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先秦历史散文·《春秋》和《左传》

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先秦历史散文·《春秋》和《左传》

“春秋”原来泛指上古各国史书(墨子自称曾见“百国春秋”)。由于孔子利用鲁国的史籍写成他的一部个人著作，后世专指孔子之书为《春秋》。这本书的起讫年代(前722-前481)被称为春秋时代。

《春秋》是一部历史大事记，只有一万六千五百余字，然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在经学史上，它是五经之一，西汉时甚至成为行政和司法的原则，有的官吏竟援引《春秋》以决狱讼。在史学史上，它是第一部系统的历史大纲，以鲁史为线索，全面地记录了242年间中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宗教等重大活动，逐年逐月，没有间断，而且准确可信。较之资料汇编性质的《尚书》前进了一大步。孔子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间史学家。

从文学史看，《春秋》还不能算散文，仅有句而不成篇。记事极简略，最短者仅一年一字(隐公八年，螟)，最长的一年四十余字，所以有人认为是“烂断朝报”。但仍对后世散文有积极贡献。第一、创立了所谓“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委婉地给人物和事件以恰如其分的评价，通过“微言大义”，“寓褒贬，别善恶”。如“郑伯克段于鄢”，用六个字记录并评价郑国一次内战。据《左传》分析：“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同样记战争，有侵、伐、入、袭、克、取、平、救、围、还、败、败绩……等区别。同样是杀人，杀有罪曰诛，无罪曰杀，下杀上为弑。同样是死亡，卿大夫为卒，诸侯称薨，天子称崩。这本是当时史官的传统，经孔子发扬光大，为后世进步史学家和文学家所继承。第二、言简意赅，用词造句精确有序。如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陨石”句，先听觉，后视觉，找到落地之处，再计其数。“六鹢”句，先粗看天上有六点黑点;再细看，原来是鹢鸟;仔细瞧，竟然是退飞;继续盯着看，它们到底飞向何方，经过宋都才不见了。如此细密地观察和描述，不仅对后世记事文学、而且在自然科学考查史上也树立了榜样。

《春秋》写成之后，有不少人为之作注释，当时称为“传”。今存有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三传，统称《春秋三传》。本节先介绍《左氏春秋传》。它又名《春秋左传》《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因为作者是左丘明，故名。历代学者对此常有怀疑，迄今为止，大多数学者还是维持左丘明的著作权。他是鲁国人，是孔子的弟子辈，年代稍晚，故记事虽与《春秋》同时开始，而结束却晚于《春秋》13年。此书以《春秋》为纲，逐年加以补充，详记孔子所略史实。如《春秋》仅有“郑伯克段于鄢”一句话，《左传》则详详细细写成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全书约二十万字，篇幅比《春秋》扩大十几倍，已不再是标题新闻摘编，而是严格意义上的编年史，也是成功的历史散文。

左氏十分尊重孔子，处处以孔子之是非标准来评价历史，但也有差异。一、孔子尊王贬霸，左氏对周天子十分冷淡，写五霸皆虎虎有生气。二、孔子尊君贱民，“为尊者讳”;左氏则表现出明显的民本思想，对于失民心之君(如鲁昭公)，批评毫不留情。三、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左氏相信鬼神、卜筮，记录了不少迷信活动，但又主张民为神之主，似乎天和神也要服从民意。

《左传》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可以从几方面来看：

第一，擅长写战争。春秋时期，列国纷争，战乱频仍。《左传》所记述数百次，重点写其中五大战役，轰轰烈烈，历来备受称赞。写小的战斗也各具特色，生动突出。作者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描述，总是力图深入揭示战争的酝酿经过，诸多矛盾的形成与激化，或胜或负的经验与教训，使读者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如晋楚城濮之战，是两大国争霸的第一次较量。从晋文公整顿内政写起，如何训练士卒，慎择将帅，严肃纪律，确立忠信观念等等。接着扫清外围，既而展开争取齐、秦的外交活动。待到两军对阵，晋文公克服攻击前的犹豫，进行正确的部署。楚军主将子玉骄而无礼，求胜心切。结果，晋军得胜，楚军大败。文章最后总结说：“君子谓是役也，能以德攻。”即所谓“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这也是左氏对待当时许多战争的基本态度。

小的战斗如齐鲁长勺之战。作者首先注意靠什么打仗的问题，靠祭祀神灵和小恩小惠都不行，只有诚心实意为百姓办事，才能有战胜强敌的群众基础。然而仅仅道义还不够，必须讲究战略战术。要避其锐气，击其衰竭，要仔细考察地形，正确判断敌军虚实，选择适当时机发动进攻和追击。《左传》十分欣赏其中关键人物曹刿，对他的言语、动作、神情、心态，指挥若定的气派，有非常具体的描写。这个故事《国语》和《管子》都有记载。二书都详于记言，而略于记事写人，其文学性比《左传》差得多。

第二，精心描述政治纷争尤其是政变。据司马迁说，《春秋》记弑君36次。《左传》对其中最重要的十几次作了详细的记述。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得手的政变。如齐国连称、管至父弑齐襄公。《左传》中这段文字并不长，但情节紧张，曲折多变，富于戏剧性。二是失败的政变。如晋灵公谋赵盾。灵公暴虐，久失君德，把执政大臣赵盾视为眼中钉，刺客受命入室行刺，却自杀而不从君命;养甲士设伏围攻，却有人临阵倒戈;人无可使，至于用犬，足见其失道寡助。赵盾恭敬爱民，忠于国家，不顾个人安危，故能得道多助，遇难呈祥，化险为夷。后世戏剧有《闹朝扑犬》等，即演义其事。第三类是渔翁得利的政变。如楚国子干子皙发动政变，楚灵王被迫逃亡在外并自杀，公子弃疾趁机故意制造混乱，弄得子干子皙惶惶不安而自杀，弃疾坐收渔利，取得政权。这些政变，头绪纷繁，矛盾错综，人物众多，斗争紧张。作者能抓住要害，剖析其因果关系，以大人物为中心，以小人物为陪衬，写来有条不紊，重点突出，疏密得当，技巧很高明，为后世史传文学和历史小说提供了经验。

第三，有意识地刻画人物个性特征。由于采用编年体分年纪事，《左传》还没有后世那种人物专传，而是通过分散在不同时间的言行从而展示其品德和性格。大致可分为累积型和闪现型两大类^①。前者主要是活跃在当时历史舞台上的某些国君和著名的卿大夫，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鲁昭公、宋子产、晋叔向、齐晏婴等人物，大致属于累积型。所谓闪现型，即通过一时一事或一言一行，显现其不凡的见识和卓越的人品，虽然在历史上一纵即逝，闪烁而过，但由于有《左传》的生动记录，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鲁国平民军事家曹刿、晋国不争功的介子推、郑国爱国商人弦高、齐国舍身救主的逢丑父、楚国的野心家白公胜、宋国的和平主义者向戌、吴国的学者公子季札、虞国的贤臣宫之奇，还有些小人物如刺客专诸，宦者寺人披，女性如楚邓曼，晋骊姬，秦怀赢等等，不胜枚举。

第四，《左传》的叙事不限于纯客观地有闻必录，而是试图探索历史演变的必然性。美国学者王靖宇对此指出：“显然不仅仅是对一系列事件的罗列，它还意味着一种尝试，即把所报告的种种孤立事件联系起来，从混乱而不连贯的往事中找出某种道理和意义。”^②其手法多样，以实录为主而又富于想象。作者善于捕捉细节，力求真实准确，以体现典型环境中的突出性格。如写卫献公返国途中对欢迎者的不同态度：“大夫逆之境者，执其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而已。”从表情的微妙变化，可见此人政治气量狭小，对他人斤斤计较。又如，写晋将先轸之粗犷，因晋襄公误听母后之言而释秦囚，放虎归山，先轸竟在朝廷上大发雷霆，说：“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不顾而唾! ”几句话，一个动作，把这位忠直而刚强的将军个性展现得活灵活现。为克服分年记事的限制，力求故事的完整性，《左传》往往采用追叙补叙，以“初”字插入往事。有时在前面留下伏笔，若干年后又有照应。可以看出作者在结构上针线细密，颇具匠心。

古代史家常指责《左传》“好奇”。这主要是指作者每每通过神奇的故事甚至想象的手段，来增强情节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如成公十年，晋平公梦恶鬼，向他索命报冤;请来秦国名医，又梦见二小儿为避开名医之针与药，深入膏与肓之间。还有桑田巫为之释梦，小臣梦负日，终于被指派殉葬等等，一系列的梦境，令人毛骨悚然，如读志怪小说。这些素材可能取之于当时的民间传说甚至巫史记录，但是把它们提炼加工，有机地融入《左传》之中，不隔不赘，平添意味，乃是左丘明的功劳。

第五，关于《左传》的记言文。

最为后人称道的首先是行人外交辞令。如僖公三十年，郑烛之武退秦师，着重剖析秦、晋、郑三国利害关系，强调亡郑无利于秦，反能有利于秦之宿敌晋国，保存郑国对秦国有益而无害。说理周密，委婉动听，因而打动秦穆公立即退兵。襄公三十一年，郑子产聘晋，馆舍较小，子产竟拆毁院墙。晋人怒而指责，子产据理回答，指斥晋国之傲慢，力陈小国之无奈。晋方无言以对，只好道歉。子产这番言辞，把无理之举说成有理，为小国出气，后来得到孔子的称赞。此外如楚屈完对齐君，鲁展喜犒齐师，晋阴甥对秦伯，都是在紧张的战阵之际，弱者依靠辞令对付强者，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终于缓解矛盾，保存国家尊严和外交体面。皆精心结撰之名作，不可能是当时的实录。

其次是臣下谏说之言。如僖公五年，虞宫之奇谏虞公假道于晋以伐虢，以“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虢关系，后来成为成语。桓公六年，随季梁谏追楚师，告诫小国之君切勿轻敌。这些都是历来传诵的名文。至于晏婴论和与同，师旷论“君”，师服论“名”等，已是成熟的专题论文。《左传》常用“君子曰”来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论，是后世史论之始。《史记》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即效法其体例。

作为叙事文学来看，《左传》是第一部成功之作。既有重要的地位，也必然还存在不足。由于它语言过分求简，拘守按时代分散叙事体例，以及拼接利用旧史料时剪裁太多，以致有些故事情节不够完整，事件原委交待不够清楚，人称前后不一，倘无后人批注，竟不知某某即某某。这都表现出由史官的群体记录到作家的个人融会贯通的过渡性。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后世遂有《左传纪事本末》《左传事纬》之类著作出现。

注释

① 孙绿怡《〈左传〉 与中国古典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② 王靖宇《左传与中国传统小说论集》第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