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金元骈文·金代骈文·金代中期骈文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辽金元文学的内容·金元骈文·金代骈文·金代中期骈文

从金世宗大定时期开始到金章宗明昌、泰和时期,金朝很少有战事,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尤其儒学颇盛于时,科举也走上正轨;文学创作也相对繁荣起来了。杨奂在评论此时的文学创作时指出:“金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学校自京师达于郡国,专事经术教育,故士大夫之学少华而多实。”(《还山遗稿》卷上)金人元好问也在《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中说:“大定已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这两个人的评论应该说比较切合于大定时期的文学创作实际。此期之文,尤其是骈文确实对金初一些作家追求工丽华美之风有所矫革,表现出追求雅正的趋向,为文少华而多实;但到金代中后期,即章宗明昌以后,特别是承安末年到大安、崇庆这一段时间,随着金代上层贵族阶层生活上的日益奢靡,文风反倒更为绮靡华丽了。所以金代中期的骈文总体上是雅正与华靡并存,前段以雅正为主,而后段则以华靡为主。

大定明昌时期雅正之风的代表人物首先应该说是世宗完颜雍,史称“小尧舜”,他以皇帝身份躬节俭、崇孝悌、倡导淳雅之风(见《金史·世宗纪》)在骈文创作上也一改金初崇尚华丽之习,出之以雅正。如其《答宋孝宗书》以达意为主,以实用为本。虽然文体是骈偶形式,以双行行文,但措词浑朴,雅有其质,总体风格上颇富雅正之态,是纯粹的经世之文。由于他的示范作用,大定期间的骈文出现尚雅求正的倾向,如李石之文不尚浮华,而是力求华实相扶,文质相宜,行文上也在骈偶之中融入散行文字,如其《加上世宗尊号第二表》主体部分讲究俪偶,也不乏整齐之态;但在词藻上则雅而不丽,典而不巧,大有雅正之风。同时在双行对句之中又适时地加进散行文字,以疏通文气,又使文章在雅正的同时兼有疏逸畅达之态。

李石之外,金代大定时期的骈文作者王寂、党怀英等人之作没有停留在一般化的雅正之态上,而是自铸其词,形成金代骈文的自家特色,真正形成华实相扶,文质并重,又充满北方文士特有的刚健清爽之气。

《四库提要·拙轩集提要》中说:“寂文清刻镵露,有戛戛独造之风,在大定、明昌间卓然不愧为作者。”“而文章体格亦足与《滹南》《滏水》相抗行。”总体上王寂之骈文以清雅朗畅为主要特征,有时虽很典丽工巧,但也因其以气命词,大都无晦涩靡丽之累。其《梦赐带笏上表称谢觉而思之得其五六因补其遗忘云》一文充溢着作者的身世之感,尤其是在官场倾轧、角斗之中的切身体验。内容充实,情见乎词,同时又颇重形式之美,对偶精工,藻采纷呈,又典雅富丽。虽然形式上十分精美,但却没有造成浮华繁缛之弊。原因一是前面所说的以情为文,一是作者注意到行文的腾挪变化,虽然通篇双行,无句不对,可是又加强了句式的长短变化,四字对,五字对,六字对,七字对,八字对;单句对,隔句对,自由灵活,卷舒开合,因此便形成清丽朗畅之风。

党怀英为诗为文都不囿于一家一派。元好问《中州集》小传又说党怀英“文似欧公,不为尖新奇险之语;诗似陶、谢,奄有魏晋”。赵秉文在《竹溪先生文集引》中所论与元好问大致相同,但更具体一些:“亡宋百余年间,惟欧阳公之文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使人读之者,亹亹不厌,盖非务奇之为尚,而其势不得不然之为尚也。故翰林学士承旨党公,天资既高,辅以博学。文章冲粹,如其为人。当明昌间,以高文大册,主盟一世。自公之未第时已以文名天下。然公自谓入馆阁后,接诸公游,始知为文法,以欧阳公之文为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欧阳公之文也。晚年五言古体,寄兴高妙,有陶谢之风,此又非可与夸多斗靡者道也。”党怀英之散体文确实似欧公处颇多,从容闲雅,纡徐委婉;骈文有时也带有这种特征,因事遣辞,以达意为本。但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即其文虽从容安雅,平和委备,不过词色并不像欧公文章那样素淡,总体上色泽要浓丽一些。他和欧公的相似点主要在于文气的纡徐委婉,而不在于词色的浓淡。就从一些应用文字来看,党怀英之作在词色上虽比其他人浅淡,但与欧公相比则要更浓一些。如其《请照公和尚开堂疏》在气态上从容不迫,平和安雅,确实有欧公骈文的闲逸之致,但词语上可以看出雕润之功,词色上也并不那么素淡,还是有些色泽的:“阳春白雪,久妙音;明月清风,独游胜境。”这样的词句岂是不雕润词采者所能为?

明昌及其以后华靡文风的代表首先是章宗皇帝本人。他在金代帝王中最以诗文著称,其作品的主体风格则是以绮丽为主,其诗中《聚骨扇》《软金杯》《宫中》都是绮靡之作。由于皇帝带头追求绮丽华靡,于是乎“朝野习尚,遂成风会”(《廿二史札记》)。他的骈体文自然也和他的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呈现出华靡之态。如他在即位之前写的《立原王为皇太孙表》,词采华茂,精雕细刻;在对偶、用典、藻饰等几方面都非常讲究。如“瑶牒宝章,奉徽仪而增惕;龙楼鸡戟,抚蕞质以奚胜”等句不仅对偶工致,而且词采也很精美。在遣词和行文上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华丽轻绮的风习。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当时的不少种文体都呈现出追求绮丽工致的倾向。如一位无名氏所作的《泰宁宫钟款》便染上这种习气,注重形式华美:“窃以将崇至道,敢忘神宇之修;欲振真风,须假鲸音之作。故鸠哲匠,用铸洪钟。縻金索以高悬,建宝楼而迭击。庶使群迷,闻至音而开觉;抑令滞魄,仗余韵以超升。伏愿集此善缘,仰增圣算。时和岁稔,国泰民安。普暨一切有情,莫不均蒙福利。”(《金石萃编》)看得出来,尽管百八十字,还是精雕细琢,务求其工,务求其巧,不但是非对不发,而且有语必丽,尚美倾向特别突出。相形之下,内容则显得不够充实。不止是当时的一些文士追慕这种风气,就连朝廷的应用文字也展示出这一趋向。如章宗明昌二年朝中发布的《孔元措袭封衍圣公诰》就是如此:“圣谟之大,仪范百王;德祚所传,垂光千祀。盖立道以经世,宜承家之有人。文宣王五十一代孙孔元措,秀阜衍祥,清洙流润;芝兰异禀,蔚为宗党之英;诗礼旧闻,蚤服父兄之训。语年虽妙,论德已成。肆疏世爵之封,仍焕章身之数。非独增华于尔族,固将振耀于斯文。勉嗣前修,用光新命。”看得出来,本文有明显的求丽求工的倾向,全以双行行文,无一句不对,雕润之迹甚明,确实表现出华靡的特征,给人一种文过其质的感觉。

其实,金代中期骈文这种雅正与华靡之风在各个时期还互有消长。大体上是前半期雅正之风较盛,而后半期则是绮丽之风较强,以至于在文坛上占有显要的位置,因此便引起一些文章家的反对,并且采取一些特殊的方式加以变革,以便使文风重归于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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