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隋唐五代文学与敦煌文献·敦煌诗歌

隋唐五代文学的文献·隋唐五代文学与敦煌文献·敦煌诗歌

诗歌是敦煌文学作品中的大宗，以唐五代诗为主体，既有传统文人的雅正之作，也有民间通俗白话诗，总数在三千首左右。按照诗歌写本的实际形态，可以区分为诗集诗抄写本与零散诗篇两类。前者除了少数见诸文献著录的诗歌总集、别集外，大多数属于具有总集或别集特征的诗歌丛抄。后者则主要是见诸经头卷尾和僧俗杂写中的零篇断章。

敦煌唐五代诗歌总集，已知的有初唐崔融编《珠英集》(S.2717、P.3771)和晚唐蔡省风编《瑶池新咏》(Dx.6722+6654+3861+3872+3874+11050)二种，均为唐宋书志著录但久已失传的“唐人选唐诗”专集。《珠英集》两个写本，残存卷四、卷五的部分内容，共存诗55首，其中《全唐诗》等未载之佚诗30首。大部分佚诗已见于王重民《补全唐诗》，完整的整理本见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和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瑶池新咏》是近年从俄藏敦煌文书中发现的一个唐女诗人诗歌选集，加上最新发现的写本残片，计残存李季兰、元淳、吉中孚妻张夫人、崔仲容4位女诗人诗作23首，相当于《瑶池新咏》全书的五分之一^①。崔融《珠英集》和蔡省风《瑶池新咏》的发现，使流传至今的“唐人选唐诗”原本增加到11种。尽管这两个选本并非完全以艺术价值作为编选标准，但二者所涉及的初唐朝士和中晚唐女诗人两个特殊的创作群体，无疑丰富了我们对唐代诗歌的认识。

敦煌写本中的诗人别集，所存写本最多的是《王梵志诗集》。王梵志诗集，日人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宋史·艺文志·七》著录，均不传。唯《诗式》《云溪友议》《鉴诫录》等唐宋诗话笔记、禅宗语录散存其诗二十余首。敦煌遗书中存有王梵志诗写本三十余种，包括一卷本、三卷本(2种)、一百一十首本等多个系统。一卷本存14个写本诗92首。“上中下”三卷本有序，卷上存4个写本诗20首，卷中存3个写本诗59首，卷下阙佚未见。“一二三”三卷本卷三存4个写本诗72首，卷一、卷二阙佚未见。一百一十首本由S.4277与Φ256、Dx.485、Dx.1349缀合而成，存诗69首。卷末有抄写者法忍题记：“大历六年五月□日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沙门法忍写之记。”王梵志诗内容驳杂，或以为非某个特定个人的创作。不同系统的诗集，其产生时代也先后有别。另外，现存王梵志诗中，也已发现他人作品羼入及与他人作品相混的现象^②，说明“王梵志诗”有作为众多白话诗人作品集合体存在的可能。包括敦煌写本和传世文献在内的王梵志诗共计约390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系统的写本之间，无互见重出诗歌;写本与传世文献中的王梵志诗也无互见重出现象，对此目前尚无合理的解释。另外，今人整理本多将仅见于“上中下”三卷本系统的《王梵志诗集》原序，用作全部王梵志诗作品的总序，甚至将序中“制诗三百余首”与现存诗数相比拟，其实这是一个不经意的误解。王梵志诗在敦煌诗歌中研究最为深入，海内外先后有多种整理本出版，较早出版的有法国戴密微(Paul Demieville)《王梵志诗(附太公家教)》(法兰西学院高等中国学研究所1982) 和张锡厚 《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此后又有台湾学者朱凤玉的《王梵志诗研究》(学生书局1986—1987)。以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收诗最全，也最为精审。张锡厚编《王梵志诗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收录近代以来学术界有关校勘论述成果，可供参阅。

见诸文献著录的其他别集类写本还有《李峤杂咏注》(P.3738、S.555、Dx.10298+Dx.5898+Dx.2999+Dx.3058+Dx.11210)、赵嘏 《读史编年诗》(S.619)两种。《李峤杂咏注》是唯一保存至今的唐人注本唐人诗集，英法所藏的两个写本，最早由王重民发现，并撰有叙录(《敦煌古籍叙录》卷五)。分编五号的俄藏残片原本同卷，近年始经比定为《李峤杂咏注》的第三个写本^①。李峤《杂咏诗》原诗今存于世，但张庭芳注久佚不传。日本有多个《李峤杂咏注》古写本传世，然均非张注原貌^②。敦煌本三卷共存诗17首，注文有简略之处，但较日本古写本更接近张注原貌。赵嘏《读史编年诗》存卷上序及1—28岁诗35首，为“岁谱”性质的诗学启蒙读物。另外，根据残存诗篇推测可能为诗人别集的还有《高适诗集》(P.3862)存诗49首，《岑参诗集》(P.5005+Dx.1360+Dx.2974)存诗11首，《张祜诗集》(P.4878、S.4444)存诗7首，佚名诗集(S.6234+P.5007+P.2672)存诗31首。

另外三种唐人别集残本，虽不存诗歌，也附带介绍于此。其一是晚唐刘邺《甘棠集》四卷(P.4093)，窄册缝缋装。首尾略有残缺。王重民考证即《新唐书·艺文志》别集类著录之刘邺《甘棠集》。《甘棠集》专收作者所作表、状、书、启等往来公文，不同于一般的唐人别集，具有书仪文范性质。校录本见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新近出版的赵和平 《敦煌本〈甘棠集〉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除收录了《甘棠集》全文校注本外，并有导论《〈甘棠集〉及作者刘邺研究》和附论五种，对此书及相关问题有详尽的研究。其二是《故陈子昂集》(S.5971+S.5967+P.3590)，存卷八(残)、卷九、卷一○共三卷，末附《陈氏别传》，尾题“故陈子昂集拾卷，合成一卷”，为卢藏用原编十卷本。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1辑，1936)最先予以考证确认，旅法学者吴其昱 《敦煌本故陈子昂集残卷研究》(《香港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6)有全面精审的论述，近年则有英藏S.9432残片的最新发现，可以与原有三残卷缀接^①。其三是五卷本王绩集，存赋作三篇，详见下文“敦煌赋”的介绍。

不见于文献著录的敦煌诗集有佚名编《心海集》(S.3016、S.2295)和李翔《涉道诗》(P.3866)两种，前者为唐人所编佛教义理诗集，存菩提篇、至道篇、执迷篇、解悟篇、勤苦篇等，诗155首。后者专门收录与道家人物、典故和道教圣迹有关的诗28首(王重民《补全唐诗拾遗》卷一)，作者疑为中晚唐时唐宗室莆田尉李翔，吴其昱、林聪明有全面的研究和校释^②。

除了上述见于文献著录或写本自身有题名的总集、别集外，敦煌诗歌写本的绝大多数是既无集名也无编者的诗歌丛抄。其中最早由罗振玉拟名为“唐写本唐人选唐诗”的P.2567卷，经与P.2552卷缀合，所存诗作多达119首，尤以李白、高适为多。存诗最多的是Dx.3871+P.2555拼合卷，存诗210首，其中有引起学术界较多关注的陷蕃人诗72首。存诗较多的还有P.3619存诗48首，P.3812存诗62首，S.555存诗37首，S.6171宫词39首，P.2492+Dx.3865存诗21首。此外，敦煌当地诗人的作品，也不可忽略，如P.3720、P.3886、S.4654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抄、P.2762+S.6973+S.6161+S.3329+S.11564唐佚名诗抄、S.6234+P.5007+P.2672唐佚名诗抄、P.2641释道真诗文抄、P.2700伦人王克茂诗抄、P.3052+Dx.105+Dx.10299敦煌僧同题诗抄、P.3676饯送达法师诗抄、P.3967周卿泰法师诗抄等，反映了当时敦煌地区诗歌创作的水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大量单篇抄写流传的零散诗篇中，韦庄《秦妇吟》(P.3381等)最早受到学术界关注。因为《浣花集》避而不收，传诵一时的《秦妇吟》，仅有见于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的两句传世，但在敦煌遗书中，《秦妇吟》写本竟有11个之多。全诗共228句，长达一千六百余字，可称晚唐第一长篇歌行。与《秦妇吟》类似的还有女冠李季兰上呈僭帝朱泚的献诗(P.2492+Dx.3865)，唐赵元一《奉天录》因其言辞悖逆，阙而不录，终致失传。其诗竟也在敦煌写本中被发现并经考证确认。前人讳而不录，却因敦煌的发现失而复得，可谓无独有偶。近代以来关于《秦妇吟》的整理研究，可参看颜廷亮等编《秦妇吟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敦煌诗歌的全面整理，发端于王重民《补全唐诗》，此后相继问世的还有巴宙《敦煌韵文集》(高雄佛教文化服务处1965)、黄永武《敦煌的唐诗》(洪范书店1987)和《敦煌的唐诗续编》(与施淑婷合著，文史哲出版社1989)等。近十多年来，国内有不少学者集中力量从事敦煌诗歌的全面辑录和考证，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此书将写本叙录和作品辑校相结合，对敦煌文献中所有诗卷作了彻底的清理。上编考订诗集诗抄63种，录诗1401首，下编辑录散见于经头卷尾的零章断句524首(句)，为学术界使用敦煌文献中的诗歌作品提供了方便。关于敦煌诗歌的综论著作，则有项楚 《敦煌诗歌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巴蜀书社2001)，对敦煌诗歌的主要内容、艺术特色及其分类都列举大量诗例，做出了全面而精辟的阐释。

注释

① 参见荣新江、徐俊《唐蔡省风编〈瑶池新咏〉重研》,载《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② 参见项楚《王梵志诗中的他人作品》,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① 参见徐俊《敦煌写本唐人诗歌存佚互见综考》,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② 参见《日藏古抄李峤咏物诗注》影印庆应义塾本及胡志昂所撰《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① 参见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② 参见吴其昱《李翔及其涉道诗》,载吉冈义丰编《道教研究》,1965年出版;林聪明《敦煌本李翔涉道诗考释》,《敦煌学》第七辑,198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