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学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同列“唐宋八大家”中。苏轼二十一岁考取进士，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读到苏轼的答卷，惊喜异常，本来想定为第一，但疑心这是他门人曾巩的答卷(当时采用的密封卷)，为了避嫌，就判为第二。后来得知是苏轼，这位文坛领袖对朋友说：“我当避此人一头地。”年轻的苏轼因此名声大震。后来又参加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科获三等的只有两人，苏轼即其一。据说，宋仁宗对曹皇后说：“我今天得才士一人，名叫苏轼;但我老矣，虑不能用，就留给子孙罢。”他被派往凤翔府任判官(司法官)，三十四岁时就做到了开封府推官(大法官)。其时，正值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连续两次上“万言书”，力言新政之弊。苏轼并非反对改革弊政，而是反对王安石新党的激进作法。由于意见不被采纳，苏轼请求外调，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元丰二年(1079)，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被突然逮捕下狱，罪名是作诗讪谤朝政。苏轼不满意王安石变法，又耳闻目睹新政的种种弊端，形诸歌咏，托事以讽，这是事实，但不是罪过。讽刺时政，这是自《诗经》以来中国诗歌的传统，“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是历代皇帝也认可的通则。御史李定国、舒亶等人深文周纳，罗织罪名，锻炼成狱，不过是想借此打击持不同政见的“旧党”。李定国之流欲置苏轼于死地，竟摘其《咏桧》诗中“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句，穿凿附会，说“龙”是皇帝的象征，应该在天上，诗中说“龙”在地下，是讽刺皇帝。连宋神宗都觉得太过分，说：“他自咏桧，干朕甚事?”据说，宋神宗曾派人夜间到狱中察看苏轼的动静，回来报告说苏轼酣声如雷，宋神宗说：“这样坦荡的人，怎能包藏祸心?”尽管如此，苏轼还是被判徒刑二年，遇赦，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散官)。苏轼生性豪爽，早年就喜读《庄子》，曾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在黄州五年，苏轼徘徊于山水之间，游文于佛道之中，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当他来到长江边上黄州人所称赤壁时，遥想当年，故国神游，一面高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面低咏“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千百年之下，犹令人想见其潇洒的风采。有朝臣建议起用苏轼，与修国史，但为执政者所沮。宋神宗无可如何，说：“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一年后，神宗驾崩，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汴京，很快便以翰林学士的头衔知制诰，朝廷一系列的重大文告都出自他的手笔。这是苏轼一生最风光的时期，当高太后将宋神宗的那一番话语转告苏轼时，这一位历经磨难的诗人感动得泣不成声。但是，他很快又卷入了官场司空见惯的人事之争，自知以他潇洒不拘的性格，难以在朝廷左右逢源，便再次请求外放，出知杭州，后来又转官江南各州。宋哲宗亲政后，改元“绍圣”，表示要继承神宗朝的圣政，新党再次上台，苏轼被一贬再贬，由岭南一直贬到人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这时，苏轼已经是年逾六旬的老人。直到宋徽宗即位，苏轼才遇赦北归，次年病逝于常州。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天才，在诗文词赋书画诸领域都堪称大家。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为宋诗的代表;其文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并称“唐宋八大家”，为古文代表;其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为豪放词派的代表;其书画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苏轼诗学陶渊明，学李白，学杜甫，学王维，学韩愈，学柳宗元，学白居易，集众家之长，姿态横生，变化多端，而以哲理、机趣取胜。其文“如万斛泉涌”，“如行云流水”，即使是漫不经心的尺牍题跋，也涉笔成趣，令人玩味。但在当时的文坛，苏轼却是以其史论和政论(奏议)著称，这些为时为事而作的文章所表达的思想，也许难以引起现代读者的共鸣，但其议论风生，笔底波澜，却依然令人拍案叫绝。苏轼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将“诗言志”的传统引入词的创作领域，“以诗为词”，突破词为“艳科”的狭隘范围，将通常只在诗中出现的田园风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以及咏物记事等内容移入词中，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和表现手法。苏轼虽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但并没有遁入虚无主义，始终以旷达幽默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即使在平居燕处中，也能时时发现生活的乐趣。他曾经发明一种烹制猪肘子的方法，而且在诗中犹津津乐道：“慢着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这就是“东坡肘子”，现在成了蜀中的一道名菜。苏轼的生活情趣，由此可见一斑。后人甚至将苏轼诗文杂著中论饮食、方药等文字编为一书，名曰《东坡养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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