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金元词·金元词的北宗风范

辽金元文学的内容·金元词·金元词的北宗风范

任何创新都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北方金元词坛的“重建”，并非一片空白之上的“新造”。建立金国的女真族虽然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但金源文化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创作却是直接承继了北宋的传统。与南宋词一样，产生于北方的金元词也是北宋词的嫡嗣。对于南、北词坛与北宋词坛的这种承继关系，钟振振曾借用白居易诗句形象地描述为：“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①

金朝词坛主要从两个方面继承了北宋的词学传统。一是在创作队伍方面“借才异代”。《金史·文艺传》云：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藉图，宋士多归之。

金人灭北宋后，“汉化”的一个重要措施便是积极招纳前朝人才，其中便包括了许多能诗善词之士。事实上，开启金词“山林”的宇文虚中、高士谈、吴激、蔡松年等皆为“宋儒”。此外，曾作为当年词文学创作中心的中原地区，必定还有未能南渡的大量不知名的能词之士。正是这些“异代”之士构成了最初北方词人队伍的骨干，促成了北方词坛的重建。二是在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方面承接于北宋词学。词文学发展至北宋末年，基本上形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词体范式： 以周邦彦为代表的讲究格律、词情婉丽的“本色”之词，和以苏轼为代表的注重“言志”而风格豪放的词中“别体”。北宋后的北方金元词，从总体上讲，是对苏轼一脉“别体”传统的继承和光大。

词坛中心的南移和北方词坛的重建，使12、13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出现了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中独立发展的南北两个词坛。双方虽然同宗北宋，但在创作方向上都未走北宋“老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作面貌，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中华书局《词话丛编》)称：

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方刚……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

陈匪石《声执》也指出：“金据中原之地，郝经所谓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者，迥异于南方之文弱。”他们都注意到了北方词风迥异于南宋与地理文化环境之间的必然联系。

造成金元词风格固然是南北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同时也是词体内部原本存在的南北文化质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和分化的必然结果。唐宋词被视为“南方文学”^①，其柔弱香软的风格与作者多为“南人”和江南水乡“斜桥红袖”的创作氛围有密切关系。而苏轼“豪放”之作的文化色彩则与众不同，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曾“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②，《念奴娇·赤壁怀古》被认为“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③。东坡这类富于“阳刚”之气的审美风格，实际上正是以“东州壮士”和“关西大汉”为象征的北方文化质素的体现。在东坡之前，词坛上也偶有这类“豪放”词出现，所写情事恰恰也都与作者的北方经历或北方的史迹有关^④。晁补之(济州人)和贺铸(卫州人)写有一些或旷逸或豪雄的学苏之作，而二人也皆为“北人”。贺铸著名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即为西北边事而发。应该说，“豪放”体本身更多地体现了北方文化精神，北方地理文化环境更适宜于“豪放”体的产生。北方文化质素虽然客观存在于北宋词的创作中，但一直十分微弱，在南北统一的条件下，尚难以进一步壮大并从总体上改变词体的“南方文学”特色。然而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分治，南北文化的差异被进一步强化，南北词坛对于接受北宋词传统，出现了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有别于南宋词坛崇尚清真词的主流倾向，北方金元词坛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具有北方文化特质的“东坡范式”，在审美特征、主题倾向、词体形式等各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的“北方文学”特色。

如何概括和描述南宋和金元词的这种不同的地理文化特质，我们不妨借用清人论词的观点。浙西派词人厉鹗受禅宗和画论的启发，“以词譬之画”，曾将词分为南宗和北宗，指出：“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①

厉鹗从地域文化角度立论以揭示不同词风的差异，无疑是别具只眼，但其所论囿于南宋词坛，则未免画地为牢。稍晚的张其锦在《梅边吹笛谱跋》^②中发挥厉鹗之说，其目光较其前辈要开阔一些。他进一步将视野延伸到了宋后直到清代词坛，认为“元代两家并行”，清朝诸名家皆“上宗南宋”。张氏从词史演进的角度勾勒出了一条南北二宗流衍变迁的线索，然而他对两派的考察同样局限于南宋词坛。如果沿着厉、张二氏的思路，我们追索12、13世纪完整的中国词坛，便会发现：厉、张二氏关于南宋词坛的分析虽然无差，但更大范围的“北宗”词派——亦即“北宗”主体，原本存在于北方的广袤大地上。这就是说，当时的中国词坛实际上存在着体现着不同地域文化精神的两个体派——南宗词派与北宗词派。

南宗词派和北宗词派主要是一种文化地理意义上的划分。南宗词中有豪放旷逸之情，北宗词同样也不乏婉约清丽之辞，但不同的文化精神则分别为它们打上不同的地域底色。南宗词与北宗词分别为当时南宋和金元词坛的主流，但其精神辐射却又往往不受地域所限。如上述厉鹗、张其锦虽然忽略了北方词坛的存在，但他们对南宋词坛南北宗的分析却是合乎实际的，豪雄悲壮的稼轩词极大地撼动了当时词坛，但终南宋一代却不预 “雅词”和“正宗”之列;相反，在北方辛词却备受推崇，元好问称：“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①元代北方词人刘敏中又进一步补充曰：“最擅名者东坡苏氏，辛稼轩次之，近世元遗山又次之。三家体裁各殊，并传而不相悖。”^②——辛——元，三者一脉相承而为词坛翘楚和正传，显然这里表现了北宗词派对稼轩的认同和接纳。就词学渊源和词体特征而言，稼轩词与北方的金源词坛确实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实质上是北宗精神的南移，与北方词坛的主流派共同构成了当时词坛上的北宗体派^③。

从总的创作态势上讲，金元词无疑属于北宗词体系，这不仅表现在它的流变过程大部分是发生在北方的土地上，更重要的是它的基本风格范式体现了一种北方文化所赋予的审美特质。元实现天下混一后，南宗词再度复兴，金元词的发展流程中又汇入了以张翥为代表的南宗词派，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这并不足以改变金元词总体上的北宗词属性。在金元两代词坛上，就数量而言，无论是词人还是作品，北宗体派都有着明显的绝对优势，占据着词体创作的主体地位;就艺术水平而论，北宗词虽未能达到南宗词的高度，但从创始至繁盛，从稚嫩到成熟，开创了一片词体艺术新天地，形成了词坛上的一个新体派，其创新的力度和收获则是元后期的南宗词所无法比拟的。

注释

① 《论金元明清词》,见《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编印。① 杨海明《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② 宋苏轼《与鲜于子骏书》,《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排印本。③ 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说郛》卷二四引清陶氏刊本。④ 如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刘潜(一说李冠)的《六州歌头》(刘项起吞并)等。① 《张今涪红螺词序》,载《樊榭山房全集》卷四,上海涵芬楼《丛书集成初编》本。② 《清名家词》卷六,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① 《遗山自题乐府引》,《疆村丛书》本。② 《中庵集》卷九,《四库全书》本。③ 详说见赵维江《吴蔡体与稼轩体》,载《宋代文学研究辑刊》第3期,丽文文化公司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