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之区域学术精神与诗文风貌·中期浙江:众派归一与文论折中

元代之区域学术精神与诗文风貌·中期浙江:众派归一与文论折中

宋代浙江一带有永康学派、永嘉学派、金华学派，以及吕祖谦的东莱之学。永康和永嘉之学接近，后世称其为事功之学或功利之学，东莱之学以文献称，哲学上兼取各家，实为不派之派。所以，这些学派影响后世的，实是事功之学和金华义理之学。这些学派在元代学源交叉，相互吸收，呈交融之势，到元代，实成众派归一之势。

其实，宋代浙江地区文学领域林立的各派，在元初也同样走向众派归一。要了解浙东文派的这一发展，还必须从元初永康后学方凤谈起。王崇炳《金华征献录·忠义传·方凤传》说：

未几宋亡，遂绝意仕进，而益肆力于诗，诗日益工，而业日益落。故义乌知县吴渭，思兴起诗文，辟家塾吴溪上，延至之……晚善括苍吴子善、武夷谢皋羽，为生死交……间岁西游，访遗览古，自陵阳牟献之、新安方万里，若淮阴龚圣予、剡源戴帅初、永康胡穆仲、南阳仇仁近、蒲田刘声之、吴兴陈无逸，皆联文字交……每遇雄关复奥、长江巨浸、破军蹶将之处，悼天堑不守，辄俯仰徘徊，悲不自禁，一切见于诗文。柳道传称凤诗体裁纯密，声节娴婉，不缘琢镂，而神融气浩，然而抑扬顿挫，时以寄其故国旧君之思。凤论诗尝曰：“凡诗之作，由人心生也。使遭变而不悲《黍离》，居嫠而不念仪髦，望白云而不思亲，闻山阳笛而不怀故，是无人心矣，尚复有诗哉!”宋季文弊，凤颇厌之，尝谓学者曰：“文章必真实中正，方有关于世，他则腐烂漫漶，当与东华尘土尽耳。”

显然，他和他的同道谢翱、吴思齐等的文学主张和诗风文风追求，与宋末以来浙东派大不相同，其关注时事和壮怀激烈，与龙川陈亮的主张有渊源关系，由于遭际世乱，又主张学杜。于是在客观上，于诗于文，都与宋代的江西派有接近之势。又由于他广交一时诗伯，自然相互影响，故成融合各家的趋势。但是，如果说由于方凤等人的创作，使浙江之诗文在当时“为之一变”，则是夸大了他在当时的影响。他在当时确有一定影响，如在月泉吟社的征诗活动中，他与谢翱、吴思齐担任考官，品定诗作，自然以他们的诗歌主张和追求影响参与活动的诗家。但在元初，主导浙江文坛的还不是方凤等人，而是戴表元、仇远、白珽等。方凤一派的人在浙东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则是到了元中期，此时活动于浙江文坛并在全国有相当影响的是方凤的学生——“义乌三先生”柳贯、黄溍、吴莱。“柳贯、黄溍、吴莱诸文章大家，皆出其门”(应廷育《金华先民传·名儒传》)，方凤在元代诗文发展史上的地位，是由其弟子们奠定的。诗文领域众派归一的实效，在方凤弟子们身上体现了出来。他们都是婺中人，后人或称之为婺中文人群体。

那么能不能说元中期浙江诗文就是方凤诗文风格的延续呢?显然，从诗风文风发展的实际看，还不完全是这样。其弟子黄溍就注意到了方凤之后的“变”，他序方凤诗，说：“先生殁，其音遂绝。”因时事造成的方凤诗文的“危苦激切”，由于时移世变，在他弟子们的诗文中是找不到了。他的弟子从他那里继承的，既不是诗文风格，也不是诗文内容，而是众派归一的精神。具体体现在他的弟子黄溍、柳贯等人身上，则是诗文理论和诗文风格的折中。

这所谓的折中，有义理与事功的折中，有气与理的折中，有心与理的折中。如黄溍论文，既讲“任气”又主张“御气”^①;论诗倡导“诗成于心”，而其诗作又“本于性情之正”^②。柳贯也是如此，他论诗既要求写“吾胸中天趣流行之妙”，又要求诗要表现“义理之真”，“性情之正”^①等。他们的诗文风格也表现出这种折中性。黄溍在三先生中最为著名，是浙江文风的代表。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黄溍文为苏轼之疏畅，而归本欧阳修之纡徐;学则朱熹之义理，而兼吕祖谦之文献。”^②说他的散文“议论不为矜张而有深识，叙事焯有裁制而无循情;尽而不污，婉而章，虽无欧阳之流韵，而有欧阳之洁致”。诗则“不苏不黄，超绝町畦”，“雄茂之气，修洁之词，不专事模拟，讲格律，而卓然以自名家”。古体更是“以坦迤出雄迈，含茂丽于简澹，卓尔大雅，足以上攀陈子昂，而远窥陶元亮”。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赞赏他为人正直孤洁，一些文章颇能见出他的个性，他“以耿介之心表达对社会人情物理的感受，思想趋向深沉”^③。漆绪邦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认为他文风以平和雅正为主，极近虞集。他入仕后的散文，颇多台阁气息，而入仕前的作品，有真情真识，颇堪讽味^④。柳贯也是如此，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称他的文章为“四杰之秀”，其文“醇粹明白，以曾参苏，而文无躁气”。说其诗“以唐矫宋，以晋参唐……五七言律，丽不犯纤，健不乖律，跌宕昭彰，大体不离于杜者近是;而七言古则以李白参杜甫，五言古则以阮籍、郭璞参陈子昂、李白”。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对他的诗有较多论述，说他论诗推崇杜甫和李白，但其诗风实受江西诗派影响，古硬奇瘦。他写有不少七古长篇，遣词命意都很奇特，也常发议论。至于吴莱，清代王士祯论诗绝句就说：“渊颖歌行格尽奇。”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也说吴莱文章磊落有奇气，为黄、柳所不可比。“其文寓凌厉于峭实，以汉窥秦;其诗以雄怪发才藻，以韩学杜;势崭语重，殆欲抗行北学之亢厉，而以力湔宋文之冗絮”。特别指出“其文质重，自然回澜，异于黄溍、柳贯之疏畅出宋人;所以疏而不快，缓而非懦”。其诗也有淡泊一格。

注释

① 《黄文献公集》卷三《山南先生述》,卷六《吴正传文集序》,卷四《题山房集》。② 清韩慧基《重校黄文献公文集序》,《黄文献公集》卷首。① 《柳待制文集》卷一五《重修适意亭记》,卷一三《答临川危太朴书》。②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蓝田新中国书局1943年版。③ 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④ 漆绪邦主编《中国散文通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