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先秦历史散文·《尚书》和《逸周书》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后世又称《书经》,为儒家五经之一,是上古历史文献集。包括帝王谈话、训示、政府文告、誓词、命令以及法令草案、地理规划等等。以王公大臣为中心,以政治为内容,记言为主,记事为次。在《尚书》流传过程中,有古文与今文,真与伪,分与合等复杂问题。今传本《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共58篇,经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人的考辨,确认其中25篇属于东晋人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为魏晋人伪作,其余33篇属于汉人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可以相信为先秦古籍。这33篇中,《虞书》2篇、《夏书》2篇,是东周学者根据传闻写成,并非虞舜、夏禹时代之书。《商书》5篇,可以确认其中最早是作于殷商中期的《盘庚》篇。《周书》19篇,最晚的《秦誓》,作者是春秋初期的秦穆公。其他各篇作者,多数是史官,少数是王公大臣或学者。
《尚书》已是成熟的散文,不再是萌芽或雏形。主要特征有三:
一、不再是片断,而是长篇大论。每篇字数,少则百余,多则上千,有头有尾,有中心,有层次,结构完整,大致奠定了后代议论散文的体制。
二、采用了一些文学手段和修辞手法。如想象、夸张、形容、渲染、比喻、引证、铺陈、对比、押韵、炼句等等。具有相当强的文字表现能力,注入一定的感情色彩。
三、其题目已显示文体的区别。全书标题有典、谟、训、诰、誓、命等,是后世某些公文的始基。
下面略举数篇,稍加分析。
《商书·盘庚》篇,记商王盘庚打算迁都,为了说服反对派而对他们进行训示。文中运用一系列比喻,有的后来浓缩为成语,如“有条不紊”、“星火燎原”,至今沿用。从文章开头看,当是盘庚口述、史官记录而成。
《周书·无逸》篇,为周公告诫成王之辞,劝成王勤劳政事,勿贪图安逸。文中引用殷中宗、高宗、祖甲、周太王、文王、武王等正面典范以及殷纣王等反面事例,列举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加以对照,劝戒成王不可“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指农民)之劳,唯耽乐之是从”。全文以史为鉴,引古喻今,生动形象,层次分明,首尾连贯,感情强烈,可能出自周公本人之手。
《周书·金縢》篇是《尚书》中唯一一篇有曲折情节和完整故事的记叙文。文章说:武王得病,周公愿代武王死,武王病愈,周公也没有死。后来成王即位,周公摄政,管叔等挑拨,说周公要篡位。成王便对他产生怀疑,周公乃避居于东二年,竟出现天灾。为祭天禳灾,成王打开资料柜,发现当年周公请代武王死之史料,于是把周公接回来。故事叙述完整生动,情节跌宕有味,人物心理及个性皆鲜明突出。虽有想象夸张但不失实,纯然记事而不说理。可能是巫史事后追记,从语言看,当作于西周末或东周初。
《尚书》有少数文章用韵语。如《洪范》之九畴第五:“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好作,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句子整齐,声韵铿锵,颇似后世“赞颂”之文。
从文字技巧看,《尚书》至少有两点值得深入研究。第一、《尚书》部分文章与甲骨卜辞、殷商铭文大致同时,为何后者稚拙零碎,前者熟练完整?原因可能与记录工具和方式有关。在甲骨和钟鼎上铸刻文辞很不容易,不可能太长。《尚书》最初是用手写在简策上,战国后期再录于绢帛,所以容量较大。第二、《周书》中的《文侯之命》《费誓》《秦誓》三文与《国语》《左传》《论语》相比,时代相距不过一二百年,语言风格却明显不同。《周书》用词古奥,造句艰涩,迥异于《国语》等书之明白平畅。为什么会这样?也许前者是官方文书,用的是当时的“文言文”;而后者是民间著作,用的是当时的“白话文”,或者是用“白话文”改写原先的“文言文”,有如《史记》之改写《尚书》。
《逸周书》又称《汲冢周书》,是一部记述整个周代历史、政治、哲学、军事、经济和科技资料的文献集。其中最早的作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作于战国末期,个别篇章可能定稿于汉初。今本59篇,内容比《尚书》广泛而芜杂。大多数是议论文,比较简短,每篇通常数百字,最短的七十余字。有些文章语言风格像《尚书》,也有的接近《国语》甚至战国散文。反映出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①。其中最具文学性和故事性的是《太子晋》。此文语言平易,表情达意委婉含蓄,有时用韵语。人物个性分明,情节夸张多趣,比《尚书》之《金縢》篇更像民间传说;而问对用韵,入席赋诗的写法很像《穆天子传》之会西王母。《克殷》篇记成王克殷,纣王自杀,而后即位,释囚,放赈,班师,首尾完整,场景如画,比《尚书》之《牧誓》具体得多。《王会》篇记各国向周天子朝贡,人物和贡品光怪陆离,不少出于想象或传说,与《尚书·顾命》之实录,性质大不相同。有的写神异动物,半人半兽,颇类《山海经》。
注释
① 参见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中的《逸周书与先秦文学》部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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