录》以现存单行的唐代别集为对象，将其版本、著录和流传作了全面的考索，极有资料价值。在研究资料的整理方面，出版了三种著名作家的研究资料汇编，即陈友琴编《白居易诗评汇编》(科学出版社1958)和华文轩、吴文治等分别编纂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柳宗元卷(中华书局1964)，这也是值得称道的学科建设工作。
(三)
自70年代末学术秩序恢复正常后，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爆出耀眼的火花，成为古代文学中成绩最显著的一个研究领域。这一段学术史的可喜景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是学会和学者队伍建设。1982年唐代文学会在西安成立，标志着中国当代的唐代文学研究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规模研究时期。学会自成立之初就形成并保持了一种团结、求实、开放的良好风气，学会的历届会长、副会长都承担重任，扶掖后进，为学科建设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以萧涤非主持的“杜甫全集校注”、程千帆主持的“唐宋诗歌流派研究”、詹锳主持的“李白全集校注”、周勋初主持的“唐人轶事汇编”为首，一大批集体合作项目和大型研究项目陆续完成，保证了不断产生的零星成果能及时地得到总结，转化为规模化的知识积累。分别由周勋初和周祖
主编的《唐诗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正是这种成果的体现。傅璇琮主持的《唐才子传校笺》，由二十多位学者合作完成，将唐代近四百位诗人的传记资料从史源学的角度做了一番集成性的整理，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份齐备而实用的研究资料。
第二个方面是学风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西方学术思潮再度涌入，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像整个当代文化的发展一样，进入一个转型时期。唐代文学研究中的转型，我们认为首先表现在历史决定论思维方式的被扬弃，在学术观念上体现为由逻辑或径曰形而上学向历史回归。学者们不再专注于作品内容的优劣取舍(精华糟粕之分)，而是首先着力于清理事实，复现文学史的原生态。总之，学术取向由价值判断转向认知判断，研究方法由逻辑的转向实证的，批评标准从政治的转向审美的;而在整个学科的发展趋势上，则显示出由文学向文化的转移。在这一转型中，最突出的是学者们对基本史料和文献给予了超逾以往的关注，其中成绩尤为显著的是文学作品的整理。近年来，唐诗的辨伪与辑佚一直是吸引许多学者的课题。继前辈学者王重民《补全唐诗》104首、《补全唐诗拾遗》127首后，孙望纂《全唐诗补逸》20卷，收诗830首;童养年纂《全唐诗续补遗》21卷，收诗一千余首;陈尚君纂《全唐诗续拾》60卷，收诗四千三百余首。这些成果由陈尚君整理编订为《全唐诗补编》一书，共收诗6327首，句1505则，新见作者九百余人，为《全唐诗》增加约七分之一的分量，成为80年代以来唐代文献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吴企明、陶敏、陈尚君、佟培基等一批学者以不懈的努力，将清编《全唐诗》作了彻底的清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编《全唐五代诗》可以期待达到较高水平，它将为现存唐诗增加六千余篇作品，同时剔除数千篇重出误收之作。《全唐文》的增补也在同时进行，20世纪唐代墓志大量出土，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收录三千七百余篇;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全取石刻，颇有周书未收之作;陈尚君辑《全唐文补编》主要录自传世文献，收文逾六千篇。
其他文体，词有任二北编《敦煌歌辞总编》，收录从乐府、声诗、俗曲至曲词发展过程中的各类作品，研究精邃，成一家之言;惜录文未尽据原卷，偶有武断。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收录唐代全部杂言歌词，对于研究唐代音乐文学有重要参考价值。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收录较林大椿书丰富，且附评语，颇有参考价值，惟所据多出转引，诗词界定亦多含浑不清。曾昭岷等编《全唐五代词》在文献溯源、诗词界定、录文精审等方面用力较多，可谓后出转精。小说有王汝涛纂《全唐小说》，虽规模粗具，但在小说界定、网罗遗佚、录文征信各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诗论有张伯伟编著《全唐五代诗格校考》，辑录现存唐代诗格类著作，考究源流，校勘文字，是对唐代诗学著述的精心整理。敦煌文献所存诗卷则有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系统整理，发覆良多。至于唐人别集的校注更是层出不穷，不仅李杜、王孟、高岑、韩白、李商隐等大家集子都有新校注本，其中陈铁民《王维集校注》、瞿蜕园与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詹锳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评集释》、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刘学锴与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都是用功很深，校注精详的力作。初唐四杰、陈子昂、孟浩然、刘长卿、韦应物、孟郊、李益、许浑等名家别集也出版了详注本，卢照邻、孟浩然、岑参、高适、李益、韦庄等还出版了几种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唐诗小集”则汇集了一批二三流小诗人集子的校注。此外，历代重要的唐代诗文选集大体都有了排印本，现存唐人选唐诗经傅璇琮整理，出版了《唐人选唐诗新编》。古典文学中，没有一个研究领域像唐代这样出版过如此众多的选集和别集校注本，甚至还有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这样的古注钩沉的力作。这些正本清源的工作使80年代以来的唐代文学研究立足于可靠的文献基础上，保证了科学性的前提。
回顾近二十年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可以看出，基本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一直是学科带头人努力的方向，从傅璇琮等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开始，河南大学中文系编《全唐诗重篇索引》、吴汝煜与胡可先编《全唐诗交往诗索引》、陈伯海主编《唐诗评论类编》《唐诗汇评》《唐诗书录》、孙琴安编《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程毅中《古小说简目》、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周采泉《杜集书录》、郑庆笃等编《杜诗书目提要》等一批工具书和资料汇编相继出版，《郎官石柱题名考》《元和姓纂四校记》《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唐语林》《唐诗纪事》等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献也得到了精致的整理。而这一系列史料整理工作又产生了一些更专门的文献研究成果，包括郁贤皓《唐刺史考》、吴汝煜与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等。这一系列著作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参考资料和工具书。文献的细致考证使许多沉埋已久的历史问题暴露出来，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证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证伪。陈尚君在全面清理唐代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不见于唐宋典籍，直到明末的几种丛书里才被寄托于司空图名下，很可能是后人伪托。他和汪涌豪合作的论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在《中国古籍研究》创刊号发表后，与杨镰《坎曼尔诗笺辨伪》(《文学评论》1993.1)并为唐代文献研究中两个最有意义的发现，在学术界产生强烈反响。《中国诗学》第五辑(南京大学，1997)开辟专栏，开展对《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的讨论，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日本学者门胁广文已译成日文向日本学术界介绍。
傅璇琮在1980年出版的《唐代诗人丛考》，是新时期学术恢复和起步时期在唐诗研究中首开作家生平考证和作品辨伪风气的著作。作者受岑仲勉治史方法影响，广泛全面地占有文献，注意史料的主次源流，强调作者本人的作品最为可信。史书、方志、石刻、缙绅录中的记载每较诗话、笔记的记载更为可靠。由此驳正了许多广为流传的轶事传闻，以作品为中心勾勒出一批诗人的生平履历，使唐代诗人的传记资料由传闻走向信史。影响所及，80年代对唐代作家尤其是诗人生平的考证，形成空前的热潮，发表了一大批专题论文和不同层面的考订著作。重要作家的生平考证有缪钺《杜牧年谱》、周勋初《高适年谱》、郁贤皓《李白丛考》、朱金城《白居易年谱》、卞孝萱《元稹年谱》《刘禹锡丛考》、贾晋华《皎然年谱》、傅璇琮《李德裕年谱》等，二、三流诗人的考证除《唐才子传校笺》外，尚有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及《续编》、王达津《唐诗丛考》、韩理洲《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等。 周祖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作为集成性的成果，对唐五代作家作了竭泽而渔式的网罗，凡有作品存世或曾从事文学写作者一概收入，人数超过四千，很大一部分作者的生平和著作属首次被钩稽出来。
第三个方面是研究思路的拓展。学术观念的变革，使唐代文学研究改变了过去单一的价值判断倾向，而代之以对文学史现象、过程及意义的关注，将以往点的研究扩展到面;80年代“文化热” 和方法论的讨论则开阔了研究的范围和思路。比如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唐代的文学生活;任二北《唐声诗》、陈华昌《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从唐诗与音乐、绘画的关系入手研究唐诗的音乐性和绘画性内容;陈允吉《唐音佛教辩思录》、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张伯伟《禅与诗学》从诗与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关系入手解释唐代文学理论中的佛学影响;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从唐代文化的历史展开来看文学中涌动的时代精神;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从唐代文人与幕府的关系入手探索唐代文学的独特文化品格。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思路的开拓和探索的深入，同时也显示出专门化与个性化的色彩。至于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程蔷、董乃斌的《唐帝国的精神文明》，虽不以文学为论述中心，但采用了丰富的文学资料，同时也对文学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这类著作从不同角度切入问题，对问题做出独到的透视，同时又能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把握问题，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
相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来说，学风转变在文学史研究中更引人注目。由逻辑向历史回归的学术转型，在文学史研究中意味着对描述文学现象发生、发展的过程及构建其时间序列和逻辑关系的重视。这种意识决定了作家群体和时段研究将成为突出的研究类型。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是首开作家群体研究风气的重要著作，书中有意识地对那些以往被人忽视的、作为大作家之和声与背景的小作家进行研究，使我们对杜甫以后白居易以前的诗史开始有了稍为清晰的认识。葛晓音以自己的研究重新审视作家的创作，从内容的更新和艺术的独创性两方面衡量作家或流派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和贡献，确定其文学史地位，从而在修正以往不适当评价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的诗史序列，在80年代的唐诗研究中起了积极作用。赵昌平的研究可以说是傅璇琮思路的推进和深化，他的《“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中国社会科学》1984.4)一文将大历、贞元年间生活在江东的一批身份、作风相近的诗人作为一个群体来讨论，揭示了他们在盛唐到中唐的过渡阶段中的诗史意义;蒋寅的《权德舆与贞元后期诗风》(《唐代文学研究》第五辑)在仔细梳理贞元八年前后诗坛人物代谢、盟主代兴的细节后，发现贞元中曾出现以权德舆为核心的台阁唱和及由此而兴起的游戏诗风，通过揭示权德舆对贞元诗坛不同寻常的意义及对元和诗坛的影响，使一段湮没已久的贞元诗史重新又浮现出来。这样的工作不是对一个诗史常识的再认识，而是对被湮没了的诗史的发掘，具有“知识考古学”的意义。80年代后期，一批博士论文，包括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文津出版社1993)、萧占鹏《韩孟诗派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徐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曾广开《元和诗论》(辽海出版社1997)、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东方出版社1997)、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都以专题或时段研究的形式，多角度多层次地透视一个诗史时段，着重描述和阐释诗史的流变，将以往作家研究的积累上升到整体性和历时性的高度，使零碎和片断诗史知识逐渐变得完整和系统化。这一层次研究成果的积累无疑将丰富乃至改变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
(四)
随着学术转型的逐步完成，唐代文学研究也日益走向成熟，积累一批成果。作家研究是收获最丰富的方面，较受好评的著作有罗宗强《李杜论略》、裴斐《李白十论》、朱东润《杜甫叙论》、陈贻焮《杜甫评传》、孙昌武《柳宗元传论》、阎琦《韩诗论稿》、陈铁民《王维新论》、程千帆等《被开拓的诗世界》、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莫砺锋《杜甫评传》、陈顺智《刘长卿诗论》、萧瑞峰《刘禹锡诗论》、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等。
文章研究方面的成果，显得较为薄弱，主要有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刘国盈《唐代古文运动论稿》、孙昌武《韩愈散文艺术论》、于景祥《唐宋骈文史》、马积高《赋史》的有关部分。唐代词曲和音乐文学研究在敦煌文献研究的积累上，有长足进步，发表了不少论文。专著主要有任二北《唐声诗》、杨海明《唐宋词史》、刘尊明《唐五代词的文化观照》、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唐代小说研究，是唐代文学研究中进展较大的一个领域，无论是文献学研究还是文学研究都全面地得到深化。程毅中的《古小说简目》、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唐人笔记小说考索》是值得重视的文献研究。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由小说素材入手，研究唐人小说取材、主题的演变及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卞孝萱《唐代文史论丛》关于唐代政治与小说的研究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探索小说的政治内容;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从文体学的角度阐发唐代小说的文学史意义;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从故事学的角度，研究唐代小说题材被后代戏曲小说取材、改编的过程及其规律，虽视角不一，方法各异，但都有发明创获，使唐代小说研究在短时期内有了较大进展。
唐代文学理论的研究，首先是学术视野和研究领域明显扩大，比如唐宋诗之争这种诗学史上的重大问题有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加以论述，关于佛学与晚唐诗格的关系张伯伟《禅与诗学》发覆良多。还出现了一些集成性的著作，如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的注释详博，周祖编《隋唐五代文论选》的收辑完备，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的考校精审，周裕锴《唐代诗学通论》的体密思精，都是代表着当代唐代诗学研究水平的著作。王运熙、杨明合著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充分吸收了近年的研究成果，内容详实，结论平允，全面反映了唐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深度。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将批评史与思想史、文学史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范式，即融文学观念史、文学发展史于一体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模式，实现了一个时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互相发明，极有意义。
随着文献研究的积累和作家研究的深入，作家群体和流派研究、时段研究的成果积累，新的文学史著作相应而生。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 以文学观念中主客观关系的变化为主线，通过各个时期作家的文学观念来看文学创作，使唐代文学研究由现象深入到哲学层次。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从中唐到北宋之际文化的转型着眼，将文学史的运动放到文化构建的框架中加以审视，提出唐宋间文学观念的演进是一个由雅入俗和化俗为雅的过程，从而对中唐以后文学的走势做出了独到的阐释。9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罗宗强主编《隋唐五代文学史》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的《唐代文学史》都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前者作为教材详略适当，附注较多，便于初学;后者卷帙较富，论述綦详，微觉遗憾的是由于写作时间拉得较长，出版时部分内容也许让人觉得距时下的研究水准有了距离。最近，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业已出版，这部篇幅逾二百万字的煌煌巨著产生于大量考证成果的积累之上，不仅总结了现有唐代文献和作家传记研究的成果，对唐代文学的发展也做出了全新的描述。
90年代初，学术史思潮在大陆学术界悄然兴起。唐代文学领域，作为对学科发展的总结和对前景的瞻望，也出现了陈伯海《唐诗学引论》这样的深度思索。具体课题研究史和唐代文学研究史正逐渐为人关注，并着手研究，初步成果已出版了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张忠纲等《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陈友冰《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杜晓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卷》等，从不同的角度总结了上个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业绩。清理既有成果，又反思学术史，有助于我们认清现有研究的不足，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在更高的起点上超越。实际上，政治运动和商业写作下产生的许多虚假成果已成了污染学术肌体的积垢，它们非但无益于知识积累，还遮蔽新知识的呈现，湮没真正有价值的研究。这些尘垢亟须学术史研究的淘汰和洗刷，不经过一番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的工作，就很难把握学术发展的脉搏，也难以建树良好的学风。
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海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海外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不断被介绍、翻译进来，如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入谷仙介、梅祖麟、高友工、兴膳宏、斯蒂芬·欧文、顾彬、松浦友久、川合康三、柳晟俊等的著作已有中译本，其他学者的译文散见报刊。唐代文学的传播和影响史研究则刚进入收集资料的阶段，学者们已充分意识到这一学术领域的国际性质，正在作相应的努力。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学界对海外的研究了解甚少，研究中存在课题、内容重复的情况;近年来商业性的写作更大量增加，致使这一研究领域的出版物水平良莠不齐。这是与学术发展的阶段水平有关的，相信在今后的努力和与海外同道的交流中会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