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交通·唐代馆驿制度与文学创作

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交通·唐代馆驿制度与文学创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也置驿设馆，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馆驿制度，唐朝则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馆驿制度。唐文人应举、赴选、出使、赴任、迁贬，漫长的行旅途中，常打交道的，就是道路沿线的馆驿、客亭、旅店，以及相当于旅店客馆的寺庙道观。总而言之，他们或多或少都得受馆驿的制度约束。馆驿制度、交通设施与唐文人行旅生活有很紧密的联系，并由此而对唐人文学创作发生了深刻影响。

馆驿制度促进了唐人文学创作方式的变化，在行旅中出现了大量馆驿题壁、题名、纪行、送别、留别、异地寄和之作。适应行旅生活流动不定的特点，唐人灵活运用各种各样的创作方式和文学形式叙事抒怀。

题壁 唐文人出行机会多，馆驿客亭、佛寺、道观遍布全国，题诗的机会多，处所多，兴会更多，这就带来了题壁诗的繁荣。这不仅反映在题壁数量之巨大上，而且表现为作者队伍的高度社会化。题壁方式多样，有时即兴直题，有时先写好诗稿，再誊抄上去，此外还有继题、转题、寄题等。题壁不仅有审美功能，而且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功能。

题名、联句 题名、联句都是文人在旅行中经常运用的文学创作方式。有的仅记录了姓名年月及旅途往来，没有多少文学意味，有的却写得“流连感怆”，颇有文学意义。与此相关的有联句，其特点，一是同题共咏，二是联珠叠唱，三是审韵谐律。众作汇集，成为一篇，其佳妙之处是个人创作所不可替代的。行迈途中只要遇到工诗能文之士就有可能举题连缀，在竞赛活动中完成创作，其中的审美愉悦也不同于独自行吟。

送别诗 唐人送别，多在交通沿线馆驿中进行。送别饯行，既是一种社交活动，也常常是一种文学活动，因为只要有文士参与，必然即兴赋诗，展开酬赠等唱和活动，甚至结集流布。两京、荆扬等中心城市郊外馆驿，常因文士频频举宴聚会而显得特别热闹，故送别是与行旅密切相关的一类题材。唐人送别诗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着重对离别这一事件本身作形象化描写，常运用比兴、象征等手法对别情、别意以及行旅漂泊情景进行比况，营造离别意境。由于诗中出现大多是读者熟悉的意象与场景，能帮助读者体会离别之情，故容易引起共鸣，所写的离别有概括性。另一种写法只针对一时一人一事，扣住具体的离别事件作细致叙写，常详写送别对象、过程，想象对方沿路征行的情景，有的还交代送别原因。这么写，二人的友谊是突出了，但由于所写内容都只有个别性，没有普遍性，读者对行旅背景缺乏了解，对诗中所说感到陌生，所以难以引发同感。在唐代，运用第一种写法创作出的佳制甚多，王勃、王维、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代表了唐人送别诗的艺术成就，但数量少;运用第二种写法创作的诗值得一提的少，量却极大，代表着唐人送别的主流。

异地寄和 异地寄和是天各一方的唐文人维持唱酬的主要方式，是唐代社会流行的文人唱和方式之一。它通过驿递以及顺路捎带等方式实现。原唱者从甲地寄诗到乙地，对方收到诗后，往往写成酬答之作，回寄过来。甲方收到乙方和作，有时又寄诗过去，引起新的一轮和答，如此往复，往往形成文集。酬寄作为双向交流的文学活动，选择性很强，不是自己的多年故友或敬重的前辈，诗才若不能和自己相匹敌，就不会随便与之有文字交往。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与令狐楚，都是这样的至交。这种关系体现了中晚唐文人之间复杂的社群关系，却与大臣结党营私有着本质的不同。唐人创作这类诗歌时很崇尚艺术创新，在制题、措辞、语气方面都颇多讲究，这使得寄和之作成为“智慧的技巧的文学”^①。

驿递制度与唐人文书传送 驿递制度与唐诗的流播有很密切的关系。“驿递”即通过驿传递送，传递的对象是各种公私物资和文书，唐诗就夹杂在其中进行传递。文书有因便使、遣差官、交邮驿三种寄达方式。“因便使”就是附驿递进，不遣专使。“遣差官”即遣专使投送，送的往往是紧急文书。交邮驿即交由邮驿中的驿卒、递夫担负传递任务，通过这一渠道邮寄的比较多。随着馆驿、进奏制度的变化，唐人文书传送途径与方式也在不断改进。唐诗传播面因而更广，方式也更多样。

水陆交通是唐诗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唐人诗文经常通过驿路寄送，不仅京师与诸州如此，地方官的文字往还也是这样。吴楚、吴蜀、吴洛、荆潭、荆夔、并汴诸州的文士，每赋诗，常飞函相示，且命同作。即使出处乖远，亦如邻封。传递方式也多种多样。

其一，利用奉使、应举、朝集、贺正、上计等机会“便寄”。机会一来，人们总不失时机地向亲故寄送诗文。由于机会难得，一次所寄不限于一种，通常是诗、文兼寄。往返于两京的宫员、使客到达某地后，当地官员往往托他带去寄赠给对方的诗篇，有时出使一次，带回很多诗章。有时托本州使京者，白居易在忠州时，便通过本州使京者寄诗给京城僚友。

其二，委托路上遇到的使客捎带，有的是军使，有的是出使的郎官御史。刺史、节镇有时则派遣专使传送文书。有时为了快捷，雇请脚力或交由仆人投送。上述文书寄送方式都是在正常的邮递之外另辟的，能否实现，得看机会的有无。尽管如此，但因其灵活多样，适应面广，故仍然是水陆交通中通行的唐诗传播方式。

诗歌传播路线与唐代交通路线基本重合，交通繁忙的驿道同时也是诗歌流播的主要路线。唐前期政局变动频繁，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等因此而不断南贬，诗歌也随之南播。中唐时，元稹居京，白居易则在江西、巴蜀为官，前后酬寄不断，于是出现了“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①的现象。令狐楚镇汴州，与吴越文士以诗相寄和，于是出现了“新诗传咏忽纷纷，楚老吴娃耳遍闻。尽解呼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将军”^②的现象，可见水陆交通对文学作品的宣播，作家声名的传扬能产生广泛影响。

唐代交通与唐人文集面貌的变化 唐人文集成集之前还有一个较长的流传过程，其间常出现作品数量的增减，篇第的错乱，文字的讹异。致误的原因之一是诗歌的题壁与转抄。题壁会引起别人转抄，这好处固然颇多，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多。其一，题诗上壁后文字可能经好事者改动，作者也会不断修改诗稿，造成一首诗存在两种以上的版本，壁上诗播于人口，卷上诗传于人手，除非作者手定，否则莫衷一是。有时候一首题壁有两个文字不尽相同的题目，其实，一个是题壁时名，一个是卷上诗题名，并非讹误，而是两种情境下创制的题目。其二，与此类似，投寄送别诗也有两个版本，一本在对方，一本作者自将，文字也会发生变异，两个版本同时流传。其三，唐人制题往往带有叙事性质，多对成诗事由、经过、目的作出交代。其中佳制，道路上的行客读后往往转抄，有意无意间会将原题中的字漏省，如题壁诗中的“题”、“屋”、“壁”、“驿”等字就经常被省略或漏失，导致版本差异，《全唐诗》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其四，寄题(即委托别人将自己的诗篇题写在指定处所)也容易造成版本歧异，录文入集之际有可能漏写原作诗句。

注释

① 前川幸雄《智慧的技巧的文学》,《日本白居易研究论文选》第194页,马歌东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① 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全唐文》卷六五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② 白居易《宣武令狐相公以诗寄赠传播吴中聊奉短草用申酬谢》,《全唐诗》卷四四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