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出土文献·出土简帛中的文学遗产·出土简牍中的文学遗产
简牍的发现在以前并不少见②,著名的如孔壁、汲冢等,其出土简牍早已进入了传世文献领域,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下面概述一下简帛学成立百年以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与文学有关的新发现。
1907年斯坦因在甘肃敦煌汉长城障燧遗址发现两支残简,最早曾由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著录于《斯坦因东突厥斯坦所获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一书中。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所著《流沙坠简》正确地辨析出实为《汉书·艺文志》“兵家”所著录的《力牧》佚书,其中“力牧”作“力墨”。罗振玉认为:“虽班氏斥为伪托,然千余年久佚之秘籍,虽仅存数字,然藉以窥知体例,仍可宝也。”③这是20世纪简帛佚籍的初次发现。
1914年斯坦因在敦煌汉长城障燧遗址发现一方东汉木牍,1931年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最早曾予著录,并称之为《风雨诗》。上有一诗:
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飞)沙,从(纵)恣蒙水诚(成)江河,州(周)流灌注兮转扬波。辟(壁)柱槙(颠)到(倒)忘(妄)相加,天门侠(狭)小路彭(滂)池(沱),无因以上如之何,兴章教海(诲)兮诚难过。
——《敦煌汉简》2253
——《敦煌汉简》2289②
——《敦煌汉简》496A⑥
注释
② 参见舒学《我国古代竹木简发现、出土情况(资料)》,《文物》1978年1期。③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第82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① 陈直《汉诗之新发现》,陈直《文史考古论丛》第53页。② 释文用裘锡圭《〈田章简〉补释》,《简帛研究》第三辑。③ 参见李学勤 《信阳楚墓中发现的最早的战国竹书》,《光明日报》1957年11月27日。① 参见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楚简整理小组 《一篇浸透着奴隶主思想的反面教材——谈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竹书》,《文物》1976年6期;又王志平《〈孔子家语〉札记》,《学术集林》卷九。② 参见李学勤《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载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现在对于长台关楚简的性质和定名还有争议,如杨泽生《战国竹书研究》(博士论文)认为其思想仍然属于儒家,李零《长台关楚简〈申徒狄〉研究》(《简帛研究》网站)则认为应径称为《申徒狄》。③ 参见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叙论》,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④ 参见沈文倬《汉简〈服传〉考》,《文史》第二十四、二十五辑。⑤ 参见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⑥ 参见汤漳平《论唐勒赋残简》,《文物》1990年4期;又谭家健《〈唐勒赋〉残篇考释与其他》,《文学遗产》1990年2期。⑦ 同上汤漳平文;又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95页。① 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论语〉介绍》,《文物》1997年5期;又王素《河北定州出土西汉简本〈论语〉性质新探》,《简帛研究》第三辑。② 参见李学勤《定县八角廊汉简儒书小议》,《简帛研究》第一辑。③ 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六韬〉释文及校注》,《文物》2001年5期。④ 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为吏之道》等多录格言隽语,颇有些类似后世《古俪府》之类专收俪语的类书。这在出土文献中也不乏其例,如郭店楚简《语丛》、居延汉简《愚吏》(魏启鹏《居延“愚吏”简校笺》,《简帛研究》第一辑)等都是如此。⑤ 姚小鸥《〈睡虎地秦简成相篇〉研究》,参见姚小鸥主编《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一书。出土古书的定名通常有几个原则:如果原有篇名,则依原篇名。如睡虎地秦简中《语书》《效律》《封诊式》《日书》乙种就是原有的篇题。如果原书没有标题,定名一般又有两种原则。一是考古学原则:如称“《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而不称“《黄帝四经》”。一是文献学原则,也就是所谓“首句标其目”(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三《新乐府序》)。最忌讳的就是整理者和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命名。过去银雀山汉简曾经盛传出土了古《管子》、古《墨子》等(罗福颐《临沂汉简概述》,《文物》1974年2期),其实后来经过研究,不过是《守法》《守令》等13篇而已(这是原有的篇题)。类似教训值得吸取。过去马王堆帛书整理过程中也出现过争议,如《战国纵横家书》,有的认为是《战国策》,有的认为是《苏子》,最后整理小组采用了朱德熙先生的折中意见,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这是一个较为慎重的作法。有时由整理者带来的错误命名往往更致命,如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不少学者已经指出,其首简应与他简拼缀,当为“是以君子贵成之”。这样一来,《成之闻之》的命名事实上已经瓦解了。但是我们还不得不使用其错误定名,实在是无可奈何。① 参见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② 参见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③ 参见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④ 参见胡平生《〈阜阳汉简·周易〉概述》,《简帛研究》第三辑。⑤ 参见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万物〉》;胡平生、韩自强《〈万物〉略说》。并见《文物》1988年4期。⑥ 释文用裘锡圭《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复旦学报》1999年3期),略有改动。① 释文用裘锡圭 《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复旦学报》1999年3期)第109页-113页,略有改动。② 释文采李家浩说,改用宽式。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第50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③ 参见饶宗颐《说九店楚简之武(君)与复山》,《文物》1997年6期;又夏德安(Donald Harper)《战国时代兵死者的祷辞》(陈松长译),《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④ 参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前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⑤ 参见廖名春《竹简本〈庄子·盗跖篇〉管窥》,《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辑;又《〈庄子·盗跖篇〉探源》,《文史》第45辑、《中国哲学》第19辑。①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2期。② 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4期。③ 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物保护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10期。《简报》原称出土了《战国策》《吴越春秋》等,经研究后实为《国语》等。④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1期;又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载古方等编《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版。⑤ 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藏〉》,《江汉考古》1996年4期;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1期。① 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② 参见裘锡圭《〈神乌赋〉初探》,《文物》1997年1期。修订本见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③ 参见刘乐贤、王志平《尹湾汉简〈神乌赋〉与禽鸟夺巢故事》,《文物》1997年1期。④ 多数学者认为郭店楚简的时代是战国中期,但是也有少数学者坚持其时代已晚至战国晚期。我们认为郭店楚简的下限甚至在荀子之后。参见王志平《郭店楚简〈穷达以时〉 丛考》,“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① 参见李学勤 《出土佚书的三点贡献》,姚小鸥主编 《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 第2页。② 研讨会的有关论文很快刊发在《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上就是一个证明。③ 王志平《〈诗论〉发微》,《华学》第六辑。④ 参见王志平《〈容成氏〉中制乐诸简的新阐释》,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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