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门来，表现里正催租的紧迫。 里正：宋代的役法中不再有兵役和力役，但有所谓的“职役”，里正就是这样的一种差役。官府指定乡里的小地主和富裕些的农户为“里正”、“户长”之类，专管催督租税。由于属于职役，所以是没有报酬的，这些里正往往利用职权索要贿赂。[4]文书：官府催督欠租的文件，作者在另外一首诗的自注中解释说：“文书，谓诸司督逋者。”杂嗔喜：很生动地描绘出里正知道农户已经交了租，但仍然在勒索时威逼利诱的嘴脸。我亦来营醉归耳：是里正最后直言不讳地讲出本意，以此刻画其不知廉耻的形象。[5]悭囊：即扑满，一种储钱用的陶罐，口小腹大，钱易进不易出，好像颇为吝啬的感觉，所以有这样的称呼。[6]“不堪”二句：是农户不得己贿赂了里正之后，还因为不敢得罪他说的客套话：这点儿钱不够您好好喝一顿，就算是跑路钱吧。在元人戏曲里，经常能看到“草鞋钱”的说法，这里的“草鞋费”无疑是当时的俗语。
范成大 四时田园杂兴[1](选二)
土膏欲动雨频催[2]，万草千花一饷开[3]。舍后荒畦犹绿秀，邻家鞭笋过墙来[4]。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5]。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6]。
[1]这组诗原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组，每组十二首;这里选的是春日和夏日里的各一首。题下有作者的小引：“淳熙丙午，沉疴少纾，复至石湖旧隐。野外即事，辄书一绝，终岁得六十篇，号《四时田园杂兴》。”淳熙丙午：是淳熙十三年(1186)。沉疴少纾，重病稍减。范成大在淳熙九年(1182)因病请求退职，回到故乡的石湖隐居养病，这组诗是他病愈后之作。[2]“土膏”句：《国语·周语》里说：“阳气俱蒸，土膏其动。”意思是春天阳气回升，解冻之后地脉已经滋润了。范成大用了这个意思，但又增写了春雨的作用，所以说土膏“欲”动雨“频催”。[3]一饷：一顿饭的工夫，极言时间之快。这句写得既真实又生动，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春天的花草突然之间就全部焕发出了生机。岑参就有一个著名的比喻，用这种体验来形容雪下得很快：“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4]“舍后”二句：就近写春天的生机勃勃，屋后的荒田都长出了绿色的禾苗，屋旁邻家的竹笋更是难抑生机地长到了我家里。荒畦：荒田。秀：指禾类植物开花抽穗，《诗经·大雅·生民》：“实发实秀，实坚实好。”朱熹注：“秀，始穟。”绿秀，是说荒田里的禾苗变绿抽穗。鞭笋：竹根叫鞭，笋长在鞭上;由于竹根是横行伸展的，就从邻家那边越墙而过，在自家生出笋来。[5]“昼出”二句：第一句写白天出去种田晚上在家纺织，自然是儿耕女织，所以第二句就说村庄儿女各当家，分司耕织，各有本职。当家：能够顶得起来家务;现代汉语里也经常这样说，比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等等。[6]“童孙”二句：前两句写劳作，这两句却用闲笔写儿童嬉戏，儿童的种瓜自然玩耍的成分多于劳作，于是在这样互相的映衬中描绘了一幅静谧的田园图景。
杨万里[1] 稚子弄冰
稚子金盆脱晓冰[2]，彩丝穿取当银钲[3]。敲成玉磬穿林响[4]，忽作玻璃碎地声[5]。
[1]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野客;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著有《诚斋集》。他和陆游、范成大同列“中兴四大诗人”之中，在南宋算得特色最强的一位著名诗人。根据他自己的编集，这首诗于淳熙五年(1178)在常州所作。[2]金盆：指铜盆。脱：这个字用得很形象，冰从盆里取出宛如脱落。晓冰：应该是趁着夜间温度较低时冻制冰，一大早已经冻好了。[3]钲：一种打击乐器，似锣，形如圆盘，边缘有穿孔系绳，悬于架上敲击。[4]“敲成”句：这个小孩子用彩线穿了冰块，一边敲打，一边乱跑到外面的林子里，喧闹不停。磬：一种打击乐器，石制。[5]玻璃碎地声：冰块逐渐融化，从穿着的彩线上掉下来，宛如玻璃打碎在地上。杨万里 重九后二日同徐克章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1]
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领取青天并入来，和月和天都蘸湿[2]。天既爱酒自古传[3]，月不解饮真浪言[4]。举杯将月一口吞[5]，举头见月犹在天。老夫大笑问客道：月是一团还两团? 酒入诗肠风火发，月入诗肠冰雪泼。一杯未尽诗已成，诵诗向天天亦惊。焉知万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团月[6]。
[1]这首诗作于绍熙五年(1194)，当时杨万里退职家居吉水。据说杨万里对此诗颇为自负，罗大经《鹤林玉露》说：“余年十许岁时，侍家君竹谷老人谒诚斋，亲闻诚斋诵此诗，且曰：‘老夫此作，自谓仿佛李太白。’”徐克章：生平不详。万花川谷：杨万里家中的花园。[2]“老夫”四句：描写月在酒杯的句子并不少见，比如苏轼说“招呼明月到芳樽”、“楼空月入樽”;不管是月被招呼来的，还是自己来的，都没有杨万里写得这样迫不及待和声色热闹。[3]“天既”句：《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裴松之注引《汉纪》里说，曹操禁酒，孔融写信嘲笑他：“夫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所以李白《月下独酌》诗里就说：“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4]“月不解”句：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浪言，乱说。杨万里在翻李白的案，他说酒才倒进杯里月就已经进去了，怎么能说月不解饮呢?[5]“举杯”句：杨万里大概想到了苏轼的《月夜与客饮杏花下》：“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6]“酒入”六句：意谓酒和月越发助长了诗兴，随意吟成即惊动天听。骸骨：古人称请求退职为“乞骸骨”，杨万里现在退职家居，所以自称“一骸骨”。
[解读鉴赏]
很难想象南宋的诗人能够不受江西派的影响，虽然南渡之后对于江西派的批评在与日俱增。这种批评被钱钟书表达得极为生动，他说：
从古人各种著作里收集自己诗歌的材料和词句，从古人的诗里孳生出自己的诗来，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的凭栏眺望一番。内容就愈来愈贫薄，形式也愈变愈严密。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发达到极端，可以使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对外界视而不见，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鱼，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里。
不过，江西派的理论毕竟很能迎合宋代文人那种博学文雅的口味，而且由之也确实能够造成一种颇具深度的美感;所以，那些与日俱增的批评却也并不妨碍它与日俱增的影响。只是在批评和影响的夹缝中，江西派却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我们于是在很多南宋诗人那里看到已经走了样的江西派面貌，尤其是在那些比较出色的诗人中，这种走样的东西反而更为显著。这里所要讲到的范成大和杨万里，就可以作为十分典型的例证。也许从表面上很难把范成大的清新妩丽和杨万里的意趣横生与江西派的思力联系在一起，所以不少评论者往往否认江西派对于他们诗歌创作的关键性影响。他们总是强调范成大的诗学渊源来自张籍、王建和晚唐诗，认为和江西派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是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范成大的诗是他“自官新安掾以后，骨力乃以渐而遒，盖追溯苏黄遗法”，倒是江西派的影响更为重要一些。总是突出杨万里的个性在他诗歌里的表现，仿佛他的诗歌完全出自创新，但是杨万里自己叙述他的学诗过程，却说“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分明不容忽视江西派的影响。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究竟从江西派那里得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又如何表现在他们的诗歌中?也许正是由于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被搞清楚，才使我们难于正确认识范成大和杨万里的诗歌。
我们首先来看范成大，他的诗作总是呈现出某种平和的雅致，这与黄庭坚那样的奇崛峭拔是从根性上颇为不同的。所以，他很少像江西派那样刻意突出思力所造成的美感，毕竟那种美感总是会让人觉得比较刺眼。他早年喜欢学习更为平易的张、王乐府，不知道和这种不同的根性有没有关系。但是张、王乐府的感情比较外露，平易之中也不免带些俗气，这和宋代士大夫的审美品味还有些距离。我们看到，范成大早年的《催租行》虽然标明是“效王建”，但也只是写作题材的相近，而不是写作风格的相近。范成大在这首诗作里已经表现出他后来一贯不变的审美格调，凝练工稳，匀称妥帖。这当然不是江西派的格调，也不是张、王乐府的格调。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范成大似乎意识到要从自己的根性中成就一种独特的美感，其实还是江西派能够给予更多的启发。这是可以从范成大较为后期的诗作中被明显认识的。在那里虽然没有像江西派那样对思力的刻意表现，却有一种对思力的观照。表现就以淋漓尽致为上，所以思力就会使人感到刺眼;观照则推远一步，以含蓄有味为佳，所以思力反倒有些妩丽之态。虽然有这样的不同，但是在诗作中思力压倒感情占据了主要位置，却是共同的审美倾向。思力与感情相比，就像知性之于感性，因此思力不仅能够控制对感性的沉溺，还能够制约感性的混乱无秩序。如果在思力之上再加以观照的态度，就从对感性的沉溺的超拔中产生一种气度的优雅，从制约感性的秩序感中产生一种心境的和谐。这种美感和张王乐府的平易近俗比起来，就不能同日而语了。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会说“骨力乃以渐而遒”，而且看到了渊源所在——“盖追溯苏黄遗法”。不过，还并没有讲出其中的这个曲折。经过这一曲折，黄庭坚的奇崛峭拔就被清新妩丽所取代了。倒是以词出名的姜夔能够看出这个曲折，他说：语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谨于此，清庙之瑟，一唱三叹，远矣哉! 后之学诗者可不务乎?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
“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不同的表现，在苏轼那里和黄庭坚那里表现就不同。对于苏轼，姜夔未必懂得，也未必欣赏。但对于黄庭坚，他却深知其中三昧。通过对黄庭坚的思力之观照，造成了气度的优雅和心境的谐和，从而使人在对感性的超拔中，体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所谓“清庙之瑟，一唱三叹”。“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这是思力;“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是思力外的气度，即从知性谐和的观照中产生的余味。在这里，思力本身并非目的，所以“非善之善者”;气度才是最终的目的，自然是“善之善者”了。其实，姜夔清空骚雅的词风和范成大清新妩丽的词风，从美感的根源上看，原本也是一致的。范成大的写作题材虽然并不十分广泛，但是也并非只限于田园和农户。这里之所以都选了这类题材，是由于从这样近俗的内容中更加容易看清范成大的优雅。我们已经指出他早年的《催租行》较之张王乐府的工稳妥帖，现在从他最具声望的《田园四时杂兴》中同样可以看出类似的格调。和前人的田园诗相比，范成大把陶渊明的质朴变成了平和，却把王维和储光羲的色泽变成了雅致，这也许出于他一贯的根性。就在那种不过不欠的工稳中，显示出气度的优雅和心境的谐和，展示了宋代士大夫标准的审美风格。
和范成大相比，杨万里走向了改变江西派风格的另外一端：他在诗作中极力表现思力的作用，从而使思力所凭借的材料成了次要，形式本身成了首要。在江西派那里，思力的表现需要依托古典的材料，通过反规律地使用古典造成美感：虽然陈与义已经注意到思力本身反规律的使用也能造成美感，却仍然执著于古典的字面。在杨万里看来，似乎能够掌握反规律使用的合理性，就是诗法的灵珠在握，而不必斤斤于古典字面。他所乐道的“活法”，也许正是针对这种理解来的。于是我们就可以不把书本作为思力的唯一表现材料，视野就会远为开阔，像他自己所说的：“万象毕来，献予诗材。”当然从根本上说，他和范成大一样，都是得自江西派的深刻影响。因此，他虽然使古典字面在诗歌思力的表现中处在了次要位置，却并不否认古典字面的积极意义。尤其当这种字面与对思力的反规律使用相得益彰时，他会极力称赞黄庭坚：“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如山谷《猩猩毛笔》是也。”或者当古典字面能够帮助诗作增添典雅之时，他又进入了江西派的思维定势：“每下一俗间言语，无一字无来处，此陈无己、黄鲁直作诗法也。”
这样的创作思路是由他的诗作体现出来的。由于他极力表现思力本身的反规律使用，往往使诗中具有浓重的幽默味道。大家都注意到杨万里的这种特色，却是吴之振讲得最形象：“不笑不足以为诚斋之诗”。我们所选他的《稚子弄冰》就是通过幽默增添了诗意，其中并没有任何出自学问的东西。在他能够娴熟地掌握了这种表达方法之后，幽默就变得更为活泼，从而意趣横生。到了晚年他写的《重九后二日同徐克章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这首诗，处处和古人在作翻案文章，学问、幽默、活泼兼而有之，却浑然不着痕迹，难怪连他自己也深觉得意。可以说，在宋人里，杨万里的诗歌是最具特色的。
另外有一点也许可以提及，就是在范成大和杨万里的诗里，虽然也有对现实社会矛盾的反映，但是总不及陆游那么多。在占统治地位的文艺理论的影响之下，这一点成为判别他们高下的一个标准。其实，如果不把文学和现实的关系看得过分重要，对此标准有时可以忽略不计。范成大和杨万里对于诗歌自身艺术的推进确有贡献，而他们的人格也同样崇高伟大。范成大曾经出使金国，在燕京他面对金国君臣的威逼大义凛然毫不屈服，赢得金国宋朝的一致嘉许;当时他表现出来的气概，是和他的诗风完全不同的。在韩侂胄专权时，杨万里断然拒绝为他所筑的南园作记，后来倒是陆游替他写了，杨万里为此还写诗给陆游予以严厉批评。这样的执守，也和杨万里的幽默活泼的诗风截然不同。对于艺术型的作家，我们往往应该避免把他们和现实联系得太多，从而减少些错误判断。
[阅读思考]
1.试述范成大和杨万里的诗歌和江西派的内在关系，以及他们何以表现出来与江西派不同的面貌。
2. 通过具体诗作，分别阐述范成大和杨万里的创作思路和风格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