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

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

文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活动方式，必然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与演变脉络。歌德指出：“各门艺术都有一种源流关系。每逢看到一位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吸取了前人的精华，就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①现代接受美学家姚斯进一步指出，艺术发展史比起社会历史变迁来，更具有其自身的“连贯性和内聚力”^②。这种“连贯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文学传统的存在与延续。简单地说，“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文学传统就是凝定在具体文学创作中“代代相传” 的文学经验，“是带有某种内容和风格的文学作品的连续体”^③。具体的文学经验固然是文学传统的必要内容，但是，只有决定后代文学基本格局和形态的实质性内容才能构成文学传统;同时，由于文学传统与思想传统的密切关联，文学思想以及审美观念显然是文学传统的重要甚至核心内容。

前代文学经验、文学传统是构成隋唐五代文学发展、繁荣不可或缺的背景条件，是影响其风貌的最重要的内部因素之一。然而，纵览现有隋唐五代文学研究成果，学术界对于隋唐五代文学的外部社会因素之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相比之下，关于隋唐五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内部因素及其作用之研究还比较粗略，特别是关于文学传统在隋唐五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作用之综合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①。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后曾热烈地讨论过古代文学传统及其继承问题，但对于隋唐五代文学与文学传统之关系问题涉及不深;在隋唐五代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研究中，讨论个别作家生平、作品之后往往涉及其“渊源”与“影响”问题，这几乎成为研究者撰述之惯例，不过，大多数研究者忽略接受者在文学传统的传播、构建与接受过程中之主体地位，没有将具体作家对于前人文学经验之学习、借鉴等个体性、局部性、阶段性的文学行为置于长期、潜在却具有定向性的文学思潮演进、文学运动过程之中作综合考察，忽略了综合社会文化背景之根本性导向或制约作用，较少上升到有唐一代文学传统与背景之层面进行讨论，难免见木不见林，而且，一般没有考察继承既往经验、传统与进行创新的内在关联，亦失之于简单与片面。显然，应该将侧重具体、个体作家的渊源研究与侧重特定时代总体文学精神、创作模式之综合渊源的文学传统研究结合起来，将时代环境、文化传统的宏观决定作用与作家个体的主体创造作用结合起来审视，二者宏微兼顾、互为补充，以寻找、确认文学史的发展动力，并构建其复杂的发展过程。在历来的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课题中，“初盛唐诗歌革新”本身就是一个涉及隋唐五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关系之问题，但历来的研究侧重初盛唐诗歌对于六朝文学变革之考察，而这显然只是隋唐五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关系综合问题之某一局部和侧面。不仅如此，隋唐五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改变了既有的文学格局和文学传统态势，特别是宋诗产生之后，“宗唐”、“宗宋”便取代诗、骚及其异同的讨论，成为新的贯穿元、明、清直至近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之创作传统和理论命题。这实际表明，隋唐五代文学也被视作一种新的文学传统而被后代认识、接受并产生着影响。因此，势必要考察隋唐五代文学本身作为新的文学传统之内涵及其在建构古代文学传统中的意义、作用与地位。由上可见，隋唐五代文学与文学传统之关系已不是现有个别作家研究中所谓渊源与影响等枝节问题，也不单是初盛唐诗歌革新问题，而是涉及如何认识和评价唐诗繁荣原因、隋唐五代文学创新特色甚至隋唐五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地位、中国古代文学民族传统构成等现象的重大文学史命题。

隋唐五代文学发展历史跨度将近四个世纪。隋代国祚日短，是从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重新走向统一、稳定的历史准备和过渡，而同样延续时间不足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夹在唐、宋两座文化高峰之间，只不过延续了晚唐的乱局而已。隋朝或五代之文学发展可说是唐代文学的首、尾，时间之短暂以致来不及形成自身特色。大致可以说，隋代文学是唐代文学发展的预演，而五代文学是晚唐文学风气的承袭。因此，在有限的篇幅内，我们借鉴当代接受美学的基本理论讨论隋唐五代文学与文学传统之关联问题，自然必须以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为重点。

注释

① 爱克曼编辑、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第1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② H.R.姚斯《走向接受美学》,见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5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③ E.希尔斯著、傅铿译《论传统》第1页、第1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① 关于这一问题古代学者也有一些印象性的评述,不过极其简略、零散。从20世纪初开始,由于引进并采用现代社会文化观念与文学理论等新的认识方法和价值观念,对于传统在文学发展中的表现及作用认识逐渐深入,著名学者如闻一多、林庚等对于隋唐五代文学与文学传统的关联问题提出了不少原创性、经典性的观点。林庚认为“寒士文学的中心主题”、“语言诗化的曲折历程”和“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构成了先秦文学到唐代文学发展的主要线索,见其《中国文学简史》1986年“修订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当代学者在专门研究中对此问题也多有涉及。比较而言,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和《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是目前这一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成果,其对文学思潮的清理尤见功力;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虽非专门研究这一问题,不过也涉及这一问题并显示出全局性的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